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从事性工作的大学生比你想象的更多（组图）

“如果没有从事性工作，我永远读不完这项课程，” 推特用户@SexWorkerPsych 在电话上告诉我。

作为一位有志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学生，她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都遭遇了歧视，于是她经常在推特上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为了防止骚扰，她始终保持匿名。为此，本文暂且称她为露西。和英国超过 百分之十 的学生一样，露西通过从事性工作来支撑她读完大学，而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

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高昂的学费、微不足道的生活补助让许多学生不堪重负，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选择兼职网络直播和从事性工作的方式来赚钱。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去酒吧或者零售行业打工？但是相比于其他工作，性工作更具灵活性，英国妓女联合会（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的 调查 显示，从事性工作可以在更少的时间内赚取更多的钱。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水石书店（Waterstones）这类公司不愿提供 基本生活薪资（living wage），零时工合同（zero-hours contract，指雇主雇佣员工却不保证给其安排工作的合同情形，需随叫随到）日渐盛行，而 Chaturbate 和 OnlyFans 这类网站上又提供非常便捷的在线性工作入口，综合以上种种因素，很明显性工作是一个更加实用的选择。

虽然学生从事性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是附在学生性工作头上的污名却完全没有消失的迹象。“在我申请学习心理治疗时，我在申请表上用大篇幅详细描述了我当施虐女王的工作经历，” 露西哈哈大笑，说她提供了 “整整一张A4纸的项目经验”。

虽然课程申请顺利通过，但是很快露西就发现自己遭到讲师的 恋物化（fetishized）和刻板印象化，她说他们把她视作 “异性恋、白人和中产阶级 —— 一个完美的心理治疗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 她告诉我，“每次提到我的工作，老师们就开始进行专业分析。他们想把性从性工作中剥离出来，当我与他们的分析不一致时，他们就想用受害者/施害者二元论套在我头上。他们猜测我曾经遭受过男性的虐待，而且我是在这份工作中重现这种虐待。”

露西对这种廉价的空想心理学的抵触最终让她没能拿到学位。“我的学分已经修满了，但是他们还是没让我过，” 她告诉我，“他们说我没有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说因为我不是来自少数群体，所以我不了解多样性和不平等，还说我藐视权威。”

她说在她收到的一篇报告反馈上，“他们炮轰了我整整六页纸。”

性工作者常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些故事，他们强调这种污名对学生性工作者的影响尤其大。“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当的职业，所以他们把你视作二等公民，” 莎拉（化名）在邮件上告诉我。莎拉也是一位性工作者，她说：“我绝对不希望在大学公开我的职业身份，因为你在大学遇见的学生和教职员将来可能会变成你的老板。他们还可能会敲诈你。”

因为害怕暴露身份，莎拉选择在 Gumtree 上应征一则招聘 “女公关” 的广告，结果发现这其实就是一家男性会所的工作。“我也考虑过其他选择，” 她解释说，“但是网上的工作我都不敢接，因为我担心会被人肉。而这个工作看起来更安全，不会被人发现。”

很快，会所的客户和老板都要求女公关兼做女伴。“一开始我坚持只陪聊，” 莎拉回忆说，“但是后来我不得不提供更多服务。干这一行有个规矩，在女人和他们一起走之前，他们要买两瓶香槟，所以我在工作期间会醉的很厉害。如果我确实陪他们进酒店的话，我的处境就会很不安全 —— 我到现在还有 PTSD 和焦虑症。”

晚班和定期的轮班对莎拉的学业造成了影响。兼职不出几周，她已经开始在课上打瞌睡，也没能按时提交作业，但是她还是极度需要这些钱。“我觉得我不能停下来，不然我身上的钱就只够吃饭了。” 她说社会上也有针对她们的支持服务（support services），但是对于并没有 “公开身份” 的性工作者来说，要不要接受这些服务是一件很挣扎的事情。她害怕自己的身份会被揭露，或者支持服务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对她有偏见，如果她在咨询过程中公开自己的身份，对方的偏见可能会影响治疗。

就连那些直接坦白自己情况的人，也面临着来自支持服务工作人员的偏见、歧视甚至是缺乏理解。“我的心理治疗师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像是我的老鸨，” 露西笑着说，“我的经验告诉我，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帮助性工作者的人通常会带有偏见，所以整个过程会变成一种窥私，变成她对你的说教。” 她在大学校园内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最终她选择了走出校园，向 LGBT+支持服务组织 Pink Therapy以及 精神治疗和咨询联盟（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ling Union）等第三方组织寻求帮助。

丽莎·麦肯芝（Lisa Mckenzie）是一位工薪阶层学者和作者，她也认同从事性工作的学生并未获得应有的支持，她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裁员。但是谈到性工作者花钱上课却遭受排挤时，她认为性工作者还面临其它问题。

“有一些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群体认为性工作永远都不应该是一种选择，她们认为性工作者永远是受害者，” 丽莎解释说。这些女权主义者被俗称为 “SWERF”，也就是排斥性工作者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她们的理论依然被鼓吹 “北欧模式”（"Nordic Model）—— 也就是将嫖娼犯罪化，并最终导致性工作者面临危险的政策 —— 的政客拿来作为依据。“在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课堂上，学生性工作者基本学不到支持自己的理论，” 丽莎说，“我很确信坐在课堂上听着那些辩论，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对于很多工薪阶层的学生来说，大学几乎成了一个 充满敌意 的环境。“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学术界是个局外人。” 丽莎说。回忆起学校的一次迎新会，她记得大会把她居住的地方描述成一个危险地带，奉劝大家最好不要靠近。“这不禁让你思考：我在这里受欢迎吗？”

一些大学 —— 通常是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的旗下大学 —— 通过限制学生能够工作的时间，无意中强化了这种阶级分化。牛津大学已经因为 禁止学生做兼职 而遭受口诛笔伐。目前尚不清楚这样的规定具体要如何实施，但是一些学校显然并不明白，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靠助学贷款、生活补助和奖学金支撑自己的生活。很明显，不是所有的学生性工作者都是为了赚点零花钱才从事这项工作，这些政策减少了他们的潜在收入，却忽视了这份工作可能是某些人的经济支柱。

“但是你又不能真正谈论阶级劣势的问题，因为这么做会被人批评怨气太重，” 丽莎说，这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别人会说你脾气差，要你放下仇恨，因为这样的对话会让中产阶级感到不适。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地位低贱的工薪阶层之上。但是我们应该有权谈论这些问题，因为这不是个体问题，这是权力问题。”

对于努力想要打破阶级分化的工薪阶层学生来说，性工作可以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是他们缺乏支持和理解。他们并非全都是受害者。一些组织致力于为他们提供 “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却不考虑他们究竟想不想退出这个行业，这种做法最终只是塑造出相关组织的 “拯救者” 形象，学生依然无法获得不带偏见的支持。

不过，不少组织依然在对抗这种观念。“我曾经为诺丁汉的POW（妓女外展服务工作者）工作，他们的工作不是强调退出策略，” 丽莎说，“而是注重确保性工作者能够在下班时间获得医疗、避孕、医护和衣食住宿。” 但是这些组织在性工作者群体之外缺乏知名度，因此大学经常会推荐性工作者去只想拯救他们而不是帮助他们的非政府机构。

至于莎拉，最终她找到了她需要的帮助，她还开始为一家特殊性癖网站工作，这份工作给了她安全保障，也让她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我很满意，有弹性的工作很难找，而且通常雇主支付给学生的工钱少的可怜，” 在她看来，性工作可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她比绝大部分人都更清楚支持服务对于学生性工作者的重要性，这些学生只是在一个让他们的生活不堪重负的体制下艰难求生。收入不平等现象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因此，学生从事性工作的现状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大学有责任学会如何不带偏见地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