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卢氏兄弟，哥哥教中国专家造原子弹，弟弟帮美国人造战斗机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选择。

与考试不同，人生的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通往“成功”的路也不只一条，但是每个选择的背后都应有一把钢尺——“道德”与“良知”。

在那个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地“旧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思索践行救国之路。耳熟能详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几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始终站在正义和公理一方。他们不畏生死，奉献一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的工农阶级，建立了共产党，开辟了新中国。

大浪淘沙，革命是残酷而血腥的，也有很多人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走丢了。参加共产党一大的13人中，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在面对困境时，选择了自保和背叛，虽然换取了一时的风光，却永远被钉在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遭后人万世唾骂。

曾是亲密无间的战友，转眼就成水火不容的对手，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这不是《走近科学》，而是时时刻刻都在上演的“两难抉择”。抛开政治人物不谈，那个年代的科技工作者们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一样不少，他们又是否能坚守初心不辱使命呢？

我们来说一对卢氏兄弟，卢鹤绂和卢鹤绅。说起哥俩的父亲卢景贵，那可是赴美国留学的高材生，回国之后还担任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路政委员，他们的母亲崔可言也曾赴日留学。留学家庭中长大的哥俩，与同龄孩子相比，眼界和见识自然高出一筹。于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立下科学救国、科技兴邦的伟大志向。

卢鹤绂

1936年，哥哥卢鹤绂获得了燕京大学（北大的前身）的学士学位，拿着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的offer踏上赴美之旅。

1937年，卢鹤绂用自制的聚焦型质谱仪研究热盐离子源的发射性能，他将带状薄钛片上焊上一个小白金盘子，将含锂矿石粉末放在盘中，之后通过电流加热钛片，观察锂离子的释放过程。经过多次试验，卢鹤绂终于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还因此发明了时间积分法，纠正了当时学界的一些错误观点。

1938年，卢鹤绂在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发表文章《锂离子的低温热源》，介绍他研究热盐粒子发射同位素效应的成果，并公布了他测定的锂7、锂6的天然丰度值，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关注。美国一家报纸在醒目位置打出：“中国人在称原子的重量！”

就这样，卢鹤绂成了精确测定锂同位素丰度的第一人，也为日后国际同位素表上提供了精准数据，并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出色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卢鹤绂被明尼苏达大学聘为物理学系助教，还做了美国物理学会会员。

1939年，卢鹤绂硕士毕业，后师从尼尔和朗包教授进行博士论文研究。1941年，卢鹤绂的博士论文《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及在分立硼同位素上的应用》顺利通过，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后来才知道他的这篇博士论文被美国政府列为制造第一批原子弹和反应堆的绝密资料，许多年后才被允许以摘要形式公诸于世。

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哥哥这么优秀，弟弟也一定不会差，卢鹤绅的成长之路又是怎样的呢？

与卢鹤绂不同，弟弟卢鹤绅1917年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是个典型的ABC（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幼年时才随父母回到中国。

少年时的卢鹤绅觉得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凌，战乱不休，就是因为军事实力太差，他下定决心为中国的空军战机研发做出贡献。于是高中毕业后就毅然跟着哥哥一起去了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读书，他选的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航天工程专业。民国政府对这批留美学子寄予厚望，他们在美国的学费和生活起居由中国政府全额买单，在当时来说，算得上一笔巨款。

然而去了美国之后，卢鹤绅发现原来这里才是“天堂”，他不但再也不用为了吃喝发愁，还能享受到无比优越的生活。卢鹤绅心说：我干嘛要跟我的傻哥哥一样，把满腹才华和毕生所学带回中国，继续吃苦受穷，那不是明珠暗投的不智之举吗？何况卢鹤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本就在美国出生，只要自愿放弃中国国籍，就可以顺理成章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美国人”。

这时候的卢鹤绅已经完全忘记了爱国爱家的祖训，背离了留学报国的初心，现在的他眼中只剩下了资本主义的纸醉金迷和逃离险地的自鸣得意。另一方面，设计武器方面的才华也让卢鹤绅意识到，只有在美国，才能把他脑海中的图纸变成现实，这里有取之不尽的科研经费和世界上一等一的武器工厂。

卢鹤绅

1940年和1943年，卢鹤绅先后在纽约野牛城克里斯飞机场担任工程师，在纽约长岛共和飞机厂担任高级工程师和空气动力系主任。1964年，卢鹤绅来到格鲁门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在此期间，卢鹤绅参与设计了美国F14熊猫战斗机，以及P40、P47、F103、F105等多款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

卢鹤绅花费了中国政府的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却最终选择留在对立阵营，为他国军事力量添砖加瓦。国人听到消息，都对他这种“投敌叛国”、“汉奸公知”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他辜负了中国亿万同胞的希望，不知感恩，不知羞耻，甘心情愿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反观选择回国的大哥卢鹤绂，难道他当时就没有对美国心动过吗？难道美国人就没有用种种充满诱惑的条件“策反”他吗？难道只是因为他没有生在美国，就只有回到中国搞研发这一条路可走吗？

我想答案都是否定的。

跟设计战斗机相比，卢鹤绂研究的领域是与“原子弹”这种终极大杀器相关的，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卢鹤绂没有选择留在美国，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忘记初心。对他来说，留学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手段，只有回报自己的祖国才能实现人生的意义。

1942年，卢鹤绂撰写了“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论文，预见了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他通过研究发现：1公斤铀235全裂变产生的原子能相当于2500吨优质煤燃烧时释放出的能量总和，并在论文的最后写道：“这种浓度的原子能一定有特殊用途。”这也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核裂变的实验发现以及理论认识的文章，并预见了核能大规模利用的可能性。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威力据测算相当于2万吨级的TNT炸药。同年8月，美国就把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丢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卢鹤绂预言的“特殊用途”一语成谶。

1947年1月，卢鹤绂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重核二分之欠对称”的研究简报。不久之后，他又分别在《科学世界》和《原子核论丛》两本科学杂志发表了“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的文章，更加全面介绍了发现核裂变的过程，对裂变现象的理论认识及原子堆、原子弹的发明经过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也就是在这一年，卢鹤绂在美国《物理月刊》上发表了“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一文，世界上首次估算了铀235原子弹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临界大小的简易方法的全部原理，被美国相关文献及专著广泛采用，一举震动了美国的科学界，他们认为卢鹤绂是“第一个披露原子弹秘密的人”。美国人一直高傲地认为自己的科技水平世界第一，怎么都想不到仅仅在原子弹问世的第二年，深陷内战中的中国居然就能揭开原子弹的神秘面纱。

卢鹤绂

新中国成立后，在卢鹤绂的带领下，他的科研团队再次取得了多项重要的科技突破：1951年，他写下“容变驰豫方程”，被世界公认为“卢鹤绂不可逆性方程”。卢鹤绂借此推算出一种比原子核的传统均匀模型更优越的最早期壳模型，并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2月发表了核模型的相关论文。

1955年夏，卢鹤绂奉命调任北京大学中子物理学研究室工作。在“546信箱”培训班里（原子弹研发优秀人才培训班），卢鹤绂主要教授“中子物理学”及“加速器原理”两门课程，同时还讲授“核物理”、“磁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学”等学科，先后为新中国培养出近90名核物理学家，许多人后来还成为了“两弹元勋”。不夸张地说，卢鹤绂就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吹哨人”和“启蒙导师”。

美国人一定非常后悔，后悔当初把卢鹤绂“放虎归山”。至于后来美国方面有没有利用卢鹤绅打亲情牌来争取卢鹤绂的“归顺”，并没有相关文献记载。不过笔者坚信他们一定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付诸了行动，只是卢鹤绂意志如铁，从未动摇。

同父同母，一奶同胞，却因选择不同，最终分道扬镳。一个选择给美国人“打工”，做了人家的武器专家；另一个选择科学报国、科技兴邦，毅然决然放弃优渥的生活、无尽的财富返回祖国，在陋室之中，依然笔耕不辍。

卢鹤绂

老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于两个个体来说，他们的选择都是“对”的。如果卢家兄弟只是普通人，我们不会多说什么，但是还有句话说得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掌握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科学家来说，他们的站队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体选择，更应该秉着一颗爱国心和使命感以报效祖国、回报人民为荣。

那么卢鹤绅真的从一开始就错了吗？也不能这样武断地下定论，毕竟解放前国内真的乱成一锅粥，政局不稳，科技人才回国的各种福利政策也都难有保障，多替自己考虑一些无可厚非。只是你就算选择留在美国，也不要把自己的才华毫无保留施展出来，都用来给帝国主义研发武器吧。完全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来个一言不发，毕竟你心里清楚，自己当初在美国学习期间的所有花销都是中国政府替你承担的呀。

卢鹤绅的“资敌”行为，有他的问题，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卢鹤绅只是无数留洋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名气不如他大，成就不如他高的科技工作者也在那时选择把根扎到异国他乡，在那里开枝散叶，世代生活，为他国发展贡献力量。

难道他们都是心甘情愿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还要时常感受低人一等的落寞吗？我想有这样的人，可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出去的人还是因为国内的科研环境比较闭塞，各种福利待遇难也有保障，不愿意自己的人生蹉跎，不希望自己还要为生计发愁，百般无奈之下，才选择出国谋生。

中国的科技人才流出，目的地大多都会选在美国。这也不奇怪，美国一直用最好的待遇和科研环境，吸引着全世界的科技人才汇聚一堂，其中尤以华人居多。如今我们在美国的电影电视剧中见到的科学家、科技控，大多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后裔。

读书可是一件苦差事，科学家们读了半辈子书，又夜以继日地写论文、搞科研，能取得一点成就真的不易。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需求，不能要求科学家的境界就必须得比贩夫走卒高出一筹，只有国家出台足够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才能最大程度改善我国科技人才流出的难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在科技人才引进和保障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一直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1988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技兴国势在必行。

知易行难，要实现科技兴国怎么能少得了科学家们，而走在科技最前沿的他们自然需要得到足够的科研经费和贴心保障。只有这样，科学家们才能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国家科技进步这一件事上，不用再为了生计发愁，让回到中国、造福中国成为他们“唯一”且“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