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之下，一种不成正比的恐惧（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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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

不断蔓延的恐惧、恐慌和不信任，以及相互的歧视和排斥，才是大规模的流行传染病里伤害我们最深的事情。

2月1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市长纳德拉在Twitter上发起“拥抱一个中国人”（#AbbracciaUnCinese）的倡议。他说，新冠病毒是一场共同的战斗，希望意大利人理性地看待疫情，不要因此而歧视和害怕中国人。许多意大利民众纷纷响应，并上传自己与中国人拥抱的照片。下图为一位意大利小女孩和中国小女孩的暖心拥抱合影。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后，不少国家相继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措施。部分地区甚至隐隐约约出现了新一轮“排华”趋势，包括针对东亚其他地区黄种人的广泛歧视情况也都在发生。

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不少“围堵湖北人”“隔绝武汉人”的歧视言论和行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因为恐惧。

一种与疾病不成正比的恐惧

其实这种恐惧不难理解，这从来都是人类疫症史上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对所有外来疾病的恐惧，最终都会扩大成对某一外来族群的恐惧，也是将一个少数族裔污名化的理由。

回首19世纪末，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曾经发生过一场鼠疫。

由于疫情最早在中国华南地区爆发，面对这场“外来疫病”的威胁，恐慌的旧金山人就将这场鼠疫与中国人划上等号，旧金山政府非常决绝地封锁了整座中国城（Chinatown），挨家挨户排查病例，甚至切断了食品供应。

当年关于旧金山中国腺鼠疫的报道

当然，将某一种流行传染病与某个群体对等其实并不只针对中国，也不是什么罕见的情况，就像梅毒在西方国家历史上，英国人曾经称之为“法国病”，法国人就叫它“意大利病”，荷兰人称它为“西班牙病”，而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中东穆斯林则称之为“基督徒病”……

有意思的问题在于，其实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人类现代医疗史上开始出现一种情形，那就是大部分时候，本土常有的某种疾病（包括传染病）的杀伤率以及可怕程度，往往会大于一些外来疾病。

但是，大部分人对本土一直存在的疾病的恐惧，远远小于那些外来的传染病。

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对这些本土疾病的存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长久以来也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应对模式，所以反而不太在意这些疾病了，尽管它们的传染效率和致死率可能更高，比如流行性感冒。

当然，我们也还会害怕那些我们还没有发展出应对模式、对它还不甚熟悉的疾病，尤其是流行传染病，比如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我们对它的恐惧，正是因为它充满了太多未知：它的源头究竟在哪？它是否还会不断变异？口罩和手套是否能有效隔绝它？……关于新冠病毒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还没有非常准确的答案，而同时它还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我们对它的研究也只能是逐步进行。

因此，我们当然会对这种病毒以及它可能造成的伤害，形成一种不成比例的恐惧。

很多时候，我们对付这些疾病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例如封锁、围堵），其激烈程度，与疾病带来的实际伤害并不成正比，反而是与我们的恐惧成正比。

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湖北和武汉的老百姓们，他们难道会不恐惧吗？

他们不仅身处疫病爆发的中心，还要面对凌晨突然宣布的“封城”，他们也在害怕未知的东西，恐惧他们还不了解的东西，并且还要为此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挽救他们的其实是信心，能够让他们继续留守在武汉的也是信心。

但问题是，主流媒体、权威机构的公布，信息流通的保证，以及医疗资源、城市防护措施、基本生存物品的供需等等，到底能不能给到这样的信心？在最近各种各样的新闻讯息里，我们很遗憾看到，原本许多值得信任的媒体、机构都失信了。

接下来，民众还能从中获得多大的信任感，还是存疑的问题。

隔离，作为防疫的一种古老手段

出于对外来传染病，以及对一种崭新的尚无有效对策的传染病的恐惧，我们最常采取的一种做法就是现在看到的“隔离”。

这实际上是历史上非常古老的一种对付传染病和疫症的手段，“隔离”一词的英文为quarantine，最早来源于拉丁文quadrāgintā，也有说来源于意大利语quaranta，指的是威尼斯——这座曾经称霸地中海的海权共和国——曾经在14、15世纪采取的一种措施，这种措施是什么呢？

《威尼斯共和国：称霸地中海的海上商业帝国千年史》

那就是，只要听说有来自疫区的船只，或者疫区附近的船只要进港的话，就会对船只实行40天的隔离。所谓quarantine，原本就是“40”的意思。

隔离40天，今天我们可想而知，那个年代与今天不同，不会有医护人员进去救治、去做分级隔离管理，其实就是一种强制隔离。

被隔离的人在船上或者码头附近自生自灭，40天之后，大部分人可能都死了，活下来的被认为是健康或康复的，这时候才能够容许他们登岸进城。

像这样一种防疫措施，到底有没有用呢？

当然是有用的，所以直到今天，对付疫情，我们都还在采取“隔离”的方法。

只不过今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隔离的规模之大、处理效率之高是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

但是对于隔离，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些问题，比如相较部分隔离或分级隔离措施，全面隔离不一定会起到一种更加显著的效果。

这是因为，如果不施行分级隔离，而是像当年威尼斯人的做法，将所有人全部困在同一个地区，没有充分的人流、物流与物资的管理和准备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交叉感染。

别忽视隔离中的“人权负担”

按照现代公共卫生学家的分析及观点，我们现代的防疫措施，跟以前中古时代世界各国的防疫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第一，我们的隔离方法比以前更科学、更有效；

第二，则是将防疫措施有多大的“人权负担”纳入考量。

人权负担，指的就是我们做任何的防疫措施，比如隔离，肯定会发生一些对人权的限制。 

我们应当采取的最优防疫措施，需要既能起到有效防疫效果的同时，又能将人权负担降低到最低程度。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都采取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但是否都能被称之为最优的防疫措施呢？

比如，隔离做得最“狠”的那些农村或者乡镇地区，基本上都已施行“封村”，同时还通过设置路障、挖路等方式来限制通行，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一种大型刻奇的效果。

网传农村“硬核”封路措施

尽管目前官方已经明令不得擅自封堵公路，但是这样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一种非常高效的防疫措施，因为防疫效果不一定好，同时反而会产生非常高的人权负担。

可能会有人质疑，人权在这时候还有那么重要吗？这时候难道不应该先照顾集体的福利和福祉吗？个体的人权受到限制，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应该这么来看，人权其实也分好几层，有一些人权，比如行动自由的权利，在这样的传染病面前，可能就是首先需要被牺牲的一种权利了。

但是不要忘了，人权里还有更根本的一部分，那就是生命权，或者我们国人常说的“生存权”。

那么，隔离措施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生存权？ 

其实是有可能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威尼斯的例子，那就是一种前现代隔离手法，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让被隔离的人自生自灭。

这当然是一个古老而极端的例子，可是试想，如果我们现在进行隔离管制的时候，没有一套完善的配套资源组织工作，这些被隔离的人，他们的生命权或者生存权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比如，隔离区域内有没有考虑到医护人员的安全移动，有没有考虑到病患的移动；有没有保证食物与基本防护装备的充足供应，同时有没有必要的物流，能够保证物资高效地抵达真正的需要者手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再比如，要考虑隔离本身会不会造成交叉感染的风险等等，这些都可能对人的生存权利造成威胁和侵害。

所以在进行隔离措施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人权负担的问题，并不只是关于人的言论及行动的自由权利，最重要的是隔离措施究竟有没有妥善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别因为本能的恐惧，放弃了共情的能力

最后，我还想回头谈一谈我们最开始所说的那种恐惧。 

今天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我们当然不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恐慌。可是，真正能够有效应对这样传染病的方法，往往需要我们控制住这种本能的恐慌，甚至做一些需要违反我们本能的事情。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口罩。

想必大家都知道，目前口罩短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办法从各种渠道抢购口罩，那些有能力、有地位获得口罩的人，更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次性拿到越多越好。可是，这真的是我们个体应对这场疫病最好的解决方法吗？其实并不是。

最近几天，我注意到在广东和香港地区，有一些朋友在呼吁这样一件事：如果你有足够的口罩的话，不妨多带几个出门，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些人没有佩戴口罩，或者那些还在坚持工作的基层工作者，比如清洁工，他们没有口罩，希望能把自己手上富余的口罩送给他们戴。

听到这样的呼吁，你的本能肯定认为这是很不利己的做法，违反我们本能的做法，现在大家都拼了命想要多存口罩，我凭什么还把自己的口罩分给他人？

理由其实并不复杂，从某个程度上来讲，佩戴口罩这件事有点类似于我们接种传染病疫苗，它当然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但它更大的作用其实在于保护整个社会。

我们知道，当整个社会接种疫苗的比例足够高，就像今天如果整个社会佩戴口罩的比例足够高，甚至能达到100%的情况下，那么这些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病毒，它想要通过一种方式登陆到我们身上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更有可能有效地控制住传染病的继续蔓延和爆发。

所以，佩戴口罩不只是为了防止自己被感染，更重要的一面，是帮助阻断病毒的传播，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是保护他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手上囤积了好几箱的口罩，尽管他一个人够用，却根本比不上将这些口罩更合理地分发给更多人，因为后面这种方法才能从更根本上抑制病毒的肆意蔓延和疾病的继续发展。

不过，真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很多本能。

不仅需要应对自身求生的本能，还需要克制基于求生本能而来的种种恐惧和恐慌，以及由恐惧产生的对他人的不信任和排斥——这样的恐惧、恐慌和不信任，以及相互歧视和排斥，才是大规模的流行传染病里伤害我们最深的事情。

佛罗伦萨当地华人组织“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做了一个街头实验，许多意大利民众主动上前与他拥抱。“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请不要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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