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峰称杀人刀具是江歌携带的 或改变判决结果 死刑请愿影响有限

近日，日本女留学生江歌遇害案被推上风口浪尖，12月11日将在日本东京公开审理。

去年11月，24岁的江歌在日本出租房处遇害，嫌疑人为其室友前男友陈世峰。

14日，江歌母亲的代理律师、日本大江洋平法律事务所的大江洋平律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凶手陈世峰虽然承认杀害江歌，但否认是有计划和预谋的。

他称杀害江歌的刀不是自己事先准备，而是江歌携带在身上的。

这一消息再度引发舆论关注，这把刀是否会影响该案判决呢？

15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国内多位法律专家，就这个细节展开讨论。

陈世峰 日媒报道截图

代理律师：

凶手否认预谋，供述刀是江歌的

大江洋平律师透露，嫌疑人陈世峰承认杀害了江歌，但否认刀是自己事先准备的，而是江歌带在身上的。

据日本警视厅中野警署称，江歌是在租住的公寓二楼走廊被歹徒用刀割伤颈部，伤口长达10厘米。

“他（陈世峰）否认自己是有计划的，”大江洋平律师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候表示，这个细节是目前陈世峰辩护律师的重点方向。

因为在日本，有预谋杀人和临时起意杀人，在量刑上有很大区别，比如嫌疑人因杀人被判15年，如果证实是有预谋的，可能就会被判20年。

这一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杀人凶器究竟是谁的”也成了热议话题。

有网友质疑：“江歌一个小姑娘，为何会带刀在身上呢？难道是为了防止陈世峰对她们造成杀害吗？”

也有网友提出从案件角度看，“嫌犯说江歌带刀，这点对江歌非常不利”。

专家看法：

刀具归属至关重要，凶手刑满后有望回国再追刑责

那么，这把刀归谁是否会影响案件判决结果呢？案情有没有可能出现反转呢？

15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国内多位法律专家，就这个细节展开了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阮齐林

虽然按照日本法律，过失致死和蓄意杀人的罪名都是一样的——故意杀人罪，两者的行为评价却不同，量刑也有较大差别。

如果按照大江洋平律师所说，陈世峰供述刀是江歌的，那可能会对江歌方面不利。

两种情况：

刀是陈世峰携带，可能是有预谋的。凶手单方面携带凶器，争吵过程中行凶报复，基本就是凶手单方面的责任。

刀是江歌携带的，可能表明陈世峰赤手空拳前来，并没有料到后面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偶发的，争吵中触发的。这样的话，江歌本人可能就需要承担责任，而凶手陈世峰责任减轻。

这两种情况的量刑可能是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区别。但目前并不清楚当时情况，顶多说不能证明刀属于凶手，但也不能证明属于江歌，这个要看警方调查。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朱巍

刀的归属问题对案件走向至关重要。

如果刀是凶手陈世峰的，可以说是故意杀人或者蓄谋杀人，从情节上和量刑上都应该从重，我认为至少无期徒刑以上。

如果刀是江歌携带的，那么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量刑根据情况也各不相同。我分析两种可能性：

1、两人争吵时，陈世峰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致人死亡；

2、在争吵过程中，陈世峰过失杀人，致人死亡。两种情况,我认为量刑可能在7年至10年间。

按照《刑法》相关规定，凡在中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当地法律裁判，回国后仍可能追求刑责，减免其已在国外的服刑即可。

也就是说，陈世峰若在日本刑满释放后，国内有可能进行追诉。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

陈军

确实如此。

按照《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我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陈世峰回到中国后，仍然可能被中国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我认为，不管行凶刀具是不是陈世峰携带，只要他实施杀人的行为，就是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杀人，根据中国法律来判断的话，法院从量刑上是可以适当考虑减轻处罚，但不是必然减轻的情节。

由于本案涉及日本法律，应该由日本法律依法裁判。

江歌母亲发起“死刑请愿”：

日本裁决死刑考量多执行程序繁琐耗时长

案发后，江母为了替不幸离世的女儿严惩凶手而四处奔走，在网络上发布了《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希望通过社会舆论影响凶手最后得到的裁决。

不过，这样的民意请愿书会被日本法庭采纳吗？

日本作为现存死刑制度的发达国家之一，在量刑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江母在日本街头发起签名请愿活动

死刑裁定标准及量刑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周振杰介绍，日本现行刑事立法规定的21项死刑罪名分为两类：

一类是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强盗杀人罪、强盗致死罪等14个罪名。

另一类是特别法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爆炸物使用罪、决斗杀人等7个罪名。

但从司法实践情况中可以了解到，被判决死刑者所犯的罪主要是杀人罪和强盗致死罪，但如果被害人只有1人，一般情况下该案犯是不会被判处死刑的。

1983年，日本最高法院公布过一个对于死刑量刑考虑的标准，名为“永山基准”，具体是以下9条：

1. 犯罪性质

2. 犯罪动机

3. 犯罪形态，尤其是杀人方法的执拗性和残虐性

4. 结果重大性，尤其是被害者数目

5. 被害者家族感情

6. 社会影响

7. 犯人年龄

8. 有无前科

9. 犯罪后表现

《壹读》报道，在实际判决中，量刑的时候罪犯的年龄、性质、动机，有无前科，被害人数，造成的社会影响等都会对量刑造成影响。

而被害死亡的人数是衡量判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准。杀三人以上有较高的可能被判死刑；

杀害两人，死刑、无期或者有期徒刑都有可能；如果只杀了一人的话，很可能被判有期徒刑。

一位“日本通”律师认为陈世峰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极小，更坏的结果是陈世峰可能最多只会被判15年。

死刑从宣判到执行程序多耗时长

由于日本在刑事立法中对死刑采取了严格的限制精神，直接导致了法官在刑种选择时非常谨慎。

同时，死刑在判决后有漫长的上诉程序要完成，罪犯用尽所有上诉机会后，还得由法务大臣签署执行令方可执行。

某位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学者向记者透露，由于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再审制度”给予罪犯过多的申诉权，导致只要罪犯不希望被执行死刑，就可以不停的以各种理由提出申诉或者赦免的请求，以达到拖延死刑执行时间的目的。

许多被判决死刑却没有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最终老死于狱中，这种情况让日本的死刑更像是绝对无期徒刑。

同时，多数法务大臣在任期间，由于自身的政治主张或宗教等其他的原因，不愿意充当“刽子手”的角色，普遍拒签执行令，从而导致日本国实际执行死刑的案例非常之少。

1991-2015日本一审判处死刑的人数

执行程序多耗时间长，一个死刑罪犯从宣判到执行，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有学者表示，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造成27人死亡，五千多人受伤。

事隔10年，经历了两百多次庭审后，毒气案主犯被判处死刑。

但是，这十年期间消耗的司法资源是无法计算的，对于这种罪大恶极的罪犯，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为了体现对死刑的慎用精神，与刑事法律追求的正义在本质上是冲突的。

江母请愿对判决结果影响有限

江歌案将于12月11日在日本开庭，除了在线上发起了请愿书，江母还远赴日本，一边等待开庭，一边在街头举行请求判处凶手死刑签名活动。

在“永山基准”中，“社会影响”作为量刑考量因素赫然在列。

自1950年以来，日本仅有13例造成一人死亡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的案例。

而有33万人参与请愿判杀人犯死刑的是2007年的名古屋暗黑网站杀人事件，这也是江歌妈妈发动请愿的参考来源。

江母在日本街头发起签名请愿活动

有媒体指出，舆论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法官采不采纳公共舆论的意见，其实非常有限。

因为日本相关法律规定，裁判员和法官只能根据法庭调查的证据进行量刑判断。

同时也有司法领域学者介绍，民意判断在刑事司法中的影响不大。2009年5月日本开始实施裁判员制度，改变了之前的精密司法模式，将普通民众的意识与判断引入到刑事司法之中。

由于死刑案件属于裁判员审判的范围，所以社会舆论与学界都担心在民意介人死刑裁量之后，会导致死刑的扩大适用。

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统计，2009年至2016年，在8969名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中，有2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4人，其中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有11人，因强盗致死伤罪被判处死刑的有16人。

跟2009年之前的数据相比，无论是在罪名范围上还是在适用数量上，普通民众介入死刑案件并没有导致死刑适用的扩大化，反而是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