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海南贫困小村厉害了 全村男女老少英文沟通无障碍（组图）

一

大概从三年级开始，每次考完试，颜聚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人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颜聚！出来吃饭！”母亲叫他，也不答应。他不是个叛逆的孩子，从小成绩优异，语文数学永远在95分以上，这在乐罗村很了不起。

这是一个跟优裕生活沾不上边的家庭。颜聚母亲操持着一家杂货店，卖种类稀少的烟酒，给干完农活的村民卖粉汤。她独自支撑6口人的生活，每天凌晨收工，4点半就又要起床劳作。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三年级之后，颜聚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困难。学校开设了英语课。在这之前，他对英语从未有过概念。歪歪扭扭的字母在头脑中纠缠，赶也赶不走。他看着英语卷子，20分或30分，运气不好就个位数，太刺眼了。他很努力，成绩也不是最差的——在乐罗村，英语能考及格才是件新鲜事。

生活在城市里的父母即便再不上心，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也会买些印着字母的画纸，或者陪他们看英文版的小猪佩奇。但农村是另一个世界。因为相信读书的价值，母亲给颜聚买过很多书，但从没想到过英语。对于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妇女来说，这太遥远了。

“英语跟数学不一样，只能是长时间培养出来的。”乐二小学校长罗备告诉我。他教过的一个农村孩子，中考时数学全省第一，但英语成绩始终提不上去。就像我们常说一个人“有气质”一样，它甚至跟努力没有关系——父母英语流利，孩子也一定不差——简直像遗传基因一样坚不可摧。

如果你认识那些成年后奋起的英语大神，他们一定会跟你讲起学英语的血泪史。从认不全26个字母，到痛下决心，寒窗苦读，听VOA，背词典，背一页撕一页，非常悲壮。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难获得一口漂亮的发音。

但在乐罗村，这个坚固的基因链条正在被打破。那些农民的孩子、打工者的孩子，像是发生突变的DNA，开始将英语视作最有优势的学科。不到一年的时间，颜聚的英语成绩就一跃达到85分以上，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能考及格的学生。更多的孩子，可以流利地用简单英语交流，唱英文歌，登台表演，甚至指出英语老师的读音错误。

孩子们形成一个杠杆，撬动了全村人的生活。在乐罗村每年一度的乡村春晚上，包括颜聚妈妈在内的20位母亲登台，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唱了3首英文歌。一门外语无法把他们从逼仄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但至少，他们感受到了生活之上的东西。

二

乐罗村位于海南省乐东县，距离三亚50公里。这里自古重教，清咸丰六年，乐罗就建有德化书院，这是乐东县境内最早开设的书院。民国时期，这里诞生了物理学家颜任光、中国最早一批硕士颜任明、黄埔军官颜绳武，以及陈垂斌和陈垂华等著名人物，时人称之为乐罗“五杰”，乐罗也因此得名“博士村”。 其中，颜任光曾在1921年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在1947年受委托创立私立海南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开创了海南高等教育先河。

乐罗人颜任光曾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后创办私立海南大学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成了一件不那么重要的事。罗校长告诉我，一个地方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相关。10年前，乐罗村农业繁盛，内地来的商人络绎不绝，每到农忙时，村子里经常堵车。那时仅乐罗村在校学生人数就超过10万，和附近的五指山市人口差不多。但近年来农业凋敝，年轻人都到三亚、海口打工，地也没人种了。目前，乐二小学只有120多名学生。

年轻人相继离开乐罗村

在这所学校的13名教师中，有12个没有接受过正规英语训练。这里的小学响应国家政策，开设英语课，在招到英语老师之前，没人敢上课。“我宁愿不开（英语课），你这几年把发音往错的方向上引导，小孩子上初中，他怎么纠正过来？很难的，知道吗？”罗校长说。

对于英语教育，家长们最初没有放在心上。这里小升初不考英语，学生和家长把英语看作“副科”。

蒲老师是乐二小学最年轻的老师，28岁，来自海南儋州。刚来的那一年，学生们认不齐26个字母，音标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课堂上睡觉，或者突然起身走来走去，没人在意她熬夜准备的bomb game（练习英语发音的游戏）。孩子们说，这个不考，我学不会；家长们说，他很努力了，但是主科的作业也很多。那时她大学毕业没多久，渴望为乡村的孩子带去英语教育，但显然失败了。

“为什么呢？”蒲老师想，每个老师都在想。在农村，每个人都知道学习是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但人们却显得漠不关心。就像那只在鸡汤文里经常出现的跳蚤——一直跳不出头顶的玻璃，索性就不跳了。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好好学习，但其中的隐秘逻辑是，他们知道这没有用，“教育”只不过是欺骗自己的话术。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经历过什么吧。

陈佳丽的爸爸从小就崇拜会说英语的人。他现在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理发店，理发一次15元，每天能接二三十单，属于村里的高收入群体。他从小爱看国外电影，以前总去邻居家看黑白电视，中央6台播《007》，他看见詹姆斯·邦德在伦敦打，在纽约打，一口伦敦腔，身边还总有性感女郎。

对他来说，英语就是外面的世界，是他从未踏足过的奇景，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给他们创造一个英语环境。除了在手机上经常播放的英文电影、动画片，他要求孩子们说英语：跟他打招呼要讲hello，出去玩是play，不过一到吃饭就比较困难了。breakfast？lunch？dinner？这超出了他的知识储备。

他们种地、开小卖部，或者在超市卖大米，不过谁敢否定他们的努力呢？他们明白缺少知识的后果——过着现在的生活。

蔡雨彤的妈妈一直很介意自己的学历，她初中学习很好，一心想考高中。那时候她抱着英语书啃啊啃，终于万念俱灰，接受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命运。她想成为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为此去了一家设计公司，但从来和具体业务无关。

她是个打不倒的人，买来英语书、日语书、韩语书，拼命地学，像是在和自己斗气。当一个人不断地失败，最好不要大言不惭地告诉他“坚持就是胜利”。最终她回到家乡，结婚，工作，成为蔡雨彤的妈妈。

就像永无止境的循环，一代又一代。或许几十年后，已为人母的蔡雨彤也会给孩子编织一个美丽的、名为“教育”的谎言，然后心中默认它不可能实现。循环继续。

但在乐罗，一款小小的英语学习软件的出现，把人们从这个怪圈中揪了出来。它教会孩子单词、语法，却又远不止这些。逻辑改变了。

乐罗村的孩子们

三

乐二小学与村子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因为学生少，甚至一点都不吵闹。教室里贴着名言警句：“有志者事竟成”，“坚毅可以战胜强力”。放学之后，孩子们喜欢光着脚在操场上扔沙包。

蒲老师就是在相似的环境中长大的。高中毕业后，她去湖南邵阳读师范学校，英语专业。“语音语调太差了，（老师）把我们贬得跟什么似的。”她好胜心强，在大学里几乎是最努力的一个。4年里只跟书本恋爱，在图书馆从早泡到晚，养成3分钟解决一顿饭的习惯。冬天凌晨5点钟的学校花园里，也能看到他们这群农村考出来的孩子，在大声练口语。

“我一直拼一直拼，但差距太大了。”蒲老师说。看着城里英语基础好的同学，不费太大力气就考过专业八级，她很低落。她会想到中学时，妈妈给她买的录音机，磁带滋啦滋啦地响，她从中捕获一个个单词，这是她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的英语资源。

前两年，她跟着罗校长一起去海口一所知名小学学习，发现教育的差距比她想象中更大。那所学校是海南最好的小学之一，1992年就实现了“四机一幕一柜进教室”。学生的书画、摄影、科技发明被送到日本、英国、美国参展获奖。课堂上，老师采用全英文的授课模式，孩子们并没有任何障碍，争抢着用稚嫩的童音回答提问。

在那里，每天下午3点之后，属于兴趣班时间，学生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爱好。罗校长去看了他们的汇报演出，孩子弹钢琴，演戏剧，诗朗诵。他跟着啪啪鼓掌，随即泛出一丝嫉妒，“那些（兴趣班）老师，全都是花大钱请的。”罗校长告诉我，这所知名小学每年的教育经费300多万，连校内卫生都承包给了保洁公司。

“我们一个学期（经费）多少？3万！你能想象吗？”罗校长40多岁，带着一副金属边眼镜，显得愤愤不平。

“那咱们小学的卫生谁来做啊？”我问。

“我啊！还能有谁？！我每天6点多来扫地的！”他激动地像要从椅子上弹起来。

蒲老师想过离开，去镇上或者更大的城市教书，但被校长直接否决。“绝对不行，我们领导局长跟我说也不行。你要说行的话，你给我弄一个（英语老师）过来，不用八级，过四级就可以。”罗校长说。乐罗全村有3所小学，一共只有3名英语老师。蒲老师前年怀孕休产假，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英语课停了半年。

于是，农村的孩子一到城里面读书，难免经历巨大的心理落差。前两年，罗校长的儿子考到海口一所高中。原来一百多分的成绩，现在只能考到三四十分。“人家说你就只能听，跟傻子一样，可怜。”

谁也没想到，这种看似绝望的状况，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改变。去年，一个帮助农村孩子学英语的公益项目被引入这所乡村小学。这个项目由腾讯公司和播杰书院合作推进，乐罗的学校和孩子可以免费使用由他们代理的一款名叫ABCmouse的APP。

课堂上，老师不再“教授”英语，他们变成了“引导员”。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一块大屏幕上，上面有各种英语游戏。他们争抢着到屏幕前——老师挑出手举得最高的孩子——伸出手指点一下大象。“elephant”，音响中传出标准发音。再点一下，“Can you find 4 elephants?”台上的孩子迅速点出4头大象，满意地蹦回座位。

在这样的英语课上，老师不需要考过英语8级，发音标不标准也无所谓。他们只需借助APP引导孩子们玩游戏，至于单词发音、语调这些专业性的内容，都交给APP完成。“其实老师的作用，就是教会孩子使用这款APP。当他们会自己在手机上玩了，每天都有英语输入输出，自然就能学好。”陈白玉老师说。

孩子们在陈老师的英语课堂上展现自我

老师的功能被削弱了，但孩子们学到了更多。陈老师原来是教语文的，现在作为志愿者给孩子们上英语课。在乐罗，像陈老师一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之前可能是数学老师、美术老师，甚至是幼儿园园长。在技术的加持下，他们不再害怕给孩子错误引导。

逐渐，英语成了孩子们的社交货币，已经很少有人不愿意参加这项公益活动。在超市上班，月工资两千的蔡雨彤妈妈，给女儿买了一台3000多元的iPad学英语；蔡昌书在好朋友陈佳丽的影响下报名，妈妈一口答应下来。“她怎么会不同意呢？我可是她的亲生儿子！”刚放学回来的蔡昌书说。

为了能让儿子学英语，蔡昌书的妈妈跑到镇上的电信营业厅，要求拉网线。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不知道，在农村拉网线是件多困难的事。光纤是没有的，网速是几兆，什么时候能拉呢？“等一等吧”，她跑了两个月，天天去，天天让她“等一等”。她着急，跟工作人员吵架，声音抬高又立马降下来，“毕竟是求人给孩子学英语”，她说。

她给蔡昌书买了平板电脑，自己还用着老人机。他们一家3口人住一个小房间，她从没给自己花过钱，就连那辆电动车，还是去种田路上被眼镜蛇咬了之后买的。

蔡昌书是个要面子的小孩儿。每天在APP里完成任务之后，仔细检查视频里自己的发音，有一丁点错误就删除。直到满意了，才让妈妈把视频发给老师。

蔡昌书在考试中取得年级第一名的成绩

志愿者们为了让这些孩子得到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各个学校的活动。内向的颜聚频繁上台，妈妈把他每次的表演都录下来，保存在手机里。“他在台上很自豪的。”她指着屏幕里扮演长颈鹿的儿子说。

四

不到两年时间，参与公益培训的孩子英语成绩迅速提高。原先英语从来没及格过的学生，现在成绩都保持在85分以上。颜聚的信心回来了——他没说，但妈妈能听出来，“现在回家的时候都会（大声喊），‘阿妈！！！’这样的。”

孩子们去各地表演节目，展示自己，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没人相信他们来自农村。登台表演的次数多了，乐罗孩子们逐渐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去年年底，三亚的亚特兰蒂斯酒店邀请乐罗的孩子们组成童声合唱团，在平安夜表演节目。

亚特兰蒂斯是一家七星级酒店，位于三亚海棠湾。它的外观像一个巨大的帆船，由80多个国家的设计师联合设计。

乐罗的孩子们大多没出过远门，游乐场或公园也少有人去过。陈佳丽爸爸从电影里了解到，亚特兰蒂斯是一个淹没在海底的发达文明，天堂一样的地方。他觉得这个酒店没白叫这个名字，酒店中央是一座花园，旁边还摆着钢琴。酒店里的电影院正在上映《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3D的，戴上眼镜看的那种。他还从来没看过3D电影。

合唱团有30个孩子，加上同去的老师和家长，一行人浩浩荡荡。但考虑到正常营业，酒店只能提供50人的餐食。家长们想去看孩子表演，但对酒店的消费望而却步，就提前准备了不少面包和粽子当晚餐。

得到在酒店就餐机会的吴晓意妈妈，特意到附近的集市，花500多块买了一身新衣服。餐厅很大，各式菜品从这头排到那头。穿着西装的人谨慎地挑选素食，青菜、玉米、红薯，“这些我天天吃”，吴妈妈表示理解但不认同。为了确保在有限时间里尝到更多没吃过的食物，她每个菜只夹一口，可乐这种涨肚饮料则是千万杜绝的。

吴妈妈操持着不到一亩地，种大葱和能把人辣哭的灯笼椒。她每天早早睡下，凌晨3点起床，把蔬菜运到3公里外的农贸市场。

吴晓意妈妈总拿自己农民的身份给女儿当反例，她说自己不懂别的，只能用最赤裸裸的方式教育女儿。“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跟你妈一样当农民。家里这块地给你，我的‘宝马’（她平时用来拉菜拉人的摩托车）给你开。”相反，如果好好读书的话，她指着亚特兰蒂斯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你长大了就穿着裙子，穿着高跟鞋，开宝马！”

亚特兰蒂斯的一切都让他们心醉。“你看别人厕所的门，比我们家大门都好。”吴晓意望着妈妈，尽力领会大意——事实上，她家的毛坯房没有门，2006年盖的房子，现在还没腾出钱来装修。

没办法苛求更多了。在教育这件事上，吴妈妈付出了她能想到的全部。为了孩子，就算让她现在抛弃仅有的一亩地和那台“宝马”，她也不会有一句怨言。

从三亚回来之后，不止一个孩子心心念念着亚特兰蒂斯，什么玩具都比不了。为了今年圣诞再去一次，四年级的周宇华每天练歌，嗓子都发炎了。

就像一道光照进来，在乐罗人心中，英语从一种技能升华成他们从未经历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亚特兰蒂斯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优美的音乐和外国人轻松自如的交流。这一切原来是可以改变的，不是简单的“好好学习”——大家都知道，却从未真正放在心上的事。

父母们相信孩子正在改变。有一次蔡昌书妈妈在病房照顾家公，蔡昌书突然告诉妈妈，“我长大以后，你就不要干工了，我就养你。”

吴晓意决心要考好大学，“过城里面人的生活”；从小就很有主意的林诗诗告诉妈妈，自己以后要出去上大学，然后当英语老师；颜聚最近在读一本讲科学家少年经历的书，在我的逼问下，他说出以后想做科研的梦想。

每一位家长都告诉我，自从感受到学英语的兴趣之后，孩子每天回家都要帮他们做些家务。我没有搞懂学英语和做家务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志愿者吴雅芳说，这是因为学生更自信了，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承担更多。

英语课堂上自信的孩子们

五

一丝光亮透进来了，人们无意间捕获到走出去的希望，于是开始奋力挣扎。蒲老师察觉到父母们的变化。以前聊起孩子，他们最常说的是，“走不了上学这条路，就回来做农”，家里的几亩地就是退路。但现在，他们开始关心孩子的成绩，希望他们能考上黄流中学，或者乐东中学。

从去年开始，每次学校考试结束，林诗诗和吴晓意的妈妈都去找老师拿试卷。她们要把女儿的成绩留存下来，等小升初时到中学争取名额。他们甚至对孩子更紧张了，林诗诗妈妈不再让她在小卖部待着，担心人多嘴杂，影响了孩子。

林诗诗在英语考试中取得100分

乐罗每年春节都会举办乡村春晚。去年，志愿者们提议，组织妈妈们上台唱首英文歌。

村里的妈妈们一下子陷入紧张。虽然平时孩子学ABCmouse的时候，她们也会跟着听听。但是别说唱英文歌，就算只是上台，就够害羞的了。志愿者吴雅芳告诉我，之所以组织这个节目，是为了能让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更加紧密。英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教育的本质终究是爱。

春晚前夕，孩子们获得了家庭的话语权。蔡昌书很严格，“教她练歌，不能停”，妈妈一边做饭，他一边拿着平板电脑在灶台前放歌；那时吴晓意正在亲戚家住，她让妈妈别担心，发微信语音一句一句教她唱。更多的孩子，把读音相似的中文标注在歌词下面，母亲们乖乖背下来。

登台之前，妈妈们不知道怎样描述那种心情，我问她们开心吗？“开心。”紧张吗？“紧张。”抵触吗？“抵触。”说起那一天，林诗诗妈妈笑得合不拢嘴；蔡昌书妈妈低着头，羞红了脸；吴晓意妈妈紧张起来，上台前一天睡不着来回琢磨，孩子他爸让她不要怕，“你就把观众当你养的猪养的鸡不就行了？”

妈妈们第一次穿裙子，第一次穿高跟鞋，第一次化妆。她们暂时离开了农田，或者嘈杂的小卖部，从痛到麻木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演出。

演出结束后，她们的演出服——蓝色的裙子和银色的高跟鞋，被仔细归置在衣柜里保存，但在台上表演的《Look at all the colors I can see》、《The farmer in the dell》，却被她们时常唱起。

颜聚妈妈不会用手机的录音功能，每次自己唱歌都要录视频。有一段视频黑黑的，只能隐约看到一处桌角。视频录制时间是凌晨，她独自一人，刚刚收工，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想唱首歌“调整一下心情”，她说。

她打开手机收藏夹，给我看她下载的音乐。莎拉·布莱曼的《斯卡布罗集市》，她没有音乐播放器，只是在朋友圈看到这段视频，就下载下来。“太美了。”她说。

莎拉·布莱曼

她不知道这是谁唱的，也不懂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只是凌晨准备粉汤时，把手机放在身边，轻轻哼着。忙完农活的食客们陆续走了，家人都已经睡熟，月亮和星星陪着她，这是她为数不多感到自由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