鲁炜如何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一场效忠运动背后的特殊解读
在继肃清“薄熙来、孙政才遗毒之后”,中国政坛,再次掀起对于原中国网信办主任鲁炜的“肃清遗毒”运动。
据相关省份官方媒体报道,自4月25日至5月2日,黑龙江、宁夏、安徽、山东等省份陆续召开会议,表态汲取鲁炜案教训,开展警示教育。例如黑龙江与宁夏分别在4月25日和27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办公厅有关文件。官方对其又有了新的表述,如“清除了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在5月2日上午,山东、安徽两地同时召开传达会议。山东书记刘家义在会议上首提“鲁炜的卑劣行径”,这样的用词在近期各省召开的同主题会议中都非常罕见。刘家义还强调“忠诚是最基本的政治品格”。
中国各省的批判,动因之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发文,要求各省党委部署对于鲁炜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鲁炜也被公认为“定性用词‘最狠’的‘大老虎’”。中纪委通报称,鲁炜“阳奉阴违、欺骗中央”,“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等。 值得外界去探究的一个问题,用了如此之多措辞强烈的表述,那在中国决策层的眼中,鲁炜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为何又在此时对他进行批判?
“极端不忠诚”
中国政府对于鲁炜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鲁炜落马伊始,但是中国政府对于鲁炜问题的定性主要集中在“极端不忠诚”和“两面人”上。
可以说,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始,“政治忠诚”就成为中国政坛意识形态管理中的“主旋律”。从四个意识到“政治忠诚”,相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今天中国政治中,这种“党性”上的要求成了第一位(需要特别听说的,在中共的文化中,“忠诚”更多强调的是党员对于中共这个政党的忠诚,而非效忠于个人)。
例如,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就表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也曾表示中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之所以坚强有力,关键在于全体党员对党忠诚。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在党性锻炼中突出强调对党忠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就也要求中共党员必须对党忠诚。
这种“忠诚”也能够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到脉络,中国古代儒家延绵不绝地把对君主的政治忠诚进行了阐释,具有引领社会主流意识的功能,使臣民对君主的政治忠诚成为封建时代的一种定式思维,也加固了民众政治忠诚的实际行动。 但从另外角度看,儒家的政治思想也为君主如何能够得到臣子的政治忠诚提供了一些行事准则。
可以说,在今天,政治忠诚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说其是理论问题,在于需要对政治忠诚做出必要的解读,说明其内涵是什么,忠诚于谁,如何忠诚? 这就必须进行理论探讨,这种探讨有强烈的理论意义。说其是现实问题,在于政治忠诚在每个朝代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失的,其关乎政权的稳定和社会和谐。
“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
在5月第二轮对于鲁炜的批判中,“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成为前所未有的用词。令人不解的是,鲁炜只是一个网信办主任,直至其落马,都未曾担任中央委员职务,为何在批判的级别上,几乎接近薄熙来、孙政才等落马的政治局委员?一个主管网络宣传的官员,又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
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与鲁炜担任的网信办主任有关。首先从其负责的领域而言,中共建政,历来重视“笔杆子”,毛泽东战争年代更是“一支笔顶百万兵”,攻于宣传。中共办报历来相信“喉舌论”,媒体亦是国家机器。可以说,在中共的观念中,媒体舆论关乎国家安全。可以说,鲁炜在互联网问题上有意或者无意所展现出了的形象,甚至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与中南海的互联网治理态度“相左”,有可能在未来危害中国的“国家政治安全”。
而在互联网时代,媒体阵地转移到网络之上。在中国,腾讯、搜狐之类的商业网站并不具备新闻信息采编权,2015年11月,中国网信办曾宣布,所有商业网站均不具有新闻信息采编权。尽管如此,大部分商业网站仍在以“擦边球”的形式做原创新闻。有互联网从业者回忆起鲁炜给他们一批互联网媒体从业者培训时的场景:有一种努力扮亲切和蔼可亲的劲儿,又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意气风发。
可以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鲁炜也被西方媒体冠上了“中国网络沙皇”的桂冠,还被外媒称为“中国互联网的守门人”,入选《时代周刊》2015年“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将那些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地为党奉献的人,包括他的前任和继任,置于何地?总是标榜开明,将自己打造出一个“功高盖主”的形象,这对于一个部级干部而言,是一顶不能承受之重的“头衔”。
另外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对于中南海而言,无论是孙政才,薄熙来还是鲁炜,他们都代表了中共党内有典型问题的官员类型,将他们作为典型不断进行政治运动式的批判,也是另外一种政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