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产业:清华女售卵40万,包生男孩90万,客户可在捐卵者促排时当面会见(组图)
年轻女孩为了钱,选择代孕。
但随着怀孕时间越来越长,女孩对肚子里的孩子产生了感情。
最后在男友劝说下,女孩才把孩子给了雇主。
近日,陈凯歌执导的短片《宝贝儿》引起极大争议,撕开了代孕背后的伦理禁忌和法律问题,也将有偿代孕的灰色产业链再度推至公众视野里。人民法院报也迅速对该片引发的争议做出回应:“我国明确禁止代孕行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第一批代孕机构。
2001年,国家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
被明令禁止的私人代孕纷纷转入地下。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代孕产业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在地下市场,始终活跃着代孕客户、代孕中介、代孕妈妈以及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等。“90万就能成功包生男孩”“top2学历捐卵报价40万”“十年诞生一万名宝宝”……
在这条灰色产业链里,纠缠着雇主对婴儿的向往、各方从业者对巨大利润的渴望以及代孕女性被充当代孕工具的残酷现状。
以“代孕”为关键词,盐财经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轻松找到一家号称有10年历史的代孕机构。
目前由于疫情影响,这家上海代孕机构已暂停了出国代孕的业务。“之前有一些客户选在美国代孕的,代母也在继续待产。但现在想代孕的,只能在国内做。”
据该机构的中介诗诗介绍,国内的“卵妹”分布在全国各地,客户挑中后,就会飞到上海做检测、促排等,“代母”则多在江浙沪地区,为了方便管理。
提供卵子的捐卵者被称为“卵妹”,提供者多为年轻女性,代孕者则被称为“代妈”。
在市场上,一些中介会给出捐卵1-5万元、代妈14-20万等标价。在签订代孕协议后,中介会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捐卵、捐精等捐献者资料。
在这条产业链上,女性的身体彻底成为标价的商品。诗诗表示,捐卵部分在代孕套餐价以后另行收费,根据捐卵者身高、长相、学历三个维度进行报价。
客户没有要求的话,俗称“盲捐”,价格为两三万。
中等要求的,比如1米65左右身高、长相中等偏上、大专学历的,价格约为五六万。
要求更高的,标价则在7万以上。
一些代孕广告
“像研究生这种最高(价格)可以报到……就我们前几个月做了一个清华(女生捐卵)的,得40多万,那普通像厦门大学上个月有一个研究生是报到15万。”选中之后,客户可在捐卵者促排时当面会见,也可通过视频连线再进行检查。
国内的代孕项目在50万-100万不等,有标价58万的单周期基础套餐、70万的包成功套餐以及90万的包男婴套餐。
如果客户对婴儿性别有要求,还可选择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在胚胎移植前检测婴儿性别,优先移植男婴。
在移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胚胎无法着床或者检测不出胎心等意外。对每个客户,都会一次性培植十几个胚胎,如果中途失败了可以接着更换。
对于包成功套餐而言,如果两年半内没有诞生一个健康的婴儿,中介声称会退款给客户。但对于单周期套餐,如果中途失败,每一次重新移植都需要多付3万元。
诗诗称,该机构跟其他机构不同的是,捐卵者促排卵子会在三甲医院操作,代母在二甲医院或者私人医院分娩,相较于在无牌私人诊所操作更安全。客户一共需两次到上海,分别是签订合同与接收婴儿。
在长达一年多的漫长代孕周期内,中介会持续将监测的数据、视频等拍摄给客户,直到客户最后一次抱走婴儿。
另一家名为“泰德国际”的代孕机构号称成立十年已诞生了1万多名宝宝,算下来,每年平均“生产”上千名宝宝。
“泰德国际”在深圳的门店
“我们是这个行业里规模比较大的,也是做得最久的。”泰德国际一位陈姓“医助”表示。
她在与盐财经记者的沟通中显得十分警惕。“这个行业最忌讳的就是高调,机构风险大,客户的风险就大。我们安全意识非常强。”
陈女士称,之前广州地区有一些机构被查,加上一些媒体对代孕市场的披露,他们行事更加低调,不向客户提供各类纸质、图片形式的报价单。
泰德国际的海外代孕以乌克兰为主。目前,结婚夫妇代孕套餐最低价格为43万,单身包成功套餐为53万。
微信公众号宣传的乌克兰专业团队
国内代孕价格更贵,无需捐卵的最低套餐在64万起步,捐卵加10万元。但最低套餐需客户承担风险,如代母在代孕过程中流产,客户需根据怀孕周期补偿10至30万元不等。
包成功、包男孩套餐则需90万元,但代孕机构承担一切风险,对性别不做要求的话便宜5万元。陈女士称,近八成客户会选择包成功套餐。
陈女士称,之所以代孕价格这么高,是因为“代母”资源的匮乏。如果给出的佣金低,就吸引不到“代母”。
高佣金就会吸引“代母”代孕数次,同时吸引同乡的妇女等慕名而来。
“代母是最主要的,是花费的大头。我们让代母分散居住在一些富人区的别墅,伙食基本上以燕窝、鲍鱼为主。有专门的阿姨、后勤人员照顾他们,也相当于进行软性的监管。”
目前全国的代孕中介机构多达数百家,大多属于“地下交易”,代孕市场收费也十分混乱。
鱼龙混杂的背后是巨额的利润,据业内人士透露,每顺利完成一单代孕生意,机构至少获利在20万元以上。
除了隐秘活跃着的大量私人代孕机构,盐财经记者注意到,拥有5800万注册用户数的社交软件Blued也一直以“提供海外辅助生殖服务”的名义涉足海外代孕生意。
今年7月,Blued母公司蓝城兄弟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7月14日,有媒体曾披露Blued平台名为“蓝色宝贝”的代孕服务。平台次日将“蓝色宝贝”替换成了“健康百科”栏目,官网未受影响。
而目前,“蓝色宝贝”板块已重新在平台上上线。
点进去以后,用户可根据40万-60万、60万-100万及100万以上等三个不同价格预算期间获取代孕信息咨询。
客服人员介绍,“蓝色宝贝”服务从2017年开始,目前提供的海外合法辅助生殖项目仅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这4个代孕合法或有不同程度法律认可的国家。
据了解,美国、加拿大的价格较高,美国在120万以上,加拿大约在90万元起,俄罗斯大约在60万元左右。
以价格较低的俄罗斯为例,基础套餐标价约为57万,包成功的无忧套餐约为65万。
客服人员提供了详细的代孕流程图,多达20个环节。整个周期内共分6批付款,第一笔签约定金5万元,其余根据所作步骤付款。
客户共需两次前往俄罗斯,首次为一周时间,完成取精工作。第二次则是在预产期前,等候婴儿出生并办理出生证明、亲子鉴定报告等证件。
目前,针对代孕前后的流程皆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操作经验。
比如上户口,客服人员就传授道:“尽量先不要说代孕,如果说能正常办就按照未婚生子的方式办,不要透露这些东西。像北京、上海等户籍管理严格的城市,需要要求什么资料的就多耗费些时间,补齐资料。像成都、重庆、沈阳等城市,我们都已经有客户很顺利地办好了。”
即便此项辅助生殖服务一直饱受诟病,仍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蓝色宝贝”代孕生子。
Blued辅助生殖服务的点击入口
在招股说明书中,蓝城兄弟指出,如果这一服务不被社会广泛接受或受到限制,有可能对品牌产生不利影响。
即便如此,它也无法放弃这一块生意。根据最新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Blued终于首次实现季度盈利。而在此前,尽管是头部社交平台,近年来它仍一直饱受着亏损的压力。
目前其商业变现模式主要分为直播业务收入、会员服务收入、广告服务收入以及其他收入(辅助生殖)。
相较于直播等业务的增长,其他收入涨幅巨大,在第三季度达到1410万元,同比暴增213.3%,占比4.7%。显然,辅助生殖服务有着广阔的营收增长空间。
对于平台而言,有着高粘性的特殊用户群体,意味着直接的商业转化。但对于我国明令禁止代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无疑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以加拿大为例,该国《人类繁殖辅助法》规定,无偿代孕是合法的,在100%无私
的基础上进行辅助生殖,而有偿代孕是违法的。
然而,在此过程中,有偿与无偿如何界定存在不确定性,这都为擦边球的存在提供空间。
引发热议的短片《宝贝儿》中,代孕妈妈与雇主之间发生纠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现实中。
许多法律人士都指出,从事代孕的行为,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因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代孕机构和代孕客户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代孕妈妈和委托者之间签署的合同,均会因违反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社交平台上的广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月20日,盐财经记者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自2012年来,共能搜到400宗与代孕相关的纠纷判决,且近两年来呈快速增长之势。
2018年,共搜索到40宗。2019年81宗。到了今年已增至124宗。
今年8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项代孕纠纷。
2017年,尹某找到广州宝如愿健康管理咨询公司想要代孕。他与欧某、宝如愿公司签订了一份三代试管标准代孕协议,希望通过试管婴儿方式代孕一个男孩。
在签完协议之后,尹某分多次向宝如愿公司转账,合计50多万元。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2019年1月30日,代孕婴儿一出生便于当天入院治疗,诊断为非健康的高危儿。
到了3月份,该男婴不幸去世,仅存活57天。
尹某认为,婴儿是因宝如愿公司的代孕行为不当而死亡,为此诉诸公堂。
在此案中,代孕协议是否为无效合同成为争议的焦点。法院认为,《合同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订立有关民事合同不得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及我国传统的社会风俗和道德。
最终,尹某仍需自行承担50%的责任,欧某、宝如愿公司共同承担50%的责任。
代孕生子作为不受我国法律认可的行为,仅靠一纸合同根本无法保障自身权益。一旦出现意外,付出的金钱和情感也无法再度收回。
更何况,不受规范的市场环境下,缺陷婴儿的生命伦理、代孕妈妈的权益等都是无解的难题。
在产业链愈发成熟、市场乱象频出的背后,不仅需要道德的自持与伦理的恪守,更需要法律的清晰界定和现实执法的严格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