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被收窄的现代化和被推上神坛的西方化

导语：“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时隔6年，中共决策层再度以中央全会的高规格来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以“第五个现代化”为总目标以来，“第五个现代化”就成为了过去6年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维度。如今，在今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决策层再度宣示一个重点议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以目前外界舆论的反映情况来看，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社会似乎并未对“第五个现代化”引起太多重视，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过去6年中共推进的“第五个现代化”改革，纵使有所了解，亦不认同中共所做的改革合乎他们眼里的“现代化”标准。究其原因，除了因为中共体制的确有许多不够现代化的地方，人治和专制遗留仍然严重，一些执行官员的“高级黑”、“低级红”老是授人以柄，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是海外社会普遍受西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习惯于认为中共改革只有越来越接近“西方化”的三权分立、选举民主，才算真正的改革或者说“现代化”，反之，任何改革都有背离他们心中历史潮流的嫌疑。这种想法的背后说明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社会许多人，对“现代化”的认知存在某种迷思，甚至有意无意之间将“现代化”收窄为“西方化”，对中共改革产生认知隔阂。

“西方化”何以等同于“现代化”

在分析“西方化”和“现代化”关系之间，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原这两个概念的真实含义。所谓“西方化”，主要指的是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学习西方已有经验，最终达到一个和西方社会大同小异的状态。所谓“现代化”，简单地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这里要明确的是，传统和现代并非二元对立或者割裂的关系，现代更多是一种对比性称谓，绝非人类历史的终结点，不可过度拔高或意识形态化。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化”，是指相较于过去，社会各方面变得更“令人满意”、“有效率”，处于不断改善进步过程中。

不难理解，“西方化”和“现代化”是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术语，本不应该简单混同，但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港台社会和中国内地自由派，习惯于将这两个术语划等号。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西方的先进、发达和强盛被意识形态化和神圣化，造成许多人都不自觉中以为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人类所有社会最终都要通往的历史彼岸。

众所周知，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才让分散、孤立于地球各地的世界开始真正意义上进入全球时间。16——18世纪相继发生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革命，让西方迅速强盛起来。正如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凭藉技术爆炸和生产力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国家得以领先世界，并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和全新的观念体系。在此过程中，落后国家和地区在震撼于西方船坚炮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潜意识地效仿乃至崇拜西方文明。

比如，19世纪中叶的日本正是在美国黑船来航的冲击下打开国门，进而开始“脱亚入欧”。同样情况，1840年的中国在遭受鸦片战争的屈辱后，顿时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早已腐朽衰落、百弊丛生的清王朝在西方国家和明治维新的日本面前节节败退，香港和台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从中国割让出去，成为深受西方或日本影响的殖民地。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先是在技术层面尝试推行“西方化”，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又开始在制度层面“西方化”，爆发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由于屡屡碰壁，进而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正在此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甚至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的社会主义思潮得以传入中国。孙中山曾评价社会主义思潮称：“中国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不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尚待二三十年后才大盛，彼时中国主流知识界依然在沿着洋务运动以来的“西方化”逻辑，由技术、制度及文化，层层递进，流行“充分世界化”乃至全盘西化、全面反中国传统的声音。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反思乃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向西方学习。（VCG）

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但后来他有所反思和修正，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说法，主张“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陈序经的想法比胡适激进，身为当时中国著名教育家的他，1933年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时“特别主张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全盘西化”，他还批评胡适的“充分世界化”有含混的嫌疑。这种观点在当时主流知识界比较有代表性。

后来随着中共建政，情况有所改变。继承五四运动遗产、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尽管一度反传统，甚至曾认为孔子学说“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馀地”，但目的不是为了简单的“西方化”，而是效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势均力敌，两分世界。但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教条，社会主义阵营普遍遭遇治理困境，酿成不少人道主义灾难。以中国为例，由于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政治灾难，改革开放后的知识界，用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的说法是，自由主义“被普遍地赋予了真理性和正义感”，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移情”现象，当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完美理想破灭之后，人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填充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当然，这个新的“理想国”就是“西方”。

而在国际上，一方面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冲击，社会主义思潮陷入空前低谷和窘境，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下《历史的终结？》，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最后形式。另一方面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都非常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将之运用于治国政策，让其占据国际话语优势。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冲击着全世界人的认知。至此，在海内外许多人的观念里，“现代化”往往被有意无意之间等同于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精髓的“西方化”。

正在发生的改变

任何事情被推到极致或者意识形态化，都容易产生问题。“西方化”的情况便是如此，当冷战后越来越多的人将“西方化”视为“现代化”，对西方模式有一种迷思，甚至将价值和制度混淆，不考虑各国或地区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和现实国情，盲目推广西方制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水土不服，酿成事与愿违的结局。

过去二三十年里，西方国家在推广其眼里的普适制度、普世准则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2010年西方在中东策动“阿拉伯之春”，意在输出选举民主，结果却造成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导致伊斯兰传统强势复归。以今年6月在庭审中因心脏病骤然死亡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为例，他是在“阿拉伯之春”背景下成为埃及现代史上的首位民选总统，结果他上任后把埃及带往“政治伊斯兰”方向，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新的“法老”，经济治理更是一败涂地，在他执政末期，埃及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有接近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或临近贫困线，社会抗议此起彼伏，最终仅仅执政369天，就在军方的最后通牒和超过1，400万民众的抗议声中倒台。这种动荡不仅出现埃及，还不同程度上发生在叙利亚、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再如，土耳其本来在一战后就已透过“西方化”建立世俗民主政体，但随着崇拜西方的强人领袖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逝世，保守的伊斯兰传统借机复兴，并在近些年强人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领导下，再次成为一个与世俗民主政体渐行渐远的政体。

黄背心运动暴露出西方社会不少弊病，理应引起世人的反思。（Reuters）

西方内部也陆续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右翼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英国脱欧等问题。法国黄背心运动就是一个教训。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的法国，累积了大量社会问题，极右翼快速蔓延。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有意去解决问题，可由于沿袭自由主义的旧套路，让普通民众沦为资本自由的代价，从而酿成他上任以来最大危机的黄背心运动。这说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体制既非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又非包治百病的万灵丹。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是眼下被反修例风波困扰的香港。长期以来，香港都被外界视为成功“西方化”、“现代化”的一个象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经常称赞香港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美国传统基金会更是连续25年，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可今次反修例运动撕开了在美丽外衣下香港的真实一面：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地产业，结构单一、畸形，青年就业出路狭窄；利益集团愈来愈富，普通港人薪资却多年如一日，难有实质性提升；贫富悬殊极端严重，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基尼系数高达0.539，远超联合国划定的警戒线0.4。这不断滋生港人的怨气、怒气和戾气，埋下反修例运动土壤。

与之相对的，一些新兴市场不断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成为冷战后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国家发展案例。打破过去多年未曾停歇的“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迅速由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崛起为日益开放多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了一篇文章《“美国梦”焕发在中国》称“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阴魂不散、政治受到威权严格限制的国家，生活着世界上对前景最乐观的居民”，居民之所以乐观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经济扩张，8亿人口摆脱贫困，这是美国人口的2.5倍”，“中国人口曾经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它成了世界中产阶级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亦曾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不仅将数亿人从贫困和疾病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还建立了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在那里，人们生活的改善是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进步之一”。当然，今天中国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短板，共产党的专制与暴力情愫和现代化治理能力仍然非常不尽人意，但能在短短40年时间创造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就足以说明必然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有益经验。事实上，连福山都已经公开坦承：“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未竟的“现代化”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过，现代并非是一个既成形态，而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诚如斯言，过去几百年的人类历史发展经验足以说明，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人类应该继续探索，为世界提供更多另一种可能。

不必讳言，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西方社会创造的一套价值观、理论体系、制度准则的确在引领人类现代化道路，甚至其中许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人类核心价值的重要构成。譬如，人们经常提起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理性，早已成为全世界的“重叠共识”。西方创立的一套权力制衡监督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样是非常了不起的制度设计。但问题的关键是，过去多年许多人将这些价值和制度意识形态化，似乎只要亦步亦趋西方的既有经验，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其实不然，纵使是西方社会在实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制度时，都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甚至背离了价值和制度初衷。就好像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等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它们打着自由民主之名，却根本无法实现自己设定的标准。

而以今天中国为代表的另一种路径，只要外界能放下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走出思想的樊笼，在文明多样性的开放视域下审视，就会发现其之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意义。当然，中国经验最终能否走通，尚待观察，对于中共来说，尤其要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来补齐短板，用经得起检验的制度设计来证明自己能够满足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理性等价值诉求，提升自身的解释力、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当海外社会普遍疑虑中国现代化能否实现时，中共能做的只能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拿出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范例。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是西方模式还是中国经验，最终都应该是为了各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和令人向往。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反映了人类这种理想，如果说过去200多年是西方在引领、主导和定义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今世界有可能将进入中西乃至更多模式相互竞争的阶段。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走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重新审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第五个现代化”，就不再是乏善可陈的事情了，而是一种不妨多些耐心、乐见其成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