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丹丹是我同学的后妈”：孩子进入北京顶级牛校，会看到哪些残酷真相？（组图）

每年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小升初，网络上焦灼的气氛都特别浓。 

因为除了电脑随机派位，俗称“海淀六小强”的六所著名中学初中部，都会有一定的“点招”名额，给学校想要招揽的“牛娃”打去“密电”，将尖子生收入麾下。

家长为了孩子能进入重点中学“掐尖”的视野，劳心劳力。

最后的结果，也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入选的终究是少数，陪跑的总是更多。

表面上看，“奥数”被禁多年，现实里，主流传言依然在说：重点中学最青睐的尖子生，是各种奥数杯赛金奖、银奖得主。   

5月底600W粉丝的大UP主+恐龙专家邢立达发微博，“哭诉”儿子小恐龙三年区三好，但因为没有杯赛成绩，一直没接到点招密电。

小红书上有博主搬运了邢立达的微博，底下的留言更像一场久远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曾经的海淀小升初亲历者、幸存者们说：

是的，在海淀，重点中学通过奥数成绩选拔学生已经持续了30年。

第一代“鸡娃”生于1980年代初，是我的同龄人。他们中的许多，现在也已为人父母。         

这是一个无止尽的轮回吗？还是，亲历者已经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重复那个故事？         

我采访了我的好朋友小巫。

她从小生长在海淀，小学就读于中关村三小，初中被人大附中点招进实验班，高中也在人大附中。         

我们相识的那年，我在人大读大一，她刚刚高三毕业，正是进入大学前的暑假。

后来我们都经历了一段叛逆的青春。         

她对自己的中学时代，自己的母校，一直有一种批判的眼光，这是2000年夏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能感受到的。         

那时我完全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写下她的升学故事，一个为了小升初，上8个奥数班的故事。

一个从乖巧到叛逆，再到平复、自愈的故事。         

以下是小巫的口述。

我上小学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

那时候中关村三小还不像现在这么“精英子弟”。

就读的学生有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子女，也有单位司机、会计、普通员工的子女。

还有学校周边居民的孩子，一部分花赞助费就读的孩子。

我们班同学里，有一个家长是在双榆树菜市场卖菜的，还批发冰棍。

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外地的，父母在北京做裁缝，专做旗袍，手艺很好，听说给三小的校长、人大附中的校长都做过衣服。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人大附中搞了一次选拔，班里推选排名前三的小孩去考试。

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人大附中办的华罗庚奥校——这可能是北京最早的小学生奥数培训班。

那场选拔考试我印象挺深，我第一次进到人大附中的教学楼里，桌子很高，我坐在那儿，脑袋都快到桌面了，就这么做题。

给了一沓不可能有人做完的试卷，至少10页纸，特别厚，你就哐哐往后做。

后来我爸妈告诉我，一共有3000个小孩考试，选了70个人，分成2个班，每个班35个人。我就是其中一个。

于是从四年级上学期开始，我每周日就要去人大附中上华罗庚奥校。

这也是我小学时代第一个校外的课外班。如果学得好，初中就可以直接升入人大附中。

印象里，我是华罗庚奥校第二届的学生，上面还有一届。

当时这个奥数班是跟人大附中紧密关联的，可以说，是人大附中开启了全北京小学生奥数培训的热潮。

也是从这时开始，奥数成绩变成海淀区重点中学“掐尖”的核心指标。

奥校两个班一开始是差不多的，不久后就分成A班和B班，又继续招进来一个C班。

各班开始搞末位淘汰，每次考核之后，从A班选取不一定数量的人降到B班，B班选取最头部的人升到A班，B班和C班之间也是这样。

后来好像又有了一个D班。越来越多比较普通的小孩也被收进来。

我当时的成绩就在B班、C班之间徘徊。好的时候在B班，差的时候掉到C班。

当时北京的小升初已经实行片区内随机分配学校了。但很多好一点的中学都可以提前点招。

点招依据的是什么呢？

跟现在很像，主要是奥数比赛成绩、三好、体育特长、艺术特长什么的。

到了我读五年级，海淀区很多中学都跟风人大附中，办起了面向小学生的奥数班。

核心目的就是：

你要是中学想上我这个学校，你就先来报我的奥数班，反正我周末教室也空着，这样我既收了家长的钱，又能考几次试，筛出一批优质的学生，留在我们学校，何乐而不为呢？

家长为了让孩子提早一点有个出路，也不会放弃这些机会。

星期天我上华罗庚奥校，我妈在学校花园等我，总听到几个消息灵通的家长相互交换信息：哪个学校又新开了什么班，哪里又有选拔考试怎么报名，各处师资怎么样……

其他家长站在一边，假装不动声色，其实耳朵都拼命伸长了去听。

我妈担心我能不能顺利进入人大附中，就想再多几个学校保底，五年级一下给我报了8个奥数班……等于每个目标学校的“坑班”都占上了。

除了星期天在人大附中的华罗庚奥校，中关村三小自己课后的奥数班，还有：

八一学校一个，

中关村中学一个，

101中学一个，

北大附中一个，

清华附中一个，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一个。

有的就叫奥数班，有的叫超常智力培训班，有的叫什么数学训练班。都要通过考试才能上。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那个，是平时晚上的。小学大概三点多放学，有两天要上三小自己的奥数班，上完大概是5:30。

我妈接了我以后，出门简单吃点东西，就得骑车送我去海淀教师进修学校，好像也是一周两次。

周末的时间能分成几块，在不同奥数班之间穿梭，回家还要做作业。

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委屈，因为我根本就没时间玩儿。我妈也特辛苦，特焦虑。

你想想看，周末一整天一整天的上课，经常是家长给带一点简单的面包、煮鸡蛋，你课间就啃一口，吃完了立刻就得回去接着上课。

也没有保温杯，上课不能喝水，只能家长在外面准备着水，怕你渴。

后来我妈终于发现这种状况不可持续，就放弃了几个班。

101因为离我家最远，是最先放弃的。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那个讲得特别难，跟天书一样，后来也不去了。

我最密集上课外班就是五年级。

五、六年级也去考了各种奥数杯赛，迎春杯、智慧杯、还有一个什么杯，我想不起来了。

迎春杯是市里的，智慧杯是海淀区的，都有一定的选拔意味。

只要你发挥正常，基本上能看出来你在海淀区的奥数成绩能排多少名。智慧杯我好像得了二等奖还是三等奖，迎春杯也是。

然后我就被人大附中点招了。其他奥数班都不用去上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五年级那会儿，人大附中做过一次动员大会，礼堂黑压压全是人，可能是华罗庚奥校上下三届的孩子和家长。

一位校领导当时拿着扩音器，抑扬顿挫地说：“我现在就把话撂这儿，如果谁要是同时上四中的培训班，恕我们人大附中永不接待！”

现在回想，应该是四中也办了班，在争抢人大附的生源。        

我们这拨人进人大附以后，直接被编到初中的实验班，分数最高的在9班，是数学实验班，稍微差一点点的在8班，是英语实验班。

剩下那几个班，不管以什么形式招上来的，都是普通班。

我们8班的人，本质上都是奥数特长招进去的，但是我们成绩差一点，不配称自己为奥数特长班，所以只能叫英语实验班。

一个实验班大概五十几个人，两个班就一百多个孩子。

我们的教室都被安排在走廊的尽头，靠边角的地方，普通班的同学玩的时候绝对不会到我们这边来，就好像有一种隐形的分隔线。

前一阵我们小学同学聚会，有三个初中进了人大附普通班的同学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楼道里见过你。

他们说：我们都不敢去那块儿，因为感觉一去你们那儿气压就特低，都不敢说话了。

我们班有一个显著特征是——

竞争太激烈了。

你长大那个环境，如果你足够出色，肯定是班里第一名，因为其他竞争的人都太弱了，但是在我们那，你这次考好了，可能进前5，下次发挥不好，就可能垫底。

所有人都很厉害，于是始终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在。

有些同学明显的家境很好，文具盒崭新崭新，里面是成套的香味橡皮、转笔刀、尺子，和我们平常用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还有同学爸爸是开电脑公司的，或者很高的领导。

我能感觉到那种明显的阶层差别。

实验班依然采用淘汰制。9班学得不好会淘汰到8班，8班学得不好会淘汰到普通班。

然后每年会从普通班选拔一部分好学生到8班，再从8班选拔最好的到9班。

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学校都会写一个非常大的榜，贴在走廊里，一下就能看到自己排在多少名。

对我来说，那种耻辱感非常强。

我进实验班的时候，第一次考试，是第21名。没想到这就成了我整个初中的最好名次。

后来每次都考差一点，最差的时候好像考到倒数第三还是倒数第五，大概就是55个人我考到了第51或者53名。

老师每次就说：“你们这些后面的差生都给我留意，到时候淘汰你们，别怎么着……”都是这种威胁式的。

班里有好几个英语很好的人，他们课内根本不用学，因为他们在其他场合已经学会了。

你不知道到底怎么才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获得一点自信，我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信心说“我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每学期开学一般都是最开心的，然后发现上学期积攒的听不懂的，这学期也继续听不懂，然后就玩，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开始慌了，等到期末考试要来了，感觉每天去学校就像走在通往古罗马斗兽场的路上……就要和我的“塑料姐妹花”朋友捉对厮杀了。

如果我要是“杀”过了她，她就会突然不理我，下课不跟我结伴上厕所了。

我要没“杀”过她，我就可能被淘汰到普通班……真的，在想的都是这种事儿，每天处于一种惶惶的状态。

那会儿不流行说牛人，流行说牲口，谁学习好谁就是一个大牲口。

普通班的人平时会把实验班的当作怪物。

万一我被淘汰下去，我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就是那种巨大的焦虑。

同学之间的气氛，也很微妙。

白天大家都在那疯玩，下课后男生一个把另一个摁地下，玩得一身土、一头汗，但是晚上都自己偷偷学习到很晚，还不能告诉别人。

我听说，有女生让父母给自己讲昨天晚上电视剧的情节，以便第二天在学校里大声说：“啊？你都没看那什么什么电视剧吗？昨天演的什么什么……”

我也遇到过不止一次，我在那看书，然后我的塑料姐妹花好友走过来，把书给我合上说：“别看了，就知道傻学！走，咱们玩儿去。”

但当我考试排名比她高的时候，她突然就不理我了。

下次如果她考得比我好，她又像没事儿人一样热络。

还有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考了第一名，很多之前根本不理她的人下课都围到她身边，把她纳入自己的圈子。

感觉实验班里排名前10的人不会跟排名20的人玩，排名20的也不会理排名30的。

我会纳闷，为什么那谁谁谁，平时没见他/她学习，他/她怎么考那么好？

也会慢慢说服自己：有些人就是擅长学习，而我就是不擅长学习，然后就会怀疑自己，会自卑。

我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变好，他们只知道说：

“你小时候可乖了，结果你一上中学就不乖了。你小时候学习可好了，你刚考上人大附中实验班的时候，全班排21 ，结果名次每回都往下掉……”

就会这样数落我。

当年有一个男生我很佩服他，不管别人怎么干扰他，他都会不以为然地一笑，然后自己该干嘛干嘛。

比方有人过来拍他书说：你看什么呢，有什么可看的？他就只是抬抬头，看人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儿。

我当时觉得那男生定力很强，很了不起。

但是没想到，他考上中山大学以后，在大三时自杀了。

我们初中两个实验班的同学，读大学后有两个人自杀，9班一个，8班一个。9班那个上的是北大化学系。

其实人大附当年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课，意识算很超前的。但那种心理健康课，它不能改变当时的教学环境，所以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

就好像为了避免你生病，我给了你一种药，但实际上生病的是那个体系、那个环境。

它不会教你要怎么去提升自己，而是——我就告诉你，你和我的标准有多大差距。

是因为我个性比较敏感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

那些排名前20的同学可能会有高手过招的快感，但如果你不是，也很可能觉得压抑。

初中升高中，实验班很多人不用考试就直接升入本校。但我属于要考试的那部分人。我考上了，被分到了普通班。

普通班的气氛要比实验班正常得多。没有淘汰制，老师也管得比较松。

当时我们班物理老师、政治老师讲课都特别烂，就照着课本念。

后来只要物理老师上课，我就躲到厕所去，捧本闲书自己看，等到下课了我再回去。

高中时有一些同学家里挺有背景，知道自己会出国，学校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管得没那么死。所以翘课也没人管我。

2021年得了金球奖、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赵婷，就是我在人大附中时的同学，同届不同班。

初中时她在普通班，是少数几个我打过交道的普通班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宋丹丹是她后妈，她爸当过首钢总经理。

我最早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就是从她那里，因为她有随声听，有时候我们会带着耳机一起听。

她高二就去英国读书了，后来又去了美国。人大附中像她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不少。

这种重点中学，学生构成是很复杂的，会让你很早就意识到“不公平”。

那时候我就对考分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感到特别怀疑。

再加上高中开始听摇滚乐，我变得越来越叛逆。

那三年我基本没怎么学习，就是在图书馆看了三年闲书，金庸、古龙、卫斯理、周立波、张贤亮……各种小说。

我从小也比较喜欢看文学类的东西，那时候又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出口。

刚好我妈允许我每个月买多少钱的书，专款专用，我就经常去海淀图书城买《科幻世界》、《小说月报》、《音乐天堂》，淘打口带。

那时喜欢的Radiohead乐队专辑

我给摇滚乐杂志写信，发表在编读往来栏目，于是收到全国各地很多来信，结识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笔友。

大家资源都有限，会互相寄自己喜欢的磁带，交换来听。那种友谊非常纯粹，跟我初中时在实验班经历的截然不同。

从实验班出来以后，班上有很多不好好学习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是和我一样，产生了一些疑问，在这疑问里，我们在探索。

有人通过听摇滚来释放，也有人在谈恋爱里释放，还有跟我一样看小说的。

大家都想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学校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自己试图找到答案。

高三时我从理科班转到了文科班，心里隐隐觉得自己想做记者。

到了文科班，我数学能排20名左右。

虽然不怎么学习，成绩也没有多差，完全在靠数学和英语往上拉分。政治、历史我都拒绝背，应该考得很低，最后高考出分，上了首都师范大学。

我爸妈对这样的高考成绩肯定不满意。他们老对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你都能考上人大附，那你就应该能考上清、北。

只不过，我用我的行动一点点把他们的预期给拉低了，最后拉低到他们不同意也没办法。

直到高考填志愿，我妈还希望我能按她理想的路径走，她一定要让我读会计，我也听了她的，第一志愿报的首都经贸大学会计系。

结果分不够，没考上，进了首师大。

我还挺开心的，没考上挺开心。

大学里，我彻底脱离了父母期待的路径。组乐队，排话剧，做社会调查，过得特别充实。

我很享受我的大学四年，感觉把中学时的压抑都找补回来了。         

回想起来，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生活跟“真实世界”好像不发生什么关系。

学校里教你要真善美，但为什么你掏心掏肺的朋友，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就改变对你的态度？为什么有人中考比你低30分，还是一样有办法上人大附的高中？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世界的批判，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我喜欢的音乐也是那种开创性质的，就像“曾经人们都是这样循规蹈矩，但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局面”。

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东西特别吸引我，哪怕现在，摇滚乐里强调的那些价值仍然是我所认同的：爱与和平，世界大同，要做爱不要作战。

对，我觉得这些没有变过。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上大学时会跟A君在一起。

A君大我三岁，没有上过大学，之前在西北老家做乐队。那时候全中国玩摇滚乐的人都会来北京找机会，他也是。

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他当时是进了一个临时项目，帮人家做音频后期。

我觉得他特别有那种野生的生命力，人也挺聪明，自学能力很强。我们聊音乐很能聊到一起去，身上也都有反叛的底色。

A君吸引我，很大原因是：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连墙都没出过的大学生，只在 OICQ上跟老外聊过几句“我喜欢哪个乐队，你喜欢哪个”……

但A君是真搞这个的，他知道组一个乐队最必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出得来。

他直接在那个圈子里，肯定比我光聊聊要有吸引力。

90年代末，很多外地来京的摇滚乐手住在树村。

他跟人在通州合租了个房子，很穷，每天就自己关在家里做电子音乐。

我们谈恋爱以后，赚钱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变成我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记得上大学时我就经常要操心他的房租、水电费。

我爸妈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但这段感情我还是深陷其中，来回牵扯了八九年。

这里面确实有一种自始至终的反叛。

特别是当我爸妈给我压力说“你必须要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就偏要跟他在一块给你看。

好像越是全世界跟我作对，我就越觉得自己坚持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现在想想，与其说我真的觉得和A君特别合适，不如说我特别想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想脱离那种被父母管理，被父母规划、认可的人生。

记得我大学实习时，我爸把我塞到他单位的进出口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外汇单，然后去银行，把外汇单递给窗口的人，然后给植物浇水，擦桌子、扫地。一天就结束了。

我特别暴躁，觉得我干不了这个活，我实在不想过那种生活。某种程度上，我是在选择有意识地避开那种生活方式。

我那会儿也确实相信，和A君在一起的生活里才有我在追寻的某种东西。

大学毕业后，我做过画廊经理，也进过大厂工作。在我收入已经很稳定的时候，A君的音乐事业依然没有进入正轨。

我们之间的力量、关系都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分手，是我自己的思维转变了。

我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了。

我意识到，只是喊一些口号是没用的。我不想做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也发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从15岁开始，我一路叛逆，一直叛逆到了快30岁。

30岁之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

他同样心怀很多理想的期待，但又脚踏实地，在积极地做着很具体很真实的工作。

我们有很多精神共鸣，而他所处的行业和工作，也刚好符合我父母的主流预期。

直到我进入了这段新的关系，我和父母之间长达十年的紧张才渐渐缓合。

现在，我也成为了母亲，我的双胞胎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去年，离开海淀多年的我，又举家搬回了海淀。

孩子用我爸妈老房子的户口，入读了海淀区的普通小学。我们之前住的昌平，基础教育还是太薄弱了。

我并不打算加入越来越卷的“鸡娃”大潮，也没有给孩子报奥数班。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不希望孩子再重复一遍。

我觉得只要家长不把注意力放在太过功利的目的上，好的教育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想起我妈以前老说：你就是不好好学，不把心思放在正事儿上，你如果高中不是整天看闲书、听摇滚，绝对也有机会上清北！

她不明白的是，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说不定早就抑郁了。至少我自己还有一种解决方式，用它解决了我精神上的困境。

有些痛感，是父母无从理解，无从体会的。

成长，也终究是我们要独自承担的事。

写在最后：

这是一篇私人回忆，是完全个人的讲述声音。

它可能片面，不能代表全貌，肯定也有很多跟小巫升学路径相似的人，对这条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体会。

但对一所名校的实验班来说，“失败者”的声音是稀缺的。

这时候我想，也需要有另一种声音，拼图才完整。

我和小巫初识于18岁，亲历了彼此的大学时光。

她才华外溢，灵气十足，却没想到初中时常处于被淘汰的恐惧中。

作为朋友，我深深的感到，了解了她的童年、少年，才更能理解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很多事。

此刻我只想拥抱她，赞叹她为生命寻找出路的力量。

也忍不住想，如果回到她的10岁、15岁，让她更自然地生长，她蓬勃的生命力会引她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