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的B面，是社会认为穷人没有生产力（组图）

如果说《寄生虫》拿下今年的金棕榈是对整个韩国电影的褒奖，那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问题，早已是全世界都有的症结，尤其是在一些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基石的地区，上流阶层和底层的撕裂早已穿过空间，钻出地表，赤裸裸摆在人们眼前，就像导演奉俊昊说的那样，“如果以韩国现实的人均收入计算，要买下这栋豪宅，可能需要547年。”

电影中，宋康昊饰演的父亲基泽，和儿子女儿老婆一家，逐步进入朴社长家打工，成为富人家庭的“寄生虫”。而在这座豪宅里，还有更底层的人寄居其中。富人雇佣穷人，并不是把他们看作生产力，会对某个家庭作出贡献，而是将其看作对一场慈善捐赠，穷人变成了一群仰赖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虫。

界限和气味在电影中不断被重复，标示着社会早已成为富人的社会，贫富差距撕裂后只剩下穷人的下沉和富人的伪善。电影中看似富人也没有犯什么错，实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就像拉纳·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里写的那样，只不过地点是从韩国首尔到了印度德里：

“最终作用于劳动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富人的阶级藐视，而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逻辑：新、快、廉价。这种逻辑是无情的，并对人类劳动充满了无限渴求。亚洲农村生活的死亡影响了上亿人，并成为一个绝望的水库，供这个逻辑取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恶心，但仍然照做不误。”

本文根据《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一书整理

1.寄生虫的B面，是社会认为穷人没有生产力

穷人成为寄生虫的过程充满被动和无助。在印度，因为土地被开挖采矿而支离破碎的部落，因为无法再用自己的土地喂饱自己的绝望农民，以及因为新工厂的出现而被淘汰的刺绣师、窑匠和木雕师，被认为是现代化戏码中的定型角色，正在经历贫困移民。

这些人中，有的最终成为破坏他们生活的那些富人的保护者和生活保障者——因为德里的富裕家庭非常需要仆人。事实上，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能够轻易买到廉价劳动力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小康家庭也经常雇用司机，而一个女佣大清早到家里来打扫地板上前一天积累的灰尘也是必备的。富裕一些的家庭永远有保安坐在家门外的塑料椅子上。对于这种不用做事的工作，主要的资质要求就是他们还活着，还没死掉。

《寄生虫》海报，中间富有家庭穿鞋，周围人光脚。穷人家庭通过担任富人家庭的家庭教师、佣人和司机谋生。

劳工的前呼后拥让富人们觉得自己更加尊贵，而且这也为他们的“得体”标示出绝对的界限。对于富人来说，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是不正常或不恰当的，这种想法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构造。比如说，没地方停车对他们来说不是困扰，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开车——司机把他们放到餐厅门口，然后去兜圈，直到他们出来。每件普通的任务——从寄一封信到买一张火车票，都需要在人群中经历冗长的推挤，这样的事实没有受到中产阶级的谴责，因为他们几乎从来没做过这些事。一般来说，这个城市的富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们会按铃叫一个佣人来找车钥匙，或是叫一个服务生端起就在面前的红酒瓶，为他们把酒倒进杯子里。

雇佣劳动力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许多欧洲和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洗盘子、洗衣服、给孩子做饭——对印度的中产阶级来说是陌生的，其结果就是印度的中产阶级常常能在其他方面更有生产力。然而他们和家里佣人的关系却往往离奇地充满戾气。如果你听到中产阶级抱怨他们的女佣，你会产生体谅他们的感觉，因为你觉得这些妇女的作用不是在房子里进行必要的劳动，而是弄丢钥匙、偷窃珠宝、打破碟子、浪费电、弄坏衣服、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 教孩子坏习惯、让水果腐烂，而且最主要的是，她们会一整天不来工作，从而摧毁其他每个人的生活。原因是（按照她们的说法）：她们病了，或者孩子被野狗咬了，或者因为碰到积水里带电的电线触电了，或者她们的贫民窟正在被拆毁，或者丈夫死了，或者姐妹要在某个很远的村庄结婚，或者某些其他同等荒谬的故事。

这一类由女佣造成的痛苦是中产阶级谈话的主要内容，其程度会让人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有特权的人似乎为穷人的背信弃义投入了那么多东西。这些中产阶级把他们生活中的每件错误都归咎于他们的女佣，似乎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程度。毕竟几代人以前，很多德里的有产阶级自己本身就是难民。现在，他们看着这些新移民的眼睛，这些为他们做饭、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似乎会让他们想起那些宁愿不再记得的暴力和不愉快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的推论是：在中产阶级心里，佣人们配不上他们的薪水。佣人的薪水不是他们对中产阶级家庭贡献的回报，而是对无能者的慈善捐赠。

中产阶级喜欢把自己看成不被重视的恩人，他们并非把穷人看作生产引擎，而是当成一群仰赖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虫。

正是他们——中产阶级，为经济贡献了真正的价值，他们决心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仅限于自己和同类人群享受。 即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他们仍然会愤怒地反对给为他们服务的人加薪。当你搬到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社群，老居民们(其中一些是百万富翁)会告诉你，收垃圾的人每月会问你要100卢比，但你只能给他50卢比。“否则对我们所有人的收费都会上涨。”在要花费3000卢比的晚餐上，人们不断讨论着一个女佣的闲话，因为她要求把2000卢比的月工资提高到3000卢比。

2.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了“非法要求”

抱怨这些事情的人应该知道工薪阶层的房租上涨速度和其他人一样快，他们肯定知道食物价格每年上涨幅度高达12%，但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仍然被视为纯粹的机会主义。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近乎偏执地认为自己在被穷人“掠夺”。他们把上门卖蔬菜的小贩描述为“小偷”，而众所周知，人力车夫们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载你一程”。

印度的繁荣属于中产阶级——这是他们的时刻，他们会为之疯狂战斗。 在一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400美元的国家，平均收入的轻微变动对于极少数(比如年收入为6万美元)的家庭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九成的人从印度崛起的中产阶级中被逐出，他们对于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要求是非法的。经济自由化后的一段时期内，有一条反复出现的口号——“记住穷人！”仿佛是为了回应这条口号，现在似乎是时候要忘记它了。

然而，穷人对中产阶级财富的新积累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印度农村的灾难不仅创造出了唾手可得的家庭佣人，也为建筑公司和工厂主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为工厂主创造了财富，同时这些人也为有专业人才工作的管理咨询公司和广告公司提供了劳动力。他们通过对采矿和建筑公司的投资创造出可喜的股票市场回报，还为有车阶级建造了道路和住宅。

但是，再一次，天平牢牢地掌握在精英手中。因为愿意劳动的人绝对数量庞大，雇主从来不必担心上哪儿找下一批工人，所以他们几乎不用付钱就能要求工人进行任何强度的劳动。工厂工人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全年无休的情况很常见。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到每天4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几乎没有人有养老金或保险。印度工厂现在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增加了工人劳动的强度，但对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自由化给整个体系带来了额外收入，那么这些收入通常是被承包商而不是被工人拿走了。

事实上，经济自由化后的十年里，厂主对工人的谈判力量发起了侵略性攻击。最初，德里工厂约九成的工人都是永久雇工，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享有更高的工资，还有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并受到各种法律保护。许多工人一辈子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但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新压力，这种情况对工厂所有者来说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他们找借口开除工人，而且常常是大批量开除。到了2000年，七到八成的工人是临时工，相应地，他们的法律和经济状况也更加不稳定。工人个体无法对自己的情况提出申诉，因为有一大堆人等着取代他们的位置，而大规模抗议会遭到严厉的处置，经常伴随着警棍和催泪瓦斯。警察似乎总是毫无疑义地站在工厂那边， 哪怕抗议的起因是由于工人死亡或管理层离奇和带有虐待性质的暴力。

《寄生虫》富人家庭解雇司机和佣人时，反复提到“低调解雇，我们没必要降低格调”。

3.“寄生虫”代表的阶级蔑视背后，是以劳动力为生的“吸血鬼”式的消费逻辑

印度雇主对工人在工作以外的生活设施投资很少。工人只有临时工棚，而且往往没有活水可用，因此工人很难实现对自身最低限度的保护——包括维持健康，以及在几小时后回到工作岗位之前能获得足够的休息。不用说，工厂生产出了大量的“人类边角料”——

生病了不再能工作的人；年满三十五岁，年纪太大的人；那些在机器上失去了手指和手，因此除了在街上乞求，别的什么都干不了的人。

但这种不受控制的情况对雇主来说也不方便，因为他们的工人和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不打招呼，说走就走。他们会突然就回比哈尔邦去了，因为有传闻说当地的就业前景有所改善；他们会请一个星期的假去参加某个宗教节日；或者他们只是换到隔壁的工厂，因为那家厂主为完成紧急订单，临时开出更高的工资。为西方大连锁店供货的纺织品制造商通常有六十至九十天的生产和交付时间，否则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在之前提到的劳动条件下，要确保一切都按时完成，这才是个大问题。

但雇主似乎认为他们的工人是外星人，是不服从到骨子里的生命，不相信与他们之间有达成任何和解的可能性。他们与神秘莫测的工人心灵的唯一接合点就是金钱，所以这是他们施加压力的地方。

在一些工厂中，工人每月拿的是最低工资，约6000卢比，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勤奖”——如果他们有一天没有上工，甚至哪怕是因为得病，这笔钱也会被扣掉。但即使是这样的措施也无法完全保障工厂这个机械化、可预测的空间里不会出现人力资源的剧烈动荡。这些工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边缘，受各种紧急情况所困扰——这牵涉到他们在这个国家偏远地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即使财务上的损失和这些紧急情况一样严重， 通常他们也不可能在所有醒着的时间里每天都来上班。

21世纪印度穷人的情况当然和当地动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传统的种姓等级制度以及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缺乏同情心。但从许多方面来说，在这里工作的穷人不仅仅是“印度的”穷人，他们还属于世界。

暴雨中，富人家庭坐在沙发里看儿子在草坪上露营，穷人一家仓皇逃走回到被淹的半地下室

到21世纪初，事实上，可以说全球经济的很大部分正在亚洲农村的绝望中运行。在20世纪90年代，那么多制造业转移到了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原因正在于这些地方运作的制度（尽管运作方式不同)。“正常的”资产阶级生活，无论在德里还是纽约，都需要大量参与其中的劳动，而这只有当劳动力保持在非常廉价的水平时才有可能。最终作用于印度劳动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印度富人的阶级藐视，而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逻辑：新、快、廉价。这种逻辑是无情的，并对人类劳动充满了无限渴求。亚洲农村生活的死亡影响了上亿人，并成为一个绝望的水库，供这个逻辑取水。

一位具有不同寻常自我批判精神的纺织厂主对此有自己的观察，她思考了这个自己在其中扮演节点角色的系统：“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你可以做一个有个性的资本家。你可以自己决定想要创造怎样的风气。现在，你是不是个‘好人’没关系。完全无所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恶心，但仍然照做不误。整个系统以绝望为食，而我们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寄生虫》与《大佛普拉斯》

【相关图书】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在世纪之交，拉纳·达斯古普塔来到印度德里，一个百万富翁与贫民窟并存，机遇和腐败共生的所在。自1991年宣布开放市场以来，首都德里在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中，从印度北部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新兴中产阶级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美国化。当他们的财富藉由巧取豪夺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全球资本市场为德里带来转变、机会、创新、希望，但也带来被金钱主宰的房地产市场和医疗体制、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遭滥用污染自然与环境、失能的行政体系与贪污腐败，再加上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21世纪的德里居民面临了愈发严峻的挑战。无论富人、中产阶级、拾荒者，还是罪犯，无人能置外于这场毁坏与创造的矛盾。

作为一个从印度移往英国的二代移民，达斯古普塔以一种既亲切又好奇的心情重新回到自己先祖的土地上，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对德里居民的采访，以小说家的生花妙笔将德里的历史与当下交织成篇，为城市发展大潮下的疏离与残酷留下客观的纪录——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日，被金钱资本淹没的德里既是许多城市共同的过去，也是许多城市无可避免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