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做海外代购如同闯雷区 违规被抓或遭遣返

海外代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很多人不知道,在海外代购大军中,在国外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占了不少“份额”。然而,对于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留学生来说,做海外代购生意靠谱吗?做代购生意的留学生现状如何?他们面临哪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图片来源：法制日报）

如今,如果你没有一个微信账号,你就像被时代给甩了;如果你没有一个网上支付账户,那你还是一个落伍之人;如果你什么都有,却还没有尝试过“国际代购”“海外邮购”,那么你仍旧算不上“潮”。

然而,直接在海外网站购物、找转运公司邮寄的“海淘族”只是少数,很多人受制于英语水平或是怕麻烦,都不愿意通过如此曲折的方式买东西,但他们仍有买进口货的强烈消费需求,于是催生了庞大的代购群体。在代购群体中,“主力军”则是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和空姐。

现在,出国留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条件反射”——得知哪家的孩子出国留学,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以后代购就靠你了”。其实,这只是一句半玩笑半恭维的话,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些孩子到了国外之后倒真做起了代购。有些甚至人还没出国,就先在微信朋友圈里打起了招牌,也有些留学生发展得还不错甚至当起了职业“买手”,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每天更新着各种特价打折信息或者晒出在商场采购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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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让人不禁怀疑,留学生到底是出国读书的,还是去做代购的?

徐明(化名)从2011年就到澳大利亚留学,从大学本科念到研究生毕业,并在当地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她的学生时代,身边就有不少华人同学在做代购生意,但她踏入这个行当很晚。

“代购刚开始那几年，别的同学往国内寄几罐奶粉,赚到的钱比我在麦当劳打8小时工还多。”徐明说,她虽然很早就知道代购利润丰厚,但在寒暑假和平时课余时间,她更愿意做一些能跟人交流的工作,因为对当地社会了解越多,就越容易在那里“扎根”。

徐明真正踏进代购圈，最初是为了给国内的表姐和外甥女采购母婴用品。在购买过程中,她发现国内外存在着不小的信息差,“比如这几年澳大利亚版爱他美奶粉价格被炒得很高，以前没有那么贵，是被中国人炒起来的，而且还会经常断货。其实,澳大利亚家庭大多会选本地其他几个品牌的奶粉，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经过几次代购实践,徐明挑选到了靠谱的物流公司,也掌握了超市打折的频率,这些经验令她不知不觉具备了一个专业代购的资质。于是,徐明也开始为其他熟人代购澳大利亚产品。随着圈子扩大,一些间接的朋友也会来找她,她开始收取一定的代购费。

在“澳代圈”里,最热门的是母婴用品和保健品,比如奶粉、米粉、蔓越莓胶囊、鱼肝油、麦卢卡蜂蜜等都是热销款。徐明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很多人都是有了孩子之后才开始找人代购国外商品,目标很明确,主要就是奶粉。现在,代购人群越来越多元化,代购货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多,比如钙片、鱼肝油等老年人需要的营养品就很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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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还发现,中国人对“洋货”也越来越了解。“大家根本不需要我给他们宣传保健品的功效,他们有很多渠道去了解,一般只问我能不能买到,再让我帮他们算一下重量,保障物流成本最小化就行了”。

在徐明看来,不少留学生选择做代购也有自己的原因。“做代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体验当地文化的过程。体验当地文化不仅是游山玩水、吃喝。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是市场经济,做代购,做生意,了解当地的商业信息、物流信息、海外需求,这才是真正了解当地文化”。

利润也是吸引很多留学生做代购的一个原因。“一种就是赚取差价。这种模式要求你对各种资讯有全面及时的了解,利润高的时候对半赚。另一种就是你让客户自己到国外各大网站挑选,然后再向你提供货品型号,谈好价钱,给你定金等发货。第二种方法比较简单、省事也比较流行,但是利润相比第一种而言要低一些,一般来说也就是商品价格8%的代购服务费。”在美国做代购的珊珊对记者说,代购费用的计算公式是:(官网价+消费税+代购服务费+美国国内运费+国际运费)×汇率+可能发生的关税。

在加拿大读商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小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通过做代购生意,他可以自己赚取生活费,也可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小刘代购的商品以保健品为主,也包括客户要求的其他东西,比如说奶粉、Canada Goose外套、Herschel背包,甚至冰酒、枫糖等,“每一件商品,我会多收10%到15%的钱,客户一般都通过支付宝打钱给我”。借助微信、微博这样的社交网络平台,小刘经常发一些最新的折扣商品信息,这样他可以把客户群体扩大到亲朋好友以外的人群。

在同学校法学院学习的小冯,用课余时间做代购已经有两年时间了。和小刘不同的是,她不是在微博、微信上找客源,而是直接在淘宝的“全球购”开起了自己的网店。

“‘全球购’上有很多海外留学生,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包括欧洲、美国等。每一周,我们都在平台上发布本地的折扣信息,然后平台会做比较,挑出最低价。”每一单交易,小冯可以拿到商品价格的10%,“全球购”平台会直接把这笔钱打进她的银行账户。而且,相比于快递,小冯更青睐“人肉”,即朋友或熟人回国时顺道带回去。“我刚刚请朋友带回去一个包,付了平常两倍的价格,这在折扣季挺常见”。

不过,近一年来,我国海关对“人肉代购”实行了严查。小冯表示不会放弃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客源,“大部分代购还是选择邮寄的方式寄货,‘人肉’因为可携带的货品有限,所以事实上并不常用。除非是一些价格非常高的货物。但是这样的货物一般数量不会很多,被查也能说是自己的”。

近几年,电商巨头纷纷进入海外代购市场,对徐明这样的留学生代购生意多少造成了一些影响。“以前大部分人对代购最大的担忧就是货源是否正宗,所以倾向于找认识的人做,现在上天猫、京东都能买到澳大利亚产品,大家觉得大平台的货应该靠谱,就不用那么麻烦找代购了。而且大电商资本充足,会提前备好现货,发货速度肯定比普通代购快。”徐明说。

除此之外,客源是困扰很多留学生代购的大问题。在微博、知乎等平台上,有不少留学生代购都在提问“如何寻找客源”。

“拿我自己举个例子。我在法国做代购有一段时间了,经常在微博、豆瓣小组、知乎甚至是QQ空间上面做推广。每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特性,如果不遵从特性,就很有可能被封号。比如微博,我经常发母婴相关的知识,里面穿插一些法国奶粉、母婴药妆的广告。如果有人回应,我就把他们加到微信里。”目前在法国上大学本科课程的刘继月在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自己的“生意经”时,说了一系列专业术语——“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了,我们叫流量碎片化、平台去中心化、入口多样化,所以需要全平台覆盖战略。现在我在尝试通过优酷、美拍、秒拍、今日头条等平台开展业务,但是人力财力有限,只能慢慢来了”。

“一般留学生代购的初期瓶颈在于客户资源,人在国外,国内没个帮手发展客户真的很难。第二个瓶颈在于你的采购能力,留学生因为要兼顾学习,每个星期达到一定量以后不可能自己去采购,只能拜托同学代为采购。”徐明说。

按照圈内人的说法,即使是代购,内部也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有竞争的地方,就有马太效应。于是海外代购也分出了许多层级来:留学生或华侨个人性质的代购,这大概是所有代购的起点;全职的代购个人玩家;合伙的代购,这里已经有资本汇集,有分工合作的意思,而且通常这种形式的代购议价能力相对个人会强很多,并且也不一定只做零售业务;公司性质的代购,当公司体量增加,需要明确的分工,公司里不再是“每位员工都是老板”了,专业的打工一族出现。而且,当资本体量增加,一些代购甚至已经变成了批发商。

给记者进行上述分析的,是已经拥有多国海外代购团队的张先生,他便是最高级别的代购类型。

“我以前招代购团队时,就明确不招留学生,因为时间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证。”张先生说,“做代购很辛苦,以我的经验来讲,我真的不建议学生做职业代购,因为学生时间精力确实有限。我在国内做代购的辅助工作,与在读书的留学生和嫁到美国去生活的主妇都合作过,两者的合作经历迥然不同。学生还是没有精力和经验,你需要考虑他的考试、各种作业等,与他们合作会心惊胆战。如果你真的想把代购当成事业做,就得找职业买手,一长久二踏实”。

按照张先生的说法,留学生代购的劣势是“不可能和大代购拼价格,留学生代购可以把自己的代采费降到没有,但是在物流费用上基本要被坑死”。“最难解决的是资金流。以购买荷兰奶粉为例,代购时花的是欧元,国内客户付的是人民币。荷兰对个人银行异常进出监察比较严格,所以这方面需要自己解决。多次大量打入欧元,有可能被查账,到时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买奶粉不犯法,卖奶粉也不犯法,但是偷税漏税就是你的错了。”张先生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

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徐明也打算结束自己的代购生涯,因为“不好做”。

“以奶粉代购为例,已经渐渐归为大发货商的天下,个人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会慢慢变成寡头,要么被大电商吞并,要么自己做成大电商。目前留学生不可能做到大量代购,起码我没有听说有留学生做到大量代购。如果真有留学生做到大量代购,也就意味着不用读书了。如果有留学生每周做20箱以上奶粉,我就很佩服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留学生由于自己的阅历、知识、人脉等关系,再加上生活和学习上的事情,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徐明说,“代购奶粉一开始是营销,然后是统筹、物流和人员管理,最后就是人脉和人格了。父母把孩子送出国读书不容易,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见了很多留学生不好好学习,把留学变成游学,不断重修、留级、肄业,最后骗家人、做假文凭。所以,对留学生而言,一定要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搞代购”。

“遣返”这样的字眼,陈小鹏(化名)从来没有想过会与自己“近在咫尺”。在荷兰留学的陈小鹏差点被遣返,原因则是因做代购产生的税务问题。

“荷兰留学生签证有打工限制,但是没有代购限制。两者不一样。被遣返不是因为代购,而是因为偷税漏税,性质完全不一样。主要还是账目上的问题,学生身份不能打工也就不能有进账,也就不能报税。如果留学生做代购,钱过了手可能就会偷税漏税,就会涉嫌犯罪。”在微信上,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的陈小鹏向《法制日报》记者大概叙述着自己的经历,“最后还是在荷兰的家人帮忙解决了困境”。

走出困境的陈小鹏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最起码的一点,我认为留学生没有工作许可是不可以做代购的。现在通过国内微信、支付宝、银联转账都有限制,我不认为留学生可以解决这种庞大现金流的问题。欧洲账户进账频繁,银行会给你信函,如果数额巨大,税务局就会查个底朝天”。

在美国留学的杨萍,在干了3个月代购后选择了放弃,因为一次“普法”。杨萍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美国,如果要对已购买的商品进行二次销售,需要有二次销售证明以及缴纳相应税款,“很多代购的留学生都忽略了二次销售的合法性和缴税意识。在中国入关时,不缴或少缴税款,将归属于‘涉税走私’。如果累计逃税5万元以上,会被判处走私罪。由于在美代购的留学生还属于学生身份,一旦转卖、偷税记录被学校发现,学生很可能丢失合法的在美身份,甚至被直接驱逐出境。可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会普查每一个学生是否有逃税、走私行为,所以很多学生是在夹缝中冒险赚外快”。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些,前一阵子看新闻里说有学生做代购要被遣返,就赶忙去咨询,才知道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杨萍说,另一方面,代购行为会不知不觉占用学生越来越多的时间,一旦平衡不好学习和代购所占的时间比例,学生容易出现平均成绩点数低、出勤率不高等学术不良行为,“我听说,有留学生因沉迷代购生意出现了平均成绩点数持续走低的情况,最终被学校劝退”。

对此,移民律师郑毅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代购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工作的一种。然而,在美国,外国人必须获得工作许可才能从事工作。留学生拿的只是外籍学生非移民签证,在校外工作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进行,而持配偶陪读签证的则完全不允许工作。持特殊专业人员或临时工作签证的,其签证身份也只允许为特定的雇主工作。因此,不少留学生及持非移民配偶签证者从事代购行业,实际上已属“非法工作”。

“如果以营利为目的大量帮人代购,则属于未经授权进行工作。通过微信、淘宝等在美国进行代购的行为,与在餐馆打黑工等行为相比,较为私密,且交易结算多在中国进行,不易被觉察。然而,这并不代表该行为合法,仍存在风险。”郑毅说,尽管目前尚未有因代购行为败露而导致非移民身份被取消的案例,但并不代表代购行为无迹可查。代购需向海外寄出大量商品,同一人名和地址长期寄出大量的包裹,有可能引起海关察觉,进而根据姓名及地址顺藤摸瓜,查出无工作许可而从事代购的人。

郑毅说,因代购导致非移民身份出问题的案例尚未出现,但不代表万无一失。一旦被留学国家的政府发现非法工作,后果将非常严重。

于娜曾在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与国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认识不少从事“副业”的留学生。她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代购行业游走在海关稽查的边缘。此前发生过澳大利亚留学生因为代购奶粉受到移民局警告的事件,还有人从国内买了手机壳想要带到国外售出,被国外海关处以高额罚款。许多‘副业’活动涉及的报税、纳税、食品安全监管和非法经营等问题非常复杂,一不小心就会‘踩雷’。另外,不同留学国对留学生从事兼职工作的要求和许可度也不同。”

此外,还有这样的案例值得参考。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做代购,因违反日本的有关规定被遣返。而这件事是被房东举报的。

除了留学国的种种关卡,海关也是留学生代购需要面对的。在韩国留学的李小慧(化名)身边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做代购。“因为不了解法律,所以即使有什么行为和法律不符,自己也蒙在鼓里。”李小慧说,通过声称“自用”而蒙混过关,或者将过海关的程序完全外包给他人,使留学生的代购行为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一种为人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就是拆掉商品包装,消除“商品”痕迹,形成“自用”效果。“另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将代购物品的邮寄外包给专门的快递公司。我们在论坛上认识了一家专门做国际快递和清关的公司,我们将商品交给快递公司,他们让商品过海关并顺利交到消费者手上。”李小慧说,“为了减少缴税的可能性,我们一般会将商品单件邮寄,商品价值尽量控制在5000元以内,这样就不用缴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