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会议！刘鹤、楼继伟、易纲……出席，参会者发言犀利，都说了什么？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产官学三界众星云集，吴敬琏、刘鹤、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等重量级人物出席，阵容超豪华，与会人员的发言相当精彩犀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创办者之一正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论坛于1998年6月成立，定位为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01

吴敬琏：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

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他指出，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02

楼继伟：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他批评称，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04

杨伟民：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减政才能够大规模减税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资金运用应突破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杨伟民称，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

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杨伟明称，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05

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表示，“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鸣认为，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王一鸣表示，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王一鸣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06

吴晓灵：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表示，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吴晓灵认为，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07

李扬：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了生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

李扬做了一个调查，接触了广东、深圳、浙江国资领导，在这些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凯歌行进。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

08

姚洋：混改时国企要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民企都改没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国企混改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总是悬在国企改革头上的一把刀，现在更加尖锐。姚洋称，我们的思路应放宽阔一些，“资产即使是在民营企业家手里也是在中国的，这是社会资本。”

第二个是国企搞混改的时候到底是谁混谁？姚洋认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国企应该手下留情。

姚洋呼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千万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没了。

09

易纲：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撰文表示，下一步，应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具体来看，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

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

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