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让不让堕胎，居然要看国家生育率？（组图）

韩国女生金素珍永远不会忘了在堕胎结束后的那晚，她体会到的那种身心双重痛苦。

今年21岁的她，在意外怀孕后就一直在网上查找如何获得合法堕胎机会的资料。

然而，所有网上给出的建议，都是让她想办法找一些法律的漏洞进行合法堕胎。

这些建议对素珍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一家小诊所，悄悄地接受了堕胎手术。

非法堕胎风险很高，结束之后的素珍因为没得到合理的护理，一整个晚上都痛苦地蜷缩着。

并且，更严重的是，按照韩国的法律，素珍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

是的，在韩国，女性如果不是在极端情况下，

比如乱伦、强奸、威胁生命危险的妊娠并得到伴侣的同意的情况下，一律不允许堕胎。

擅自采取非法堕胎行为的女性，一旦被起诉，最高可能面临一年监禁，罚款200万韩元。

然而，即便知道法律不允许自己堕胎，素珍依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承受生育的后果，所以她没有别的选择：

“堕胎对我来说是个很艰难的决定，但对我而言也是正确的决定。”

像素珍这样的接受冒着健康的风险、犯法的风险接受堕胎手术的韩国女生还很多。

2016年，就有超过50万韩国女性接受了非法堕胎手术，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当年韩国新生婴儿的数量。

为什么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韩国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实行这样严格的堕胎禁令？

在为了提高国家生育率的环境中丧失了子宫主导权的韩国女性们，

到底该如何要回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就算是抗议，韩国女性也要戴着口罩】

最近，韩国首尔出现了一次女性抗议活动：

3000多名韩国女性走上街头，举着写满抗争标语的牌子，期望能够呼吁公众支持女性合法堕胎权利。

然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黑色的口罩。

一方面，她们是真的想为自己的身体权利抗争；

但另一方面，她们也害怕这种抗争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不管是法律上的，还是舆论压力下的。

要想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堕胎实际上很普遍的韩国，要想正大光明地呼喊一次“反对严格的堕胎禁令”，就这么难

除了需要看看韩国的法律外，也许也需要看看他们的生育政策。

根据1953年韩国颁布的刑法，在韩国堕胎是而被定位为刑事犯罪的。

1973年，在新的”孕妇和儿童”健康法中，对于堕胎问题给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除非孕妇及其配偶患有某些遗传性疾病，或者怀孕是由强奸和乱伦导致的，又或者继续怀孕会对孕妇产生生命威胁，

其他情况下，任何堕胎行为都是违法的。

违法采取堕胎行为的医生会被判两年监禁，自行堕胎的女性也会受到一年监禁和相应的经济惩罚。

这样严格的规定，虽然说是出于对婴儿个人权利的考虑出发、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而制定的 ，

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为了配合国家的生育政策，有不同程度的放松或收紧。

比如，在1960-1980年代的韩国，在国家政府在提倡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的情况下，

韩国的堕胎禁令执行得并不是很严格。

60年代的韩国，到处都有堕胎巴士小诊所在给女性们做堕胎手术：

70/80年代的韩国医院和诊所里，经常有各种医生和孕妇，在法律擦边球的情况下执行和接受堕胎手术。

（1974年的韩国生育海报：让我们只要两个孩子，并把他们养大吧。）

然而，随着控制人口政策的执行，到了2000年代时，韩国的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这时候，政府和反堕胎运动者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打击非法堕胎了。

这种“打击”力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持续加强：

严格控制医院堕胎程序，打击非法堕胎诊所，处罚接受堕胎手术的女性和医生等等。

从这种政策执行的变化中，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政府对女性的态度：

当国家需要控制生育率的时候，就算法律不允许堕胎，实际操作中也会放松管理，给女性们降低堕胎难度；

但当国家需要提高生育率的时候，女性们就不该堕胎，实际操作中就应该严格打击堕胎行为。

虽然这时候的法律，和十多年前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变化，也可以从韩国的不同年代的生育海报中看到。

（1981年韩国生育海报：即使两个也太多了）

（2004年韩国生育海报：至少两个，或者三个孩子，而不是一个）

【堕胎人数比新生儿还多：禁止堕胎，只会让更多地女性们寻求非法堕胎】

但政府禁止堕胎，就真的能阻止女性们堕胎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政府禁止堕胎，只是让女性们更多地选择非法堕胎：

去小诊所偷偷地接受堕胎手术，又或者是网购堕胎药物自行流产。

甚至有人开展针对有经济条件的韩国女性的“欧洲堕胎之旅”服务...

根据韩国卫生部统计，2010年，韩国至少有16.9万人是接受了堕胎手术的。

而根据韩国的学术机构研究，实际数字可能远超过政府给出的数据：

2016年，韩国接受非法堕胎手术的人可能高达50万-100万人次，

而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当年韩国新生婴儿出生数量。

另外，禁止堕胎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很多韩国女性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压力。

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即使是符合国家合法堕胎的规定，很多女性都经历过被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敲诈的事情：

自己怀孕了，但如果想要获得堕胎按照法律就一定要获得伴侣的同意，

这时候伴侣就对自己有了法律上的优势：

要么同意我的条件，要么我不同意你进行堕胎。

就算是私下采取非法堕胎，也有可能遭到男友或丈夫的举报…

这种情况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是时有发生的 。

利用堕胎禁令来敲诈自己女友的男性，和利用隐私照片来敲诈自己伴侣的人，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利用性别优势对女性进行的控制和剥削。

另外，这种社会压力下，也导致愿意提供堕胎手术的医生们，收费越来越高：

因为他们每进行一次堕胎手术，都要面临被起诉和罚款的风险。

所以很多支付不起堕胎费用的女性，只能选择网络购买堕胎药物自行流产，极大地增加了堕胎的不安全性。

比如，接受欧美媒体采访的24岁女生李明姬。

她意外怀孕后，从网上找到了购买堕胎药品的渠道。

但是药流并不是很成功，现在的明姬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清楚自己子宫中的多余残留的组织。

这让作为基督徒的她非常痛苦：“我觉得这是对我犯下的罪的惩罚，我以为我会死。”

【偏见才是根源：女人究竟是可以控制的生育工具，还是值得重视的合法公民】

对于上文中，像明姬这样的信教的女生来说，有大量基督教信众的韩国还很多。

对这部分女生来说，她们要获得堕胎权利，除了有法律上的障碍外，也要面对严苛的社会舆论压力。

基督教家庭对堕胎的抨击就不用多少了，还有更多的人觉得采取堕胎行为对女生来说是一种耻辱：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堕胎和行凶有什么差别？

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孩子？

然而，这些指责似乎都将过错推到了女性身上：

意外怀孕是女性的错，非法堕胎是女性的错，国家生育率不高也是女性的错…

但女性自身的权利，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对今后生活的控制权，

却仿佛成为了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研究堕胎问题的韩国学者Kim Jim-seon才会说，堕胎禁令的根源，其实是在于韩国社会对女性广泛的偏见：

“一切都是和政府如何看待女性的存在有关。

是将她们仅仅看做生育的工具，还是关注她们作为正式公民的生活权利和质量。”

（下图为一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反对堕胎禁令的韩国女生Lee Na-yeon）

所以，随着这两年韩国女性权益意识的崛起，关于堕胎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变得频繁：

2017秋天，有超过23万韩国公民签署了一份提交给韩国总统办公室的倡议书，要求堕胎能获得合法化。

也是这次请愿，让许多外国媒体注意到，原来韩国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居然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有严格的堕胎禁令。

然而，虽然有大量的韩国公民通过网络请愿修改堕胎禁令，虽然这一请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支持，

但这一申诉在韩国社会依然没有引起实质性的法律改变，政府表示会考虑和讨论，但没有给出任何会改变的信号...

但斗争并没有停止。

2018年5月，韩国有一名妇产科医生，因为给孕妇们提供过70次堕胎手术而被起诉。

这一事件被韩国社会迅速聚焦：

法庭如何判处这名医生，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国家如何看待堕胎权利问题，

这是当下为了个人权利而抗争的韩国女性最为关注的事情。

然而，就在万众瞩目等候判决结果的时候，

这个案子却因为法官任命问题而被无限期延迟，问题再一次被搁置了。

讽刺的是，案件被搁置的那一天，也是爱尔兰女性取得她们合法堕胎权益的那一天…

如今, 又是大半年过去了，首尔的又出现了反对堕胎禁令的游行运动。

这一次，她们的抗议或许又将很快被遗忘。

但抗争之路已经开始了，每一次呼喊或许都能改变一些什么：

或许是让社会少一个对女性存有偏见的人，

或许是让社会多一个重视女性自身权益的人，

或许是为今后法律的修改，做出一点点的改变...

希望不远的将来，韩国的女性能如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女性那样，

消除社会对自己的偏见，真正地成为一个能够主导自己的身体和子宫，个人权利得到重视和尊重的躯公民群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