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摩：中国超级城市崛起，澳大利亚可以做些什么？

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中国超级城市的崛起：城镇化的新时期》，有多达23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在报告中对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阐述。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独辟蹊径，看到了中国城镇化的另一面，即农业必须现代化，才能支撑城镇化的深入进行。该报据此认为，这将给澳大利亚的农业产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并且呼吁澳大利亚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文章称，2020-2030的未来十年，中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一系列城镇化政策，旨在将大约有2.2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

报告称，2.2亿农民迁入城市，需要对农业做进一步的改革。原因很简单，“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对城镇化至关重要。”

“当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土地利用的不确定性和零散的小规模农业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可以通过政府自2014年开始的持续土地改革、以及无人驾驶飞机、自动灌溉系统和精密播种设备等智能农业设备的广泛采用来解决。”

澳大利亚是全球农业生产的领导者之一。这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四十年关税降低，二是CSIRO（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与渴望采用最新生产技术的农民在技术共享方面所表现出的领导地位。

《金融评论报》认为，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进行城镇化的进程，将有望为澳大利亚提供巨大的契机，即加强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接触，尤其是在农业技术转让方面。

提高农作物产量

CSIRO进行可持续农业实践已有50多年了，这些实践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

中国不仅由于太多的小型农地场和农业科技普及率较低，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高，而且在农业生产中过分依赖农药，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质疑。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引用联合国粮农组织自2016年以来的数据指出，中国在每公顷（15亩）农业生产中，平均使用约13公斤农药，而澳大利亚的这一数据仅为1.1公斤。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率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加拿大。相比之下，农耕历史悠久的中国则排在十名开外，位居第十二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仅为澳大利亚的1/25。

换句话说，澳大利亚农业企业应该参与任何的政府计划，以便更为密切地参与中国农业部门的改革。

报告称：“我们认为，保持中国粮食安全的同时释放更多的农村人口进行城镇化，关键在于提高生产力。”

中国粮食需求上升

报告称：“过去的十年间，尽管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提升至8.1%，明显高于1969-78年的1.6％。但是，水平仍然低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

“过去几年，由于国内粮食需求增加和耕地面积减少，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继续增加。这意味着粮食需求稳定增长，农业贸易平衡持续面临下行压力，表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紧迫性。”

城镇化的趋势也反映在了粮食消费结构上面。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与科学局（下简称：ABARES）于2014年发布的《中国农业政策的未来》报告指出，预计到2050年，中国食品消费的增长将以偏向西式饮食为特征，乳制品、牛羊羊肉、水果和蔬菜等高价值食品的摄入量增加。大米等淀粉类主食的消费量预计会下降，原因是收入增加使中国家庭能够令食物的消费多样化。

联合国估计，中国的人口将从2019年的14.3亿增长到2030年的14.6亿。澳大利亚的人口预计将从2019年的2520万增长到2030年的2820万。

换句话说，中国未来十年新增人口将超过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人口。

就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的逻辑而言，需要验证的不是人口的规模，而是许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担忧，即中国“在变得富裕之前会变老”。

对此，报告称：“虽然人口统计学因素确实会在未来几年严重拖累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这不会阻止城镇化进程。”

“相反，我们认为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人口压力的一种方法，它将把经济提升到高收入状态。”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农村4-50岁人口大约为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0％。未来十年，这一人群将成为或保持工作年龄，继而凸显了城市化的空间。

报告指出，国际经验表明，由于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趋于下降。

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增至17,800美元（2018年为9450美元），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7％降至2％。

报告称，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翻番，是鼓励五大超级城市和智慧城市集群发展的三个要素之一，每个集群的平均人口约为1.2亿。

中国将发展这五大城市集群，这些城市集群将由中国先进的高速铁路串联在一起。这五个集群分别是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地区和成渝地区。五个城市集群有望会占2019-30年GDP增长的75％和城市人口增长的一半。

澳大利亚农业能做什么？

根据ABARES2019年版《中国农业政策的未来》报告发布的数据，自2010-1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对于进口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2017-18财年，澳大利亚约有25%的农业出口额（118亿澳元）去往中国，其中羊毛（33亿），大麦（15亿）和牛肉（10亿）排名前三。而最近中国市场发生的变化，可能对澳大利亚牛肉和奶制品出口需求有利，但对谷物的前景喜忧参半。

预计，中国旨在改善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政策将导致牛肉的标准更加严格。至少在短期内，与某些竞争者相比，澳大利亚出口商有望更容易遵守。

即使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乳制品可能符合更严格的标准，但是随着中国改善食品安全的政策不断出台，以及国产乳制品质量的改善，预计消费者对国产产品的需求会增加。然而中国强劲的市场需求可能会支撑澳大利亚对中国奶制品出口的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其乳制品业既定目标，就需要更多的进口，由于国内生产的奶粉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加工部门的预计需求，这将为澳大利亚提供出口机会。中国计划到2020年将牛奶产量提高6％，将乳制品产量提高28％。要实现后者，可能需要增加进口全脂奶粉。

由于去年流行的非洲猪瘟导致生猪存栏量严重下降，因此，牛肉的生产规模有扩大的迹象，同时中国也致力于改善牛肉和奶牛种群的遗传基因，可能会导致对牛精液和活牛的进口需求增加。因此ABARES告示澳大利亚的畜牧业养殖者，在中国确定其种牛基因已经达到足够的质量之前，这都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