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饭圈政治：谁在高举粉丝民族主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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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被视为“政治冷感”的娱乐圈粉丝正在成为一股无法忽略的“流量”，其自发的组织和巨大的消费、号召能力让很多人不得不重视他们的存在。连政治团体在维持集体力量时也会借鉴粉丝圈的运作，以娱乐的外衣包装主义，释放集体的力量--这种演变正发酵于当今的中国网络社会。

“阿中哥，出道五千年，14亿活粉，一出道就是顶流，哥哥超级棒哒”，这句来自颇具时代特色的政治口号来自一个新的群体--“饭圈”。所谓“饭圈”，即粉丝群，具体来说，就是某个明星的粉丝自发组织的小型团体。不过，“阿中哥”并不是哪位“爱豆”（Idol，即中文“偶像”的网络俚语），而是中国的人格化称谓。

如何看待“像爱豆一样爱国”？那可能要从饭圈女孩的“前世今生”说起。

一个亚文化群的“崛起”

中国人被流行偶像“圈粉”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录音机的普及让港台流行歌手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民间流传--虽然彼时，舆论认为这些歌曲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直到1987年，这股地下的民间风潮首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来自台湾地区的中美混血歌手费翔在回大陆探亲时主动联系了电视台，作为台湾歌手代表登上了当年的春晚表演来宣传两岸联谊。

虽然具有政治色彩，费翔却因为俊美的形象和帅气的舞蹈动作圈粉无数。偶像其实是面镜子，折射出某一时代，某个群体的心理诉求--粉丝将自我的某种梦想、欲望和缺憾投射到偶像身上。

从学术的概念去理解，最初时，饭圈文化的核心特点在于“文本中心性”。在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中，无不强调流行文化的参与者和某个特定文本之间的深度结合与互动关系：例如，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Encoding and Decoding）描绘了人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媒体研究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将粉丝称为“过度的读者”（excessive reader），以及美国传播学专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说的“文本盗猎”（textual poach）。可以说，在“饭圈1.0”时代，如果没有文本的存在，就不会有流行文化，就不会有粉丝。

第一代饭圈粉丝实践的核心在于文本，而最新一代饭圈的核心文化则偏向“数据”--如今，数据可能就是一个偶像的“实绩”，它代表了人气、粉丝购买力、利用价值和偶像潜在的发展。从前，流行文化通常会勾连到个体背后的整个时代叙事，而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数据库”，一个非常复杂且连通的符号体系，它没有中心，只有网络化的碎片信息。

一场关于流量的战争

数据为王，是媒介形态变迁的自然结果。追星也不再是一种娱乐，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网络参与。“数据实践”改变了受众被动的局面：过去，粉丝对偶像是仰望，现在粉丝不仅可以见证偶像蜕变、与之共同成长，多元化的互动形式让“可以面对面的偶像”形式深入人心，粉丝也可以在偶像成长和圆梦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为偶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社交平台大行其道的今天，粉丝更关心他们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他们自己选择可以接受的信息内容甚至自己创造内容。由于不同群体的粉丝偏好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再加上目前的消费信息特征更加公开的，流动性增强，极具开放性，粉丝对信息内容的获取在不同的时间段，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呈现更加多元自主的形态。

但多元，有时候意味着竞争。7月，有网民在豆瓣网提问，“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引发一场关于明星流量的战争。毋庸置疑，周杰伦有广为传唱的作品，是“饭圈1.0”时代的王者；但面对新一代的流量明星，周杰伦的“数据”并不丰满。即便他的粉丝最后以惊人的流量营造了“周杰伦仍旧是时代焦点”的感觉，但如果看更能反映大众关注度的搜索指数，周杰伦的搜索量仍不及“小鲜肉”们的一半。

这场流量战争显示出“饭圈逻辑”的脆弱与强大。那些号称是周杰伦粉丝的人们迅速地掌握了饭圈逻辑，以“做数据”为手段帮助周杰伦赢出。不过，他们又是否能意识到，自己或多或少也陷入了饭圈的狂热之中。

一次民族主义的网络实验

尽管饭圈逻辑不堪一击，但其严密的管控手段和整齐划一的操作步伐还是会产出巨大的能量。

“控评”是饭圈的制式动作，粉丝团的“初级侦察兵”每日会不间断地在微博搜索偶像的姓名和姓名缩写，一条条翻阅搜索结果，进行初步的舆情监控，将负面微博呈报“反黑组”。这是大部分遭遇战的开始。

2018年7月，《人物》杂志记者谢梦遥在微博上批评流量明星吴亦凡的唱功，一天之内评论数破万，并登上微博热搜。吴亦凡的粉丝成批涌入谢梦遥微博，先是在评论区向他介绍吴亦凡的实力和进步，希望破除他的“误解”。交涉无效后，战役进一步升级，“战斗粉”进场，谢梦遥的私信收到大量辱骂、人肉搜索和死亡威胁。还有不少粉丝向《人物》杂志社举报、投诉谢梦遥。

今年7月，针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舆论战开始后，饭圈几乎完整地内化于这场陆港舆论战之中。表态支持香港示威者的明星的微博被逐一侦查，“阿中哥哥”的支持者出现在评论区与这些明星当场对质，“战斗粉”也各出奇招，试图争取舆论主动权。

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林西曾经指出，流量明星的商业价值与他的网络数据排行有很大关系。意识到这一点的粉丝，主动投入到数据的生产线中，把自己的时间用于打榜，置换成偶像的商业价值--这是一套非常成熟的行为模式和组织方式，一旦被其他组织或机构吸收，就有可能被转化成对于某种理念、某个实体的维护。

“饭圈式爱国”无疑是粉丝社群的政治表达，也有可能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但与过去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饭圈逻辑强调“掌控感”，在他们看来，偶像是被他们“养成”的：只有我，才能定义什么是对爱豆最好的和最对的。新时代的造星文化不仅催生了一套偶像商业流量游戏规则，也成就了一场“造物主”般的心理消费。

在这时，年轻人的个人意志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如1966年，煽动和支持学生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现他们难以掌控红卫兵运动，甚至还遭到红卫兵的质疑一样。舆情可操控，但鼓噪起来的情绪，有时候并不轻易能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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