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单亲妈妈携35美金赴美：从清洁工干到硅谷（组图）

1986年4月25日，上海直飞洛杉矶的航班徐徐降落。

35岁的四川女子阿萍孤身一人，拎着一口破旧的箱子走下飞机，她的贴身口袋里只带了35美金的钞票，相当于她在国内工厂近两个月的工资。那一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 : 3.45。80年代初期，能出国者依然寥寥，阿萍家是当地那个小城第一户移民家庭，也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一波大陆移民——亲属移民。

01.你改变了我对大陆人的印象

作为50年代出生的女性，阿萍的命运注定坎坷艰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初中还未读完，她就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去当地农村插队，而后又奔赴新疆建设兵团，砍柴、挑粪、施肥、插秧、垦荒，修路……这一期间，因为外公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被抄家、挨整、批斗，吃了数不清的苦，流了道不尽的泪……

好不容易熬到知青大返城的政策下来，年近30岁的阿萍才得以调回原籍，顶替母亲，在四川省某丝绸厂当了一名女工。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从台湾赴美定居的舅舅特意从大洋彼岸来信寻亲，她们一家起初还担心再来新的一轮运动，这层“海外关系”会遭揭发和清算，甚至不敢回信，直到形势风平浪静，才放下心来。

▲中美建交大事记（图片来源：洛杉矶华美博物馆）

“我父亲在文革中就去世了。1980年，我母亲以探亲身份来到美国，后来，与一位台湾籍老兵结婚，拿到绿卡后，就以亲属移民的方式，先把我弟弟和我申请出来。”来到美国后，阿萍与母亲和弟弟欣然重逢，却也顾不上太多的嘘寒问暖，因为大家在都忙着为生计奔波。

“我妈妈虽然有绿卡，有身份，但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朋友，她在洛杉矶海边一个台湾人家里做管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推荐到另一个台湾人家里做管家。”“说好听点叫管家，其实就是24小时住家保姆。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带他们家小孩，他们对我指手划脚，监视得很严，没闲下来的功夫，我觉得挺压抑，试用期还没过就提出辞职，求我弟弟再给找份工作。’弟弟其实只比她早来美国1年，在一家台湾人开的汽车旅馆当差，于是，也只能介绍她去汽车旅馆做清洁工。

“做清洁工比当管家自由，我每天给旅馆整理床铺、清理房间、打扫厕所，这活脏点，但有下班的时间，有自己的空间。我记得一个小时挣3.3美金，是美国最低的工资标准，但我还特别开心。因为在国内，我当女工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才70元人民币，也就是20美金左右，在这里，一个月至少能挣700美金。” “我做事勤快，老板对我印象很好，想让我长做。不过我做了半年以后，就开始想，清洁工完全靠力气，我已经35岁，又是女人，以后年纪大了，做不动怎么办？既然我这半年手头已经攒了点钱，应该学点手艺活，为自己留条后路。”

80年代的大陆移民女性，正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的写照，来到美国往往只有两个选择，不是去中餐馆，就是去制衣厂。而这也正是阿萍在掂量的选择。

 ▲《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初来衣厂（图片来源：剧照）

“我不懂英语，去餐馆做服务生未必应付得来，但衣厂不需要英语，还能学点技术。刚好，我妈妈在罗省唐人街的朋友想转租房子，我听说那里中国人多，华人衣厂也多，没准能碰碰运气。”“我跟台湾老板辞职，老板拼命挽留我说：‘阿萍，你是我旅馆雇的第一个大陆人，我以前觉得大陆人捧着铁饭碗生活，好吃懒做，但你改变了我对大陆人的印象。你别走。’但我还是坚持要走，老板就说：‘你什么时候要想回来，我都欢迎！’”

02.唐人街华人也有地域歧视

1987年，阿萍来到洛杉矶华人云集的Chinatown。七八十年代，洛杉矶唐人街一带的华埠制衣业蒸蒸日上，小型衣厂比比皆是，多为台湾或东南亚过来的老移民开设。大都没有正式的招牌，就是一块纸牌或木牌歪歪斜斜钉在门上，多以老板姓氏冠之，诸如“张生衣厂”、“李氏衣厂”……散落在风尘仆仆的街道上。

▲当时的洛杉矶衣厂地址（图片来源：1975-1976年罗省华人商业手册目录）

“我租的房子其实是小阁楼，一个月250元美金。我刚把行李放下来，房东就敲门来收房租，房东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老华侨，他会点国语，就跟我聊了聊，突然间就问我：‘姑娘，你想做车衣服么？要不到我的衣厂试试，就在楼下。’我就问，‘车衣服容易学吗？’他说：‘你这么年轻，有什么学不会的！’我一听，就决定跟着他做事了。”

从那天开始，阿萍去到楼下的“余生衣厂”，一做就是8年。衣厂是流水线作业，单针、双针、锁边、剪线、缝合……工序环环相扣，其中单针的技术含量最高，运用最广泛，阿萍决定学单针。说是衣厂，其实就是小作坊，大房间里摆放着二三十台机器，二十多个年龄不等的女工，一人操作一台。没有空调，没有用餐区，没有休息区，破旧的大风扇呼啦呼啦的吹，空气污浊，噪音刺耳。

▲当时的洛杉矶华人制衣厂（图片来源：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

“我倒不觉得衣厂工作环境有多差，我年轻时，下过乡，插过队，哪种苦没吃过？这里算什么？我只担心自己是新手，做不好。刚开始真是手忙脚乱，有几次不小心，手指头被机器轧到，血哗哗流，那我也得咬紧牙关挺下来。”“衣厂是按件计酬，每件大概半块到1块美金，第一个月，我才挣了145美金，连交房租都不够。手上全是伤，想哭，但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再难还是要坚持下来。”

第二个月，阿萍的技术开始熟稔，挣到了600美金，第三个月，阿萍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速度越来越快，挣到了800美金，令所有的女工开始对她刮目相看。随后，她发现同事们下了班依然大包小包的将衣服带回家做，她也不甘落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省吃俭用攒了1800美金，买了一台最时新的全自动衣车，下班后继续在家做活，直到夜深人静。在衣厂的头5年，她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平均每个月挣1500美金。在阿萍看来，最难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当时，整个车厂，除了少数女工是香港和台湾来的，其他都是广东来的，说的全是广东话，我是唯一一个来自内陆的地方，广东话一句也听不懂。这些广东人喜欢扎堆抱团，很排外。刚开始，我出活慢，她们笑话我；后来，我做活又快又好，她们又嫉妒我，说风凉话。我这才醒悟过来，不要以为唐人街都是华人就不会孤立你，拉帮结派还是很严重。”“厂里有个广东女工，叫马姑娘，是专门做锁边活的，仗着自己资格老，在厂里面跋扈的很，一般人都怕她，暗地叫她地头蛇。她看我刚来，常常欺负我，比如我这部分的单针活做完了，传给马姑娘做锁边，她就会故意磨磨蹭蹭，让我等好半天。我是一忍再忍，最后，有一天被惹急了，我跟她大吵一顿，最后还是老板出面调停，她再也不敢惹我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为了改变自己势单力薄的处境，阿萍决定拉近和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她做得一手好菜，经常主动招呼其他女工分享自己精心准备的午餐，慢慢地，也就和她们熟稔起来，到后来，阿萍居然能够完全听懂广东话。正如《北京人在纽约》中台湾女工秀梅对郭燕所言：“你们大陆人，太能干了，也太能吃苦了。”03.为了孩子，我只能忍阿萍工作能力很强，但情感却颇为坎坷。她赴美前认识了一个国内的男子。此君仗着英俊外表和殷勤言语令她倾倒，两人发展了好几年的跨国恋。没想到，等到阿萍为他申请到绿卡，来到美国后，才发现他是个花花公子，到处寻花问柳，夜不归宿。

然而，阿萍后悔已晚，她有了他的孩子，他却远走高飞，杳无音讯。“这个人太绝情了，就是冲绿卡来的。欺负我不会英语，偷偷到美国法院提出离婚，又故意把地址写错，不让我收到判决书，等婚离了半年我才知道真相。十几年来，连孩子赡养费也从没给过。我曾想过报复他，甚至杀了他，但我要坐了牢，孩子怎么办？是的，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为了孩子，她必须更努力，更坚强。“儿子是剖腹产生的，因为没有医保，我心疼每天八百元的住院费，坚持产后第二天就出院，还故意扶着点滴架走给医生看，其实，我已经痛得不敢喘气。”“才出了月子，我就开始干活，经老板批准，从厂里领货回家做，这样，才能工作孩子两不误；孩子三个月大时，我就训练他自己吃奶，孩子七八个月大时，我买了学步车让他在里面呆着，然后用布带子把学步车栓在衣车上，我在旁边做活。有一次，拴学步车的带子松了，孩子连人带车从楼梯摔了下去，满脸是血，我又是心疼，又是自责。”作为单亲妈妈，她已经够难了，但还是有人落井下石。

“有一天，老板走上楼来，跟我说：‘阿萍，你以后能不能还是回到楼下做活？’我一听，没明白，他这才直说：‘有些工人到我面前提意见，说你多拿了货藏起来在楼上做，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但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你还是回厂里做吧。’”“我当时心都凉透了！她们就是嫉妒呀！我一个单亲妈妈，还养着孩子，挣得居然还是比她们多，凭什么？肯定不是因为我手脚麻利，而是偷偷摸摸藏货了，我真没想到，平时见面，她们都是阿萍长阿萍短的打招呼，背地里，这么损，打小报告。”“我就忍住眼泪问：‘老板，我可以去厂里做，不过，我的孩子怎么办？’老板也有点为难，最后他说：‘要不你还是到楼上做，但每一件都做完了，你才可以拿新的货，一件都不能少。’我就答应了。”“因为我也不能辞职去别的衣厂，拖着个孩子，找个家门口的工作并不容易，为了孩子，也只能忍！”这是阿萍衣厂生涯中对她触动最大，也伤害最深的一件事，即使多年后提及，心中依然隐隐作痛。

04.直到今天，我才感觉真正进入美国社会

孩子一年年长大，阿萍再怎么精打细算过日子，各种开支还是越来越多，可工厂的活却越来越少。那时，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美加强贸易关系合作后，美国的制衣商们发现中国的人工成本比美国本土低廉太多，为了争取到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润，零售商纷纷将订单转移到海外工厂，美国本土的服装制造业一落千丈，而受冲击最大的当属那些比较低端的华人小制衣厂。

“订单少了，活少了，老板着急，我也着急。我是衣厂里唯一一个单亲妈妈，如果失业了，别的女人或许还可以靠丈夫养活，而我，还有我的孩子那么小，没人可靠。我得自己想办法。”“过了段时间，同厂有个女工悄悄跟我说：“阿拉米达（Alameda）七街新开了家衣厂，是个美国的名牌时装厂，在招女工，需要做单针的熟手，待遇比这好不少，但要考试，我们要不一起去试一下？我想自己做了8年，单针技术是厂里数一数二的，考试应该没问题吧，就同意了。”

“但考试比我想象的要难，那个考官拿出一大堆的薄纱布片，都是剪裁过的，让我们用单针做成一件时装成品，不管是领口还是袖口，针脚都需要均匀、严密、一个接头都不能有，一点差错都不能犯，非常考验技术水平，这件成品我整整做了两天半！”功夫不负有心人，阿萍被录取了。这家美国衣厂的老板是一位著名设计师，曾在当年的加州服装设计比赛里拿了一等奖，功成名就之后，开了这家衣厂，专门为好莱坞明星与名模量身定做时装。车厂规模大，餐厅和休息室一应俱全，雇了100多名女工，但大部分依然是中国人。“关键是，工资不再是按件计算，是按时计算。因为衣厂做的全是高端货，都是精细的手工活，不需要赶时间，累了，可以歇口气，喝口水，走动走动，工厂会按时敲钟，提醒员工休息吃饭。加班有加班费，生病有医疗保险，节假日工资照常发。”“我一天工作才8小时，是从前工作时间的一半，但工资跟从前16个小时差不多。下了班，我还能有时间陪孩子逛公园，我来美国8年了，以前拼命做工，起早贪黑，都不知道洛杉矶长什么样子。直到今天，我才感觉真正进入美国社会，享受到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工作久了，阿萍发现美国衣厂也没有最初想象的那么“光鲜”，为了巴结管工，里面依然有各种争权夺利。“只不过，以前，在华埠衣厂，工人文化层次低些，是明争；而今，在美国衣厂，工人文化层次高些，是暗斗。但我哪派也不参加，费那个心机，还不如上班把自己的活做好，回家把孩子照顾好。”

05.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衣厂了

然而，好景不长，1998年，阿萍在美国衣厂工作3年后，突然发现右腿下肢开始莫名疼痛，此后连续好些天，疼痛不断加剧，按摩、热敷、推拿都不管用。“疼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我只能去看西医。检查结果是腰椎间盘严重突出，压迫神经导致腿疼，必须尽快做脊椎开刀手术。我就马上做了，手术费用很贵，幸亏衣厂给我买了医疗保险。

做完手术，我按医生要求，又躺在床上休息了3个月，还享受到了病假工资，总算恢复过来。”然而，阿萍心里清楚，所谓久坐致病，积劳成疾，这车衣工的活，恐怕自己的身体是吃不消了，她必须另谋出路。“我妹妹就让我去硅谷，1999年，硅谷那边计算机行业发展势头好，我很顺利就找到电子厂光纤技术员的活，就是按照工程师的要求，把光纤缠绕整合到盒子里，这跟做车衣工一样要求眼尖心细，动手能力强。我一做就是3年，后来还得过厂里弹盒子比赛第一名。我是干一行，就力争成为这一行最优秀的人。”

阿萍带着儿子搬到旧金山，本打算这份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可惜，事与愿违，儿子在新学校遭遇到同学霸凌，产生厌学情绪，一心只想回到原来的学校，阿萍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辞职回洛杉矶。“当时洛杉矶很多公司裁员了，我没被裁，还给涨了工资，老板很赏识我。我辞职的时候，电子厂老板极力挽留我，还说：‘你什么时候要想回来，我都欢迎！’以前做清洁工的时候，汽车旅馆老板也说过这句话，我还是很感动的。”洛杉矶并不像旧金山有那么高端的工作机会，阿萍只得再度回到衣厂试工。坐在衣车边，她刚做了3个小时，腰就隐隐作痛了，想休息一会，但流水线作业要求的就是速度，分分秒秒不能停顿，她只得打道回府。过了两天，她不死心，又去衣厂试了一次，没多久下来，就感觉腰痛得锥心刺骨，咬牙也挺不住了。

而那些年轻的女工，依然紧绷着身体，挥洒着汗水，争分夺秒地坐在机器旁飞车走线，一如曾经年轻过的她……“我离开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车衣厂了，心里冰凉冰凉的……”阿萍走后，美国制衣业继续没落，据《华侨华人概述》公布的数据：“1996年，全美华人制衣厂从业人员20多万人。纽约华埠制衣业尤为发达，曾多达近500家衣厂，911事件后，制衣业重创，生意额大量下滑，纽约华埠将近四分之三的衣厂陆续倒闭或搬离。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加剧，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加速制衣业走向衰退。据业界估计，当时纽约只剩不足50家制衣厂，与全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的纽约唐人街衣厂（图片来源：Huffpost赫芬顿邮报）

纽约如此，洛杉矶也如此，2005年左右，阿萍曾在的这家洛杉矶著名美国衣厂倒闭。她昔日的同事们也作鸟兽散，纷纷转行。

06.妈妈，您该好好休息了

阿萍离开衣厂后，辗转做过很多其他行业，包括餐馆帮厨工、老人护理工、礼品店收银员，每个行业的艰辛都不亚于车衣行业，但阿萍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行业中的佼佼者。做帮厨工时，她一天能包500个不同馅的手擀皮水饺；做护理工时，她每天学到三更半夜，啃砖头一样厚的英文书，硬是把CNA护理助理执照给考了下来，各种重症监护临终患者都照料过；做收银员时，不会英语的她逼着自己开口，最后居然做到了和前来购物的老外谈笑风生……

“我最后一份工作是礼品店收银员，2013年左右，礼品店关门，我也60岁了，还想再找新工作。我儿子就劝我：‘妈，你不要再做工了，该好好休息了。你为养我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我已经开始赚钱了，该我来养你了。’”阿萍一听，百感交集，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她想起儿子五岁时有一次高烧不退，咳得夜不能寐，却不哭不闹，她念叨着要带他看医生，小小的男孩子却坚决摇头说：‘看医生要花钱，我不去，妈妈，我以后不脱衣服就不感冒了……’她想起儿子初高中时在胳膊上刻了纹身，纹身中还刻了个萍字，令她非常不安，担心他青春期叛逆学坏，没想到儿子却说：“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知道你对我好，一个人养我多不容易，我把你的名字刺在我身上，就是要永远记住我是你一个人养大的，你在我的生命中永远是第一。”

她还想起下班赶回家买菜做饭时，儿子常常心疼地对她说：“妈妈，我将来一定要挣很多钱，带你出去吃饭，母亲节送你礼物……”虽然父爱缺席，儿子却没有自怜自艾，反而成长为母亲身边坚强勇敢的小男子汉。阿萍觉得，“这么多年，再苦再累也值了，有个懂事的儿子，比金山银山都强。”

不过，阿萍退休后并没有闲下来，反而比工作时更忙——除了照顾九旬的老母亲之外，她开始热心救助流浪狗流浪猫，并成为洛杉矶动物保护组织的核心义工。这些年下来，她帮助过的猫猫狗狗有好几百只。“每天的事情很繁琐，喂食、救助、去看宠物医院、联系爱心人士收养、呼吁公众关注，有时候要忙到三更半夜，虽然累，但我能救一条是一条，它们太可怜了，这都是活生生的小生命呀！”

她有时开车去超市给流浪猫买猫粮时，仍能远远看到她昔日工作过的那间衣厂——原来，小作坊运作的“余生衣厂”并没有关门大吉，只是从繁华的日落大道搬到冷清的阿罕布拉。老板虽然退休了，但老板的后人依然在继承这份微薄的家业，但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还不知道能维系多久。

▲八九十年代的老式衣车（图片来源：受访者工友）

从1987年到1998年，阿萍最年富力强的11年光阴，都倾注在洛杉矶衣厂的车衣工生涯中，有血，有汗，也有泪，不过，小人物蓦然回首的11年，在大时代汹涌向前的长河中，不留一抹痕迹，甚至不留一声叹息。好在阿萍30多年前买的那辆衣车依然还留着，她舍不得扔掉。它静静立在车库里，如同历史深处某个无言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