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神州与政治想象：十字路口的香港电影

题记 “以前我们会比较关注它，也会注意甚至追捧获奖名单作品；但现在不会，因为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一名香港90后青年人在被问及即将于4月15日公布的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奖结果时，认为它更似对香港电影的执着的致敬礼甚至挽歌。就像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又如日韩偶像剧、美国好莱坞巨资制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独领风骚的艺术形式，而香港电影，无论如何挣扎，荣耀亦属于过去。不过，也正是因此，当香港电影成为过去式，一方面才让缅怀拥有厚重感，而另一方面则敦促新生代力量抛却包袱，开创新的电影艺术形式。 

四月暮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像奖颁奖之时。从此次入围名单来看，无论《拆弹专家》《明月几时有》《相爱相亲》《杀破狼·贪狼》，还是隐现1960年代大饥荒的《追龙》清一色都是合拍片。而且，较之连续两届先后以充满或者影射陆港矛盾的《十年》、《树大招风》，提名作品风格都比以往“柔软”很多，不再标榜以意识形态为底色的本土情怀，更多的是“积极入世”，试图在内地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和寸土不让的审查制度之间的窄缝里继续求存。 

都说金像奖就像是香港电影行业的风向标，如实反映着香港电影的发展现状。此次入围作品代表着香港电影高峰时的几种类型片，警匪、动作、剧情，虽应有尽有，但不可否认，它们几乎没有一部作品冲出香港，成为华语影片中令人瞩目的佼佼者，反而类似香港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自我重复的呓语。早几年有言论高呼“香港电影已死”，听起来虽然偏激，但至少香港电影丢失了昔日的江湖地位。 

产业浮沉变迁，“港味”渐行渐远

拿商业片来说，香港电影过往真正打入国际市场的类型只有动作和警匪片，鉴于港片一贯的糅杂性，两者往往也合二为一，吴宇森、成龙、徐克、唐季礼、林岭东、黄志强先后打入好莱坞正是凭借这一特色。翻看历史，港产警匪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具雏形， 80 年代跻身香港电影主流市场，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长盛不衰，卧底、灰色地带和反讽是这类片子的独特气质，在邪不胜正的通俗剧本里彰显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各种类型早已被玩儿得山穷水尽，在众多同类题材中推陈出新越发困难。迄今大多数内地观众的记忆里，香港警匪片的巅峰之作还留在 1980年代香港电影大繁荣时期的《警察故事》《英雄本色》等，而另一部巅峰之作《无间道》则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沉闷期才出现，中国知名文艺社区豆瓣上评分 9.0 。对比起来本届入围金像奖的《杀破狼·贪狼》、《追龙》分别只有 7.2分和7.4分，《拆弹专家》则更低只有 6.4 分。每一年都能听到不少人感叹“《无间道》之后，香港电影再无经典”。当然，《无间道》之后，人们还是在10年后等到《寒战》的上映。它最终以高票房创造纯香港电影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票房记录，但此类作品只能说可遇而不可求。 

而文艺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外来电影制作的冲击，纯粹的“港味”已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兴趣。在陈嘉上看来，过去香港电影代表着平民文化，上世纪 50 年代的香港大众是不看报的，因为很少人识字，看报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看电影看的也都是好莱坞电影，而香港电影在当时的情况是，每部港片只能上映三天，不识字的普通平民、工人，完工之后去戏院付点钱就能看一部戏，这便是香港电影的开始，它从来都不高级，即便是香港电影最强盛的时候，也都是知识分子拍给民众看的。 

时移世易，如今的主流电影市场似乎难以容纳现实主义，那种灰暗而又温情的真实社会已经成为旧式记忆。凭借《明月几时有》入围金像奖的导演许鞍华曾说过，一个地方的电影黄金时期的产生和消失其实会有很多原因，往往受到当地的政治、经济等等因素影响，如日本电影，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日本经济衰退就直接导致了日本电影院的减少，也影响了日本电影的发展。 

于是，迫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票房生存的压力，香港电影必须放弃持守，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本土化特征间做出艰难的妥协。比如，2003 年内地与香港签订 CEPA  让香港电影进入了更广阔的市场，伴随商业前景的还有对新市场文化和大众口味的未知性。而当大陆经济迅速发展，人们过去对香港的好奇心和羡慕逐渐抹平，若无推陈出新的作品，港片必然随着形形色色的电影涌入大陆市场而被淹没。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市场处于高速发展期，影片井喷的同时也伴随着质量良莠不齐，资本大举进入，电影制作如量产，依靠当红明星夺取票房高地成为共识，香港电影“去本土化”转而迎合市场似乎反倒成为了它得以存活的原因所在，然而在内地片和海外片的夹击下，这种转变又并非它的优势所在。  

立足本土还是开放，港片何去何从？

是坚持本土文化内核，还是以开放姿态互通共融，香港电影人也迷茫无着，莫衷一是，于是“分裂”早已出现。 

曾凭借警匪片《野兽刑警》获得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及编剧奖的金像奖董事局主席陈嘉上曾表示，“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的电影市场均有很大潜力，只是看电影人如何挖掘，不是只有大片才能生存，拿香港电影来说，要根植于香港的本土文化，才有生命力。”面临好莱坞3D大片的冲击，中国电影人已经满怀信心应对挑战，陈嘉上认为所有带着香港人角度去制作的都是香港电影，他曾说到，“我们的目的是去让全世界看，包括香港人，这才是香港精神”。 

而知名影星成龙却在近日直言“港片太狭窄”，认为香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拍得宏观才能走向国际，此言一出，成龙被批不支持港产片。而后在3月6日的中国全国两会政协文艺组的团组会议上，成龙再次提到，”只有一种电影，叫中国电影，香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此番回应无疑带有政治色彩，自然再度引起争议。 

不过也有人表态，有人怀念“港味”，但港味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就算是好莱坞，有关美学和风格的定义也是多样的。香港既然是“东方好莱坞”，那所谓的“港味”必定也不应该是独此一味。港味也不意味着“本土”，让香港电影变成世界电影的一个重要流派的，或许恰恰是国际化，而非一味的本土化。 

香港的电影工业结构历来不错，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共存，陈嘉上表示，香港有一群电影人，在香港电影最困难的时候，还在拍一些跟文化沾边的电影，比如许鞍华、杜琪峰、彭浩翔等人，即便他们的大部分电影不能进入大陆，票房跟他们无关，可是他们的电影在思考、捕捉香港的文化定位，如果没有他们，港片大概就没有生命力了。 

但合拍片也必须存在，电影投资人如果不赚钱，大概也不会有信心再投资让许鞍华、王家卫等人去拍电影，这个就是一切文艺片和商业片之间的关系。许鞍华在前不久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近年大家常常说“合拍片“，其实如果从投资角度去定义，港产片一早就是合拍片了，一部电影不可能只靠一个投资商，有时我们有可能有好几个国家的投资。 

1997 年许鞍华拍《半生缘》的时候，主要的投资方是香港的，内地的投资占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台湾和韩国的投资，除此之外，《天水围的日与夜》等多部许鞍华的电影，也都是由王晶来做监制的，而后者一直活跃于商业片。这种模式在很多人看来，反而是香港电影工业的一个大进步。 

作为最早一批北上的香港导演之一，许鞍华在导演生涯里的四十年时间里，不吝尝试各种电影类型，而唯一不变的是她坚持拍属于香港的故事，用镜头留住本地小人物的情，她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有我想拍的故事，有人投资，我就会一直拍下去。”香港和内地文化是有差异的，但情感是可以共通的，2012年狂揽五项金像奖的《桃姐》便是注脚，由香港导演拍香港的故事香港的情，在港人而言以电影的方式保存本土文化，而对内地观众来说就是可以通过电影了解香港，增进两地的共融。 

相比在本土化上做非此即彼的取舍，香港电影市场最亟待解决问题，恐怕是人才的缺位，以及对人才培养的缺位。 

香港电影的未来

随着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过去十多年里香港地区的电影人北上到内地发展已成为一种大势，2017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前十的电影中，有超过半数出自香港地区电影人之手。而与此同时，关于香港地区本土电影萎缩、香港地区电影新人断层的说法不绝于耳。但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意香港助理总监冯永不以为然，“不是人才都跑到内地去了，香港地区的电影就没人才了，新人才一直都有，只是没机会。“大导演到内地去拍戏，只会选一些各部门的领头带过去，而剩下的新人却无施展之地。

就如其对自己拍电影讲求 “缘分”的心态一样，对于香港电影的未来，许鞍华也觉得应该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前不久获得亚洲电影大奖“终身成就奖”的张艾嘉，也表示自己满腹拍摄计划，好久没拍香港，却很想写香港，把好玩儿的一面展示出来，“香港还有好多好可爱的地方，做这件事是需要很多资料收集，如果不是就会很表面化，没有意思。我现在看到很多香港的新导演也很好。我总觉得大家不用要用一种很悲哀的态度去发掘故事。” 

或许香港电影的未来，远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悲观。但这是有前提的，即必须有人赋予香港电影新的生命力，从所谓的原味儿和类型片中解脱出来，而这也更需要外来的刺激，单纯的自怨自艾和自我催眠，是无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