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三位领导候选人各抒对策，撒钱能提振低生育率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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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诞节前夕，台北的一些区域装扮一新。在市郊的木栅区，天主教堂布置了耶稣诞生的场景摆设。马槽里还没有婴儿，场面看起来相当凄凉。但这却是应景的，因为台湾新生儿的数量实在太少了。

教堂对面有两家宠物美容店，是台湾家庭结构变化的佐证。在台湾，登记在册的宠物猫和宠物狗比十岁以下的儿童还多。随着第八届台湾领导人大选即将在2024年1月13日举行，台湾的年度出生率正在创下新低。

台湾的生育率是三位领导候选人所关心的众多问题之一：相对领先的现任副领导赖清德是民进党候选人；曾经叱诧风云的侯友宜是国民党候选人；柯文哲是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

柯文哲是民粹主义者，他为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提供了两大政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在11月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效地将生育率的议题政治化，专门探讨了应对出生率下降的措施。

除了宣布自己的10项政见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颖的怀孕奖金），柯文哲还借此机会讽刺候友宜的第三胎奖金计划，攻击赖清德在生育政策方面的记录。

作为回应，赖清德的团队提请选民注意柯文哲长期以来发表过的厌恶女性的言论，如“30岁以上未婚女性像残障车位”和“台湾30岁以上女性，三成未婚是国安问题”。

事实上，所有候选人都非常重视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过去三年，台湾的死亡人数一直高于新生儿人数。只有通过移民社群才阻止了人口的真正下滑。

至于候选人提出的政策，细节上的差异大于实质：具体的奖金额度不同，能够领取奖金的情况也不同。可是归根结底，他们的政策都是靠撒钱来解决问题。

台湾的长期难题

生育危机一直是台湾关注的问题。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制定并完成了早期的人口发展目标，甚至在1980年代超额完成，完美地诠释了“别轻易许愿”。1983年，生育率降至生育更替水平（在发达国家普遍认为这等于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以下，此后再也没有恢复。

在2006年发布第一份台湾国家安全报告中，出生率被确定为国家安全议题。从那时起，这个问题一直是本地和国际新闻的焦点。它与一些负面的经济和社会指标相关联：每个人的国家债务负担逐渐加重；内需减弱；劳动力供应减少；以及超高龄社会的养老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政客们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尽管如此，生育率在台湾政治中仍是一个慢热的议题——它缺乏和两岸关系的直接性，而两岸关系被普遍认为是当前政治角逐的焦点。

但是，这两大议题有一个交汇点。台湾可服兵役的年轻人已经比十年前少了很多。尤其是空军，训练有素的人员少之又少，战斗机飞行员也因经常需要应对中国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而疲惫不堪。

在中国大陆，生育率骤降，2022年跌至1.45%，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台湾面临的问题。

海峡两岸都没人有好点子扭转这一颓势。台湾大选的候选人都承诺为未来的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援，但他们无疑都充分意识到这些措施对选择生育所起到的作用有限。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女性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发挥作用”的建议似乎更不可能产生效果。

为什么生孩子的人这么少？

至于台湾年轻女性为什么更喜欢养宠物而不是生孩子，她们倾向于用经济压力作为解释，尤其是房价。在台湾，住房被公认为一个重大问题，所有领导候选人都承诺会帮助育有孩子的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但是，台湾社会约定俗成地将生育与婚姻联系在一起，已婚通常是享有福利的先决条件。台湾已婚伴侣的生育率相当高，一般标准是要两个孩子。关键问题似乎不是为什么女性不生孩子，而是为什么女性不结婚？

台湾与东亚大部分国家一样，逃避结婚已形成一种明显的迹象。2021年，25至34岁的台湾年轻人只有50%结婚。

在未婚群体中，70%的男性希望在未来某天结婚。大多数未婚女性则没有这种打算。同样，希望最终有孩子的未婚男性（61.22%）比未婚女性（42.98%）要多得多。

由于住房和养育子女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成本，因此出生率下降想必不只是由于经济压力。

郑雁馨博士分析了东亚出生率普遍偏低和下降的问题，认为其根源在于儒家思想这一文化根基。家庭和社会都是严格的父权制。就业机构的组织结构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对女性不利。

历史上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东亚社会所默认的重男轻女观念，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政府的举措常常落空，这一现象在韩国最为显著——为了遏制出生率的下降，政府推出了极为慷慨的育儿假期计划，但只有少数女性和极少数的男性会休假。

在东亚各地，台湾的社会进步程度高于中国，父权制的僵化程度低于韩国。台湾参政的女性人数众多，女性选民的投票率很高，现任领导人也是一名女性：令人敬畏的蔡英文。在地方一级担任领导职务（市长这一重要职位）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出生性别比在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偏差，但现在似乎已稳定在“正常范围内”。

鉴于女性在台湾享有的相对优势，尤其是相对于韩国而言，台湾出生率特别低的可能变数值得深思。在俄乌战争第一年，研究人员对乌克兰、波兰和台湾的心理健康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台湾受访者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仅略低于乌克兰，而女性群体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台湾人对战争的间接体验是基于对本国未来发生冲突的预期，这似乎引起了台湾人的高度焦虑。

这项发现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除了其他社会力量影响着台湾人在生活方面的抉择，他们是否还生活在对国家未来担忧的暗流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出生率下降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危机似乎是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在这场恶性循环中，在地缘政治方面缺失的安全感正在影响着台湾人的生育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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