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历史性惨败 香港需要一场怎样的“斗争”（组图）

如果说在反修例风暴之前，北京治港还可以在发展与繁荣的表象之下得过且过，那么当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反修例爆发且急速蔓延，再加上刚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建制派惨败撕开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千里之外的北京已经再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反而要“丢掉幻想”，彻底反思以往治港政策的失败，在搞清楚香港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基础上带领病入膏肓的香港再出发。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来一场刮骨疗毒的“斗争”不可。

也许有人会说，香港过去也一直在“斗争”，为什么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倒越来越积重难返？这里就引出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以往“斗争”的失误，其二是接下来怎样去开展有效的“斗争”。

先说以往斗争的失误，第一是方向性的失误。香港回归后，其人口主体已经转变身份成为中国公民，由此围绕香港治理和陆港矛盾产生的争执，也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该用化解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既往治港的斗争哲学，却不仅把居于市民过半数的泛民推到了对立面，而且采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最终“亲者痛、仇者快”。就算是敌对阵营中时不时冒出港独的声音，也只是极少数，而且绝大多数港人也认为港独不可能也不可理喻。

这样的方向性错误，在北京涉港机构尤其是中联办以及香港建制派群体中尤为突出。2016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接受媒体专访时曾有过“表率”，因其从始至终都未使用惯用的“反对派”“异见者”或者“持不同政见人士”来指称泛民，而且不仅承认泛民的存在是“正常的”，会“伴随着一国两制长期存在”，还表示“泛民的立法会议员是特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基本法的角度看，他们也属于建制人士。”只是这样的姿态，在以对抗为常态的洪流中很快即被湮没。而这一次的区议会选举，香港沉默的大多数用选票选择了泛民，这样的结果也再一次警醒北京：如果一如既往将泛民视为反对派、异见者，那是不是表示要站在香港大多数的对立面？如果是这样，香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又从何谈起？

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惨败，外界纷纷猜测林郑月娥去留。（新华社）

除了方向性的失误，紧随其后的便是被忽略的斗争。如果说方向性的失误是斗了不该斗的，那么被忽略的斗争则是该斗的没有斗。尤其是对于腐败和官僚主义这一侵蚀中央在港治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斗争，是最该自我批评和下大力气斗争的，却一直被束之高阁，或者干脆视而不见。

早在2016年，在经历过占中以及旺角骚乱等系列事件之后，我们就呼吁北京涉港机构的重塑重组。理据之一，便是中央治港机构越来越沦为一个“三不管”地带，内地官僚体系不断的发展却好像丝毫没有触动治港的行政体系，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几年，内地官场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巡视组无所不在，但治港体系层面却一直是轻描淡写。久而久之，不仅整个官僚体系被既得利益群体所支配，被经济利益“围猎”，而且为了保持原来的有利位置，甚至习惯性地避重就轻遮盖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以为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相安无事。基于这些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要想对香港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对治港体系进行一次红脸、出汗的“斗争”。

在理清了过往治港斗争的失误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结合香港今天的实际怎么去斗争的问题。诚如习近平所言，“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具体到今天的香港，要想开展有效斗争，首先必须要明白习近平所谈“斗争”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背后的辩证思维。辩证法的精髓是，考虑事物时，将事物最核心的本质视为动态的、相互冲突的，而不是惰性和静态的。因此考察事物时，探究的是它们的“矛盾”属性。香港作为首开先河实践“一国两制”的载体，原本就是冲突和矛盾的前沿，这是毋庸讳言的，对此展开的斗争，也不能是惰性和静态的。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失，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不同。何况斗争本身也是辩证的，另一面是“统战”和“合作”，斗争只是手段，不能为了斗而斗，甚至演变为破坏性的斗，因为终极的目的不是把香港斗坏，而是“共赢”，是为了香港长期的繁荣与稳定。

当然，对于“斗争”的辩证认识之外，不管是北京还是特区政府，必须对香港所处的历史阶段，对香港今次问题总爆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有着全面准确的认识与理解。套用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2002年访港时的话来说，克服香港当前困难的力量和办法就存在于香港的本身之中。但要想找到真正有效的力量和办法，就必须对整个社会每一次或大或小的脉搏跳动有着足够的敏感度和感知力。

就如同今次的反修例一样，很多人会诧异事情何以闹得这么大，但只要翻看一下香港近几年的基尼系数和房价涨幅，再看看产业环境，就会意识到这次的总爆发早已在酝酿之中，迟早会来。而今次区议会建制派的惨败，如果将其放回到香港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反修例风波的大背景下，将其放置在民众对特区政府长期以来施政不利的怨气和怒气的氛围下，这无疑就是一次带着强烈情绪的公投，当情绪和政治口号压倒一切，这样的结果也并不意外。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在草创阶段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并用于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可以说，斗争贯穿于中共这一即将满百年大党的全过程，或大或小。香港回归本身，也是一场与英国政府的“斗争”。北京理应明白，对香港问题的深刻反思与再认知，既需要抛开以往的传统斗争思维，又需要在认清香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前提之下加强另一种层面的斗争，比如与消极“一国两制”的斗争，与陈旧官商共治模式的斗争，与单一产业结构的斗争，等等。如此一番刮骨疗毒的斗争与“自我革命”，方才可能重拾香港的人心，也才可能带领已经病入膏肓的香港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