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裹足不前” 北京或将顺势介入治港（组图）

中国南部“特别行政区”香港从2019年6月持续至今的乱局，致使当地政治机器运转趋于紊乱、无效，也暴露出一直隐藏在深处的症结。

不论这场运动最终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这些症结都已不能再回避和拖延。香港社会对于自身的问题早有觉察，只是困于内部争执而无力为之，如今遭受大规模游行示威的轮番冲击，权威性与合法性进一步动摇，更难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与结构性问题。

“一国两制”香港履行不到位

2019年8月22日是主导香港回归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15周年。这也被视为以邓小平之语澄清“一国两制”，以及中央政府与香港关系的一个契机。

24日，中国港澳研究会在深圳举办了一场重温邓小平讲话的座谈会。中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提及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说过的一句话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也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

邓小平当时还说过，“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

现在看来，香港正在发生的席卷全港的社会运动，以及背后所存在的多种推动因素，显示历经历史波折的邓小平的惊人远见。而邓小平所设想和定制的“一国两制”，其实就留有解决香港当下问题的钥匙。中共在十八大后对香港的一些做法，也都未脱离“一国两制”的初始设定。

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表香港“一国两制”实施状况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所谓“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一国两制”并非“一国两治”，“一国”是“两制”的根本和前提，也就应当在“两制”之中都有所体现。香港《基本法》合法性来自中国宪法的授权。在《基本法》里，特别是第23条迟迟不能兑现，正是“一国两制”遭到片面理解和执行的鲜明写照，也被认为是香港今日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港府难解香港困局

在关系到香港前途和民生的住房问题上，香港首任特任董建华曾经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填海造地计划”先后搁浅，最终使得高房价成为挤压香港民生和实体经济的巨大负担。

在香港的教育问题，董建华任期里亦曾发布《中学教学语言指引》，推行中国国语教育；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则推出过“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然而这些有助于加强国家认同、履行“一国”的改革在香港社会引起争议且受到抵制，进展缓慢或已被搁置。

经历1997年民主化改革后的香港政府，受到立法、司法、媒体舆论、利益团体太多牵制，实际权力和运作空间甚至比西方国家政府更为有限。香港社会长期在西方价值观熏陶下，对政府、权力的警惕、挑剔和批判，成为一种普遍性意识。

在这次修例事件中，港府的声望更是低到极点。如7月30日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林郑展望下跌3.3分至30.1分，支持度下降21%、反对论上升至70%，民望净值为负49%，继续保持香港民望最低的特首。

事实上，林郑担任香港特首尚且不满两年，然而香港的民意走向往往与特首所作所为没有太大关联，正是香港当前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决定了港府及特首只能蹑手蹑脚、一事难成。

这场已经持续两个多月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最终会走向何处？答案仍然不得而知。港府以及香港社会能够解决这次运动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深刻矛盾与复杂问题吗？应该更是难上加难。

北京或会介入香港社会改革

“一国两制”框架之下，香港之“制”已然运转失灵，显露“败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央层面其实有责任也有权力着手解决香港困局。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直接出手介入香港当前社会运动，即使介入也需要慎重考虑时机和方式。

201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作中共十九大报告时表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这一说法意味着中国中央层面认为以往相关方面贯彻“一国两制”不够“全面准确”。

香港社会自身缺少融入“一国”的动力，中国中央层面需要施加更多作用力，为其做出指引和协助，共同打造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融合的“一国两制”。

不同于中国内地，香港是“大社会、小政府”，现今乱局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层面的问题酝酿和主导的结果。在内地的视角来看，香港社会的问题包括以住房为焦点的贫富差距，教育体系“反中”倾向，媒体权力缺乏制约，香港社会普遍性的反共意识、香港的经济困境和金融隐患等等。

在房地产调控、化解金融危机、改善民生等方面，中国内地的改革探索已经走在了香港前面。在维持社会稳定、规划长远发展、舆论管理等方面，中国政治制度亦有独特的优势。在这些方面，中共中央层面都可以更有作为，向其提供经验和教训参考、统筹方向引领。

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的关键甚至是唯一的联结点，在过去40年时间里搭乘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便车，在中国改革开放浪潮和中西碰撞交流之中迷失了自己的角色和方向，未曾意识到作为脱胎于中国的香港社会自身也需要进行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并不是很多香港人所理解的“完全西方化”，而是在认清自己的底色和特征、优势和局限的前提下，有所取舍地改革开放。

香港在回归前处于港英政府的绝对管理之下，回归后的“小政府”被证明缺少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实事求是地讲，香港的长远发展只能依靠中国中央层面的。

中央层面的介入未必会“破坏”“一国两制”，完全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通过面向香港各个阶层、族群的“大统战”的方式，实现对香港的引领。

当然，中国中央层面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着手解决香港问题并非易事，不仅因为“两制”的约束，还因为中国执政者相对缺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经验。当然如果能够解决香港的问题，无疑也将证明中国执政者的执政能力。

中国执政党中共能够在内地打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必不能在香港打造出“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