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决定谁——香港的“死结”？（图）

很多香港人不愿意承认香港逐渐衰落的事实，部分香港人愿意将香港今天的停滞归罪香港特区政府。不少人甚至认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还要差。而这很荒唐。

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决策的权力掌握由英国政府掌控，港英政府只需要考虑如何执行英国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的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而这意味着，香港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只有执行权。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度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又能来替香港做决定呢？是中国政府吗？如果是，这就违背了当初中国政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也正是基于此番承诺，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问题上并不愿意插手香港的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只能是香港特区政府存在问题。它本身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却没有能力根据外界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

当然，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也不太确切。但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作出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属于“被动”。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转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香港特区政府就是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而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就如同小孩子的性情一样，瞬间多变。而香港特区政府在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的前提下，往往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2001年的“庄丰源案”，引发了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的热潮。当时，全国人大向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之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操纵香港法律。随后，香港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出台行政法令，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香港特区居民的身份。

再比如“奶粉禁令”。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2013年3月，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抢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重罚，并没收所携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的奶粉滞销。而香港民众对奶粉滞销的状况又感到不满，民意又开始“呼吁”香港政府应对此有所作为，而后香港政府数次对该禁令的落实问题进行一些“考虑”与“反思”。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可是，香港的一些舆论将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房价过高等等问题归咎于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而对中国政府的一味听从。

但是历史和现实的很多案例也表明，香港的额繁荣与否与民意无关，而历史上香港的崛起成为贸易中转站，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其次，香港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被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

若是，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种局势呢？

理论层面，或许能够杜绝朝令夕改的现象。但现实层面，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有着极大抵触情绪。最直接的也是最浅显的表现就是香港市民对大陆游客的不满。而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曾几何时，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继而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全民讨论。可几乎同一时间，西方游客同样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

所以，香港社会所讨论的有关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大都是表面问题。其内在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因此，只要香港人一直存有这种优越的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舆论甚至是社会的反弹。而任何健康且可持续性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遗憾的是，现在博弈的一方——香港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那么所谓的改革更是无从谈起。

客观的说，香港的改革前途明确且清晰。无奈的是，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但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而这是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