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惨死异乡的中国"站街女"背后 是你不知的巴黎（组图）

“他强奸了我。”

“那个男人是谁？”

“他不是男人，是动物。”

“是法国人吗？”

“是个黑人，他没有给我钱。”

以上这段对话，是我当年去巴黎交换的时候，对街头一位名叫“阿英”的中国女性的采访。

她看上去并不年轻，鬓角有些发白，头发只是很随意地披散下来，装束朴素，薄施粉黛。

从早到晚，她和她的中国姐妹们就在巴黎东北角的“美丽城”（Belleville）街区不断徘徊，偶尔也会停下来，用并不熟练的法语和男人搭讪。

在她们经常出没的区域内，有个名叫“幸福楼”的小餐馆，还有个名叫“中国红”的小超市。这一小片华人聚集地，像极了法国版的“法拉盛”。

美丽城“华人区”内的中国饭店

你很难说她们到底是这里的“主人”还是“客人”，在法国当地人眼中，这群中国女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站街女”（La Marcheuse）。

中国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

50岁的阿英，在二十多年前怀揣着自己的全部身家，从东北途径香港后飞抵巴黎。

在阿英走出国门的那个年代里，东北传统的老工业基地正经历国企改革阵痛，不少人下岗。

“大家突然都丢了饭碗，没了收入，人心惶惶。”

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

引发了一波下岗浪潮

和丈夫双双下岗的阿英，面临着要养活三个孩子的窘境，眼见着家里就要揭不开锅。

就在这时，阿英听一个朋友的朋友说，“法国那边有门道”。那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去做保姆都能赚好多钱”。

孤注一掷的阿英，在抵达法国不久后就找到了一份照料瘫痪老人的工作，每天给老人做饭、喂药、换尿布，一个月能有800欧元的收入。

很快，阿英就发现这种工作并不好做。手脚不灵便的老人愈发暴戾，总是对着自己这个中国保姆骂骂咧咧，没及时换尿布，或是饭端过来的时间晚了一些，老人还会找借口扣她工钱。

一边是在法国并不好过的艰难处境，一边是在国内等着钱吃饭上学的孩子，阿英日渐憔悴。

然而，不懂法语，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已成了压在阿英身上的两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又简单上手又能保障收入的工作，少之又少。

她也试过和同在巴黎打拼的温州人学做生意，但没钱又没学历的她，最终还是被紧紧抱团的温州商会拒之门外。他们说，你来我的餐馆/工厂打工吧，可开出的工资却比法国人更低。

此时，去“美丽城”做一名“赚快钱”的“站街女”，用一次次短暂的性服务换取一张张钞票，似乎成了阿英这样的中国女人，仅有的选择。

2016年春天，法国导演纳埃尔•马朗丹拍摄的影片《站街女》在中法两地上映，引发轰动。

影片的主角正是另一个活生生的“阿英”——来自东北，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背井离乡来到巴黎，为了多赚点钱寄给家人，做起了“站街女”。

法国导演纳埃尔•马朗丹拍摄的影片《站街女》

纳埃尔曾跟随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下属的“荷花车”（Lotus Bus）慈善服务机构做了七年的志愿者，为巴黎街头的站街女免费发放安全套，并帮助她们预防艾滋病感染。

他说，他见过太多太多黑头发、黄皮肤的“站街女”，其中有80%以上都来自中国东北，而剩下的，则来自于福建、河南、江西、广东……

两个华人站街女在街头观望，等候生意

来源：影片《站街女》剧照

20-100欧元，就是她们的价格。阿拉伯人、黑人、法国人和少数亚洲人，就是她们的“顾客”。一天下来，她们能做到6-10次“生意”。

纳埃尔说，这些华人“站街女”中鲜有年轻貌美的少女，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如果说她们中有一半是为了寄钱回去给年幼的孩子，那么另一半就是为了寄钱回去给年迈的父母……

女主角林爱玉将自己赚来的大部分钱都寄给了生病的父母

来源：影片《站街女》剧照

“中国人好像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纳埃尔深深地感叹着。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这让纳埃尔感到难过。

林爱玉提供一次性服务，可以赚取80欧元的报酬

来源：影片《站街女》剧照

饰演林爱玉的华人女演员邱岚，在接拍这部影片之时，已经在法国定居了十多年。然而她却认为，自己和漂洋过海而来的林爱玉“有一种心灵相通的默契”，似乎能在她身上看到自我。

“我的法国朋友总是问我，你到底叫邱岚还是岚邱？我说，我叫邱岚，因为中国人永远是祖宗姓氏最靠前。法国人，永远是我我我我我；中国是什么？永远是挣钱为我家人攒攒攒攒攒。”

邱岚饰演的林爱玉，在街头矗立

来源：影片《站街女》剧照

被暴力、强奸和死亡笼罩的阴影

巴黎到底有多少华人“站街女”？这个处于灰色地带的问题，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据法国内政部2003年作出的统计，全法共有两万多名“站街女”，其中有5000-8000人分布在巴黎，而华人“站街女”的数量大约为100人。

而根据常年为“站街女”群体提供慈善服务的“荷花车”组织的统计报告，早在2011年，就有800名华人“站街女”与他们建立了持久的联系；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几乎已经翻了一番。

帮助华人“站街女”的慈善服务组织“荷花车”

和华人“站街女”日益增长的数量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围绕着她们发生的种种恶性事件。

“无国界医生”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6%的华人“站街女”承认自己至少遭受过一次暴力行为，主要原因是“拒绝嫖客不使用安全套”。

《欧洲时报》的记者也曾在地铁里听到两名华人“站街女”大声谈论她们的生意。其中一个说自己遇到一个“变态”，对方在用尽各种恶心的办法折磨她，把她弄得遍体鳞伤之后，一走了之。

光顾华人“站街女”的客人们，大多数本就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有些是同样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来移民。在他们眼中，亚裔女性比白人女性更为廉价和柔弱，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和对现实的不满，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情。

当暴力行为失控，也极容易走向被强奸和杀害的结局。死亡，像是她们头顶不散的阴云。

2012年8月，来自江西的胡姓“站街女”在巴黎11区的一所公寓内被人用书包带勒死，凶手是24岁的巴勒斯坦裔非法移民。身无分文的他在强奸了胡某之后，又凶残地将她活活勒死。

2014年3月，另一名55岁的中国籍“站街女”在巴黎第10区的一幢房屋中，身中数十刀而亡。这名“客人”在捅死她之前，对她进行了凌虐。

在2014年3月的命案发生后，“荷花车”贴出了一张讣告

提起那次被残害的“姐妹”，阿英的声音亦有些哽咽：“害死她的是个北非移民，当场就抓到了，手上身上都是她的血，满屋子也都是血……”

阿英说，那个凶手是“美丽城”一带有名的“恶嫖客”，打人、强奸、不给钱……可是她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竟然真的会杀掉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她们与法国社会的博弈，没有输赢

在巴黎做正经生意的中国人瞧不起她们，各色各样的嫖客虐待、折磨、伤害她们，普通的法国居民对她们避之不及，而法国政府，也在想尽各种办法“逼迫”她们放弃这一行。

2016年2月3日，就在纳埃尔导演的影片《站街女》公映的同一天，法国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对“反对卖淫”的法案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议。

这个充满争议的法案，在两个月后正式施行。

在此之前，法国政府对于“站街女”和“卖淫”的态度，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暧昧边缘。一方面，法国法律并未将卖淫行为纳入违法犯罪的行列；另一方面，在街头招揽嫖客以及有组织的卖淫行为，却又均在法律禁止的范围内。

在“美丽城”站街的“阿英”们，往往会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处境——她们出卖肉体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动作，却会让她们成为法国警察拘捕和打击的对象。

在最新出台的法案中，最让“阿英”们关心的，其实是其中新增的“惩罚嫖客”这一举措。它意味着，一旦嫖娼者被警察发现，将会面临1500至3750欧元的罚款，这足以让嫖客们却步。

对此，阿英和她的姐妹们曾多次上街游行，还打出了“身体属于自己”的标语。她们认为，法国政府的措施表面上似乎在善意地敦促她们尽快“从良”，实际上则是在断绝她们的生路。

阿英说，她们并不需要这样的“帮助”。

这些华人“站街女”组成的抗议方阵有个特别的名字——“铿锵玫瑰”。法国媒体在报道她们的时候曾这样评价：“‘铿锵玫瑰’们有着她们自身的诉求，这个问题远不如政府想象得那样简单。”

的确，她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群中国女人跑来法国卖淫”，她们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些无从选择的艰难人生，也照出了法国社会的另一个侧面，以及那些无法回避的现实。

《站街女》导演纳埃尔说，她们之所以选择卖淫，是因为法国社会给她们留有很少余地。

“我们常说妓女、非法移民和穷人是社会边缘人。但这并不准确，他们也是社会中人，只是社会地位特别低，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

在我和阿英道别的时候，她突然很小心地问了我一句：“我可以抱抱你吗？就一下。”

面对我的错愕和困惑，阿英连忙解释：“我的大女儿和你差不多大，她在国内读大学了……”

阿英的大女儿从来没有来过法国，也不知道妈妈在法国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二十几年来母女俩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在一个拥抱之后，阿英轻声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慢慢地消失在巴黎街头的人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