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香港反对派赢了“民意”输了“未来”（组图）

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11月25日上午已全部出炉。在反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此次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创下71.2%的新高，最终泛民阵营压倒性的获得385个席位，建制派仅获59席；在18个区的区议会中，泛民阵营在17个区获得过半席位，建制派则有多位“明星”落选。泛民与建制派的力量对比与四年前相比发生了大逆转。

针对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田飞龙表示，此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成功塑造了一种支持对抗、恐惧融入国家的“主流民意”，其结果对于后续一系列选举乃至“一国两制”的整体制度安全都会造成影响。

他认为，建制派失败的背后是多数香港人“精神能力”的失败，在中美关系出现变数、全球处于“大变局”的情况下难以自处，如果香港精英不能引导民众实现公共理性，香港问题的危机难以化解。

建制派在此次区议会选举中大败。（AP）

多维：在反修例风波仍在发酵、暴力示威仍未止息的背景下，香港18个区的区议会选举，结果最终呈现出17:1的结果。你怎么评价此次区议会选举？这样的结果，对香港以及北京意味着什么？

田飞龙：本次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反对派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席位，成功塑造了一种支持暴力、支持对抗、恐惧融入国家的“主流民意”。这是一次暴力氛围下的特殊时期的选举，其结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体上可以作为测试香港所谓“主流民意”的民调依据，也是比任何其他形式民调更为准确和分布更为全面的港情调查。

这是香港民主的直接结果，也是香港理性精神进一步陷入迷惘的征兆。

在这个民主价值“泛化”的时代，任何对民主有意义的讨论或批评都会遭致不悦，对香港区选结果的分析同样如此。我注意到已经有大陆媒体委婉道出了对香港区选结果及其后续政治演化的忧虑，但也包含着某种既微弱又热烈的期待。

但我的忧虑在于，这样的“主流民意”与中央确定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理性管治方略相距甚远，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民意”示威。我相信多数香港人并不愿意香港持续暴乱下去，但他们确实希望改革命运，可是又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想好怎么去改变。他们的愤怒与政治不审慎，很可能是导致香港进一步撕裂和沉沦的助力。

香港陷入此种精神迷茫周期过长，甚至可能以“民主”的方式自我封闭和边缘化。

多维：其实建制派对选情不利有心理准备，只是结果如此一边倒还是多少有些意外。

田飞龙：选举结果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回归22年来，在香港自治的四根支柱“教育、司法、媒体、青年”层面，中央和建制派从未取得结构性优势和突破，模糊拖延的绥靖策略一步步酿成今日结果。

其次，“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完整法理学与法律信仰未能在香港有效确立，香港在“普通法”下保持着完整的“殖民”制度建制以及与西方的一致性。

此次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创新高，年轻群体成为增量的重要来源。（AP）

田飞龙：第三，从占中运动开始的公民抗命到今年的反修例运动，违法达义已深入人心，青年本土派决定性崛起，香港政治版图极化与激进化显著发展，香港法治与政府管治未能有效应对。

第四，“两制”意义焦点长期错位及不对称发展，国家期待的“法治发展”型路线最终难以有效说服香港人追随，而本土派的“民主福利型”路线精准把脉了香港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节点与诉求。

第五，外国势力对香港长期的“隐性殖民”与超限利用，制造了香港与“一国”对抗的政治幻象。

第六，反修例运动及蔓延性的社会暴力，对建制派与爱国基础民众造成严重威胁，导致极端主义的“选举夺权”初尝胜果，必然一发不可收拾。

多维：这样的选举结果，对于明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乃至2021年的特首选举，会有怎样的影响？

田飞龙：应该说区选结果可能会波及香港“一国两制”的整体制度安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在区议会洗牌基础上将对建制基本盘造成严重冲击，香港政治版图的“极端本土化”色彩将向管治权高端推移。这是其一。

其二，2021年的特首选举，反对派将具备更强的直接或间接“造王”的政治能力，具备更强的与国家对抗的政治实力。

其三，在反修例与区选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特区政府剩余任期的管治将更加困难，立法会亦难以通过任何有利于中央管治权制度化及两制融合的立法或决议。

其四，极端本土派将以“勇武路线”持续威胁在港建制派、内地群体甚至中央驻港机构，以进一步的持续性暴力追求一种践踏基本法秩序的“完全自治”或港独。

其五，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以区选结果为由进一步全面干预中国香港内部的人权与民主问题，更大限度利用“香港牌”遏制中国发展，损害中国主权与国家利益。

多维：此次区议会选举与其说是泛民阵营大胜，不如说是建制派大败。从泛民群体选举后的反应来看，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田飞龙：与其说是建制派的失败，不如说是多数香港人“精神能力”的失败。在既往中美和解、两制相安的岁月静好期，香港安享全球化制度红利，也享受着俯视内地的道德优越感。在中美交恶、全球化秩序质变的当代，香港何去何从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辩题，但香港本身的教育、文化及精英素质难以支撑这一场“精神突围”考验。

从区选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港人对“一国两制”、基本法、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与战略理解是残缺和碎片化的，他们在信息自由的世界里却陷入反国家的信息漩涡，他们在全球化的巅峰平台上却看不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他们在民族复兴的“黄金时代”却选择观望、抗拒乃至于逃离。

选民投票给反对派，很大程度上是在宣泄对于港府的不满。（新华社）

多维：区选的结果从另一个面向证明了港府工作的不足，前不久的港府的施政报告基本对香港社会没有起到作用，这一结果也倒逼着港府必须对所有的工作进行重新思考与规划。

田飞龙：在这样的区选结果之下，你可以去苛责港府，苛责建制派，类似的话都可以讲，但是否有人认真得看过港府的施政报告？施政报告里面提出的一些措施，如果香港社会各界能一起去对话、讨论，会不会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反对派是否给了港府去推行施政报告的机会与时间呢？

多维：我们此前采访过一位长期关注香港的马来西亚资深华人政治家，他认为香港反对派与管制者之间尖锐的矛盾与撕裂是典型的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田飞龙：政治不成熟，其实是社会文化精英不负责任的引导民众去对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目标做极限追求，不断打击、破坏特区政府的管制，然后再以此为理由说“特区政府管制能力不行”，进而就是“我要双普选”，这是他们一贯的操作逻辑。

多维：一直以来泛民阵营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只会用口号给港府踢出一些不可能被接住的“球”，却没什么“真本事”。其实2003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也大胜过一次，但四年后就被建制派夺回了阵地。

田飞龙：这次不同。如果说2003年是香港回归之后民意在政党间摇摆，那这一次反对派所塑造的“民意”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的反国家倾向，而且青年人的投票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区选带有某种程度上“社会造反”的意味，2003年的情况已经不具备参照价值。如果我们还是在制度内思考问题、回应问题，仍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我觉得化解危机的效果是有限的。

多维：也就是说，如果香港问题的局面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四年后，与内地切割、对抗仍然会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田飞龙：可以看到，反对派这次塑造“主流民意”的能力非常强，最近半年反对派策动了这么多极端的暴力事件，仍然能够让主流民意支持它，这会让整个香港社会的精神走向封闭，也必然带来香港的沉沦。

当然，无论香港区选及未来若干场选举走势如何，“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确立的香港自治地位与中国主权地位不可能改变。反对派当然可以继续裹挟“民意”、勾结外国势力图谋任何政治目标，但直接遭受损害乃至于重大牺牲的不是香港建制派，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香港自身。

在走向封闭和高度恋旧的集体心智下，香港对内地精英人才乃至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恐怕会持续走低，香港高等教育和金融中心的顶级地位恐怕会遭遇巨大挑战，香港在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的机遇窗口恐怕不会等候太久。

反对派赢了“民意”，输了“未来”，这可能是此次区选结果的危机征兆之一，也是最具有悲剧性意味的现象。也许香港各界确实应当冷静下来想一想：暴力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吗？对法治的肆意蹂躏和选举暴力的精准设计真的是民主的胜利吗？对国家战略与体制的持续疏离真的是香港的未来吗？对西方无节制、无保留的信任与追随真的是香港的精神命门吗？对青年人包括未成年人的极限动员与暴力洗礼真的是对香港下一代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吗？

通过渲染恐惧和暴力制造“民意”容易，历史上不乏先例，希特勒就是个高手，但负责任地教育和引导民众形成稳定的、反思性的社会公共理性及与民众共同思考本土利益的最佳实现方式，则是精英无法推卸的责任伦理。这一次，香港的管治精英与社会文化精英“自私”、“无能”而又“民粹化”地放弃了这一理性责任。

所以，如果香港没有能够负责任的精英引导香港人考虑清楚自己到底应该跟谁走、自己应该怎么适应这个大时代的话，香港是没法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