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名官员集体沦陷，孙小果案真相大曝光（组图）

先看一下云南孙小果案涉案人员的数字：云南政法系统21人，犯罪嫌疑人32人，父母2人……

5月28日中午，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向社会通报了孙小果案件办理情况，就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来源和办理进展、孙小果的主要家庭成员情况、孙小果在监狱服刑期间因实用新型专利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获取减刑情况和孙小果1994年犯强奸罪未被收监执行情况进行了回应。

记者统计发现，自1994年到2019年的25年间，因孙小果案已导致云南政法系统21名官员落马，但围绕孙小果案尚有多个疑问待解。

云南法制报对孙小果行凶的报道

一问：孙小果三次被抓都犯了哪些罪？

孙小果于1992年12月入伍，后进入武警某学校学习，直到犯罪。其母孙鹤予在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刑侦队供职，继父李桥忠1998年曾任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1997年11月10日凌晨孙小果被警方抓获时所开的警用车即是其父的车。

记者从1999年出版的《中国法律年鉴》上找到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牛正良所写的文章，该文称1998年2月1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孙小果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强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加原因强奸罪所判余刑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孙小果等人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法律年鉴》的撰文指出，孙小果及其团伙强奸、侮辱多位女性，其中甚至包括数位未成年女性。1997年11月7日，“孙小果及其他人将张某某带到夜总会温州K46包房内，孙小果等人即对张进行殴打、侮辱，轮番对张进行拳打脚踢，并用孙小果叫苏源买来的竹筷和牙签刺张的乳房，用烟头烙烫张的手臂，还逼迫张用牙齿咬住大理石茶几并用肘猛击张的头部。

次日凌晨，孙小果等人又将张某某、杨某某挟持到昆明市本豪胜娱乐城啤酒屋2楼，在公共场所又对张、杨进行毒打，再一次逼张用牙咬住大理石茶几边缘，用手肘击打张的头部。

昆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时任教导员对媒体表示，“干公安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残暴的刑事案件！”办案警官透露，昆明的许多娱乐场所都要定期向孙小果交钱，名曰“保护费”。

孙小果及其弟子来玩，不仅不给钱，娱乐场所还得倒赔。对那些小姐来说，他叫谁下跪谁就下跪，叫谁拿钱谁就拿钱。“白天政府管，夜晚小果管。” 成为了当时昆明街头耳熟能详的说法。

根据《南方周末》早年的报道显示，1997年7月，孙小果参与的一起案件发生后，昆明市盘龙区拓东路派出所接案后发现，孙小果竟是一个本应在监狱里服刑的罪犯。

1994年10月16日，当时身为武警学校学生的孙小果等二人伙同４名社会无业青年驾车游荡，在昆明环城南路强行将两位女青年拉上车，驶至呈贡县境内呈贡至宜良6公里处将其轮奸。1995年12月20日，盘龙区人民法院判处孙小果有期徒刑2年。然而，从1994年10月发生的这起轮奸案，孙小果没进过一天监狱。

根据云南省权威部门公布的资料，2019年3月中旬，昆明市政法机关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孙小果系1998年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昆明市委遂及时向云南省委报告。

2019年4月24日，《昆明日报》头版的一条消息，将已经消失了21年的孙小果再度拉回了舆论视野。《昆明日报》报道称，中央督导组进驻云南期间，昆明市加大工作力度，打掉了孙小果、涂力军等一批有影响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查处了一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今年5月上旬，记者在昆明向曾经接触过孙小果的人士了解到，孙小果出狱后已经改名换姓成了李林宸，主要在昆明从事娱乐行业，名下有多家娱乐场所。

知情者也透露，孙小果是在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因多次打架斗殴被作为涉黑涉恶团伙打掉的，这一说法和5月28日云南官方通报的情况相符合。

孙小果出狱后担任娱乐场所负责人

二问：孙小果为何

能从死刑犯摇身变成夜场老板？

昆明某娱乐场所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他们在媒体报道后才发现，舆论所称的孙小果就是当地娱乐业界所熟知的“大李总”李林宸。

根据公开的司法判决，昆明中院在1998年2月判处了孙小果死刑，云南省高院也维持了这一判决，但孙小果是怎样从死刑犯成为了一名夜店老板的呢？

《南方周末》曾报道孙小果案的记者余刘文回忆称，他曾听说过孙小果被改判为了死缓，而这一信息在《中国司法年鉴》上没有披露。

成都律师程超向记者分析，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如果被告人在上诉被驳回后又发生改判的情况，肯定是再审了。

据目前的司法实践，启动再审的原因有当事人的申诉、法院发现或检察院抗诉几种情况，“根据这次云南官方的通报，昆明中院审监庭有法官因孙小果案被处理，这也说明了当年孙小果后来被改判死缓可能是不同的业务庭所做的判决。”

5月28日云南省的通报证实，孙小果案在1998年云南省高院作出维持昆明中院的终审判决后，再审改判为死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颁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二年）”。记者根据这一司法解释计算，孙小果理论上最早可以在2011年出狱。

孙小果2011年出狱的推算也得到了工商注册资料的佐证。工商注册资料显示，2011年8月5日，昆明饱食杰餐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李林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林宸就是孙小果本人。

孙小果摇身变成夜场老板

三问：孙小果如何

从死刑减到有期徒刑12年？

记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没有发现关于孙小果案判决及改判、减刑、出狱的任何文书；昆明市中院、云南省高院也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根据云南省的通报，孙小果在服刑期间，其母亲孙鹤予和继父李桥忠与监狱、法院相关人员共谋，利用并非其发明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申请实用新型专利，达到认定重大立功帮助其减刑的目的。

记者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了解到，2008年10月27日，一名叫孙小果的申请人曾就其发明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窖井盖申请国家专利。

该窖井盖的说明书介绍，“由于城市下水道窖井盖仍多次大量被恶意偷盗或损坏严重，造成了一系列的伤车伤人的恶性后果，该发明正是为了克服窖井盖结构极易被盗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既能降低制造成本，又能起到防盗作用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窖井盖。”

昆明大百科专利事务所为孙小果具体办理了此项发明的专利申请。5月10日，昆明大百科专利事务所负责人何某向记者证实，当年前往专利事务所送来此项专利的相关材料的，是孙小果的母亲孙鹤予。

2008年是孙小果的母亲找到他所在的事务所，并提交了发明专利的相关资料，要求为孙小果代理专利申请事项。最近媒体报道孙小果复出后又涉黑，他复查当年的信息，确认了孙小果的身份，“这个专利现在已经过期了。”

《刑法》第78条规定，“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可以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刑。认定“发明创造”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获得国家专利认证，这是法院判定减刑的重要依据。

2015年5月13日，《焦点访谈》报道称，服刑人员利用发明创造获得专利是骗取减刑的捷径，个别监狱管理人员因私心杂念因此被拉下水。2014年前，对发明专利减刑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刑法》第78条以及《监狱法》有关重大立功的第29条，较为笼统，存在漏洞。

司法系统人士介绍，根据目前披露的情况，孙小果和他母亲很明显就是利用了《刑法》78条的相关规定作了减刑，“但是从死缓减到有期徒刑12年，这个操作的胆子很大”。

孙小果父母1998年曾接受昆明当地媒体采访

四问：孙小果的家庭情况

是否与传言所一致？

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底孙小果案发酵以后，网络上关于孙小果家庭情况的猜测和议论就层出不穷，甚至有自媒体用“没人敢说出孙小果生父的名字”的标题来报道。

云南省5月28日的通报中明确，孙小果母亲孙鹤予，曾用名孙学梅，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原民警，因包庇孙小果1994年强奸犯罪被开除公职，于1998年被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继父李桥忠，1992年与孙鹤予结婚，1996年从部队转业到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1998年因在孙小果1994年强奸案中帮助孙小果办理取保候审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2004年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2018年10月退休；

生父陈某，昆明市某单位职工，1982年与孙鹤予离婚，1996年因脑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2016年8月20日去世；其余家庭成员均为普通职工。

记者早前获得五华区公安分局出版的内部资料《五华公安志》显示，当年还叫做“李乔忠”的李桥忠，从1996年4月起担任分局副局长，1997年3月被授予二级警督，1998年2月被免职，1999年被调离五华区公安分局。

2004年，李桥忠出任了五华区城管局局长，较1998年2月免职时还副职晋升为正职，但此时他名字中的“乔”已经变成了“桥”。

孙小果继父李桥忠的履历在《昆明日报》2011年的一则报道被披露。李桥忠于1975年在云南墨江县龙潭公社担任农业科技辅导员，之后从战士、班长直到武警云南总队军务处副处长、副团职参谋，多次立功受奖，但该报道称李桥忠2004年直接从部队转业到了五华区城管局任局长，没有提及其1996年到2004年期间的经历。

官方通报称，李桥忠2018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于2019年4月3日被采取留置措施。

孙小果案引发多部门高度关注

五问：谁们的介入

影响了孙小果系列案件？

《南方周末》在今年5月16日曾引用多个信源报道称，“仅以孙小果继父和生母的职务背景，是难以做到让当时的昆明市公安局都不敢办孙小果的”、“孙小果的‘背景’是其当‘大官’的生父，但孙的生父从未直接出面干预过办案”。

云南省的通报中否认了上述报道内容，明确指出孙小果“生父陈某，昆明市某单位职工，1982年与孙鹤予离婚，1996年因脑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2016年8月20日去世；未发现孙小果生父陈某涉及孙小果案”。

经过梳理发现，云南省通报中明确提到，对于牵涉到孙小果减刑相关问题的的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源、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厅级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梁子安、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朱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原副庭长陈超等11人均被留置。

云南省司法系统匿名人士对记者表示，“孙小果的减刑能够找到这么多政法系统的干部来帮忙，背后的原因还需要更让人信服的解释”。

该官员对记者表示，公众之所以对孙小果案有如此之高的关注度，就是因为对孙小果的身世充满了猜想和质疑，“一个普普通通的孙小果，怎么能够让一个被判死刑的被告，经过再审程序改判成为了死缓？怎么又能够从死缓直接减刑减到了最低服刑年限12年？又怎么能够出狱之后，再次投入娱乐行业成为涉黑涉恶人员？这里面给人太多的想象空间，也是公众最为质疑和关注的地方”。

对于这一疑问，通报表示，由于该案时间跨度长、案情重大复杂，省市有关办案部门正在按照中央督导组和省委的要求，对孙小果1997年犯强奸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二审、再审改判以及刑罚执行和其他违法犯罪加紧开展调查工作，依法全面深入彻查该案，对在案件中为孙小果提供保护的国家公职人员、关系网和“保护伞”，“坚决一查到底，依纪依规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人民网刊发的评论认为，云南省“官宣”回答了舆论已有的关切，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孙小果主要家庭成员的背景显然谈不上显赫，竟然能内外勾结，展示了普通人眼中“通天”的能量，问题出在哪里，什么环节存在疏漏，背后还有什么尚需调查、尚未公布的细节？

“有关方面很有必要进一步梳理这些问题，根据调查的进展，适时发布相关信息，为舆论解疑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