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防疫：让政治的归政治 专业的归专业（组图）

截至2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席卷除南极洲外的全球各大洲。世界卫生组织（WTO）为首的各大国际机构无不呼吁各国合作应对疫情，摒弃政治偏见，进而以专业负责的态度面对未知的挑战。

在确诊病例飙升之际，发生在日本、韩国以及意大利的反对党趁疫情干扰执政党行动的举措就突出起来。上述各国高层出现的反对派大战执政党、地区保护主义等乱象，是各国现行行政、政治、以及官僚等制度的衍生产物乃至牺牲品。问题也随之而来：政治与专业问题何时能够分开？政治因素什么时候才能不添乱子？

人祸加重疫情

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在疫情干预之下一般呈现积极防控、消极避让和陷于疫情三类局面：前者以新加坡为代表，该国对外国居留者、一般本地居民采取了精确定位式的“微操”型防疫，加以严刑峻法约束居民采取隔离措施；后者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其卫生部长竟能当面宣布该国免于新冠疫情是天天向真主祈祷所致。

在两个极端之间，更多国家因疫情而引发的悲剧、闹剧或其他风波就显得突出。其中韩国最为明显。当外界惊愕于植根于韩国南部庆州地区（即庆尚南道、庆尚北道地区），并向全亚洲扩散的异端团体“新天地”教团造成的大规模传染时，这种聚集背后也凸显了韩国政治的另一面：它不仅仅是邪教事件，还是一件政治事件。

“新天地”教主李万熙曾加入的“橄榄树”组织曾主动协助过李承晚当局，李万熙本人也曾与韩国最大在野党，前执政党“未来统合党”（即前“自由韩国党”）来往密切，加之“新天地”教团在2月下旬还于首尔等地组织大规模聚集，号称“不怕死”、“要文在寅下台”。这种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疫情扩散的风波，便充分展示了政治对防疫工作的严重干扰与破坏。

因此，即便韩方防疫的检测、排查等行动较为有力，譬如在1月时，韩方能基本摸排患者的既往旅行史、行动轨迹、消费流水等信息。即便碰到了“新天地”组织人为制造的疫情，韩方仍能在三天内找出4万多例密切接触者，并进行了核酸检测，从中检查出400多名核酸阳性。

但当与执政党敌对的反对党团故意煽动被蒙蔽的民众，并人为扩大疫情时，首尔的文在寅当局恐怕除了采取断然措施，先控制“新天地”教团这一反对党团用后即弃的道具后，想来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斗争处处被绑定

反对党团制造麻烦，尝试介入当局防疫的国家也不仅仅韩国一地，意大利的局面也同样突出。

意大利朝野终于在2月23日到25日间放下争吵与成见。此前面对疫情仍大谈“不要让非洲移民进入意大利”的反对党首脑，北方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Metteo Salvini）也终于想到其身处疫区的家乡父老，转而在25日致信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建议当局应对疫区城市加大采取减税等优惠措施的力度，更称“如政府采纳，本党将全力支持”。

不过，以萨尔维尼为首的反对党团仍试图抓住疫情深度介入意大利政局的机会。

在疫区之一的伦巴第大区，来自北方联盟党的区长丰塔纳（Attilio Fontana）就一度强烈反对过孔特的意见，称孔特只是想借机拿走对医疗机构的控制权，伦巴第大区本身具备独立应对疫情的能力。尽管在双方妥协之后，意大利媒体称“政府和地方的合作依旧热烈”，但不安的种子就已经种下。

此外，孔特本人批评疫区医务工作者的不当发言，也被萨尔维尼等人抓住机会攻讦一番。

意大利的疫情始于伦巴第大区的科多尼奥。当地医院在2月14日收治一名新冠患者后，由于得知患者没有中国旅行史，便按流感施救，结果不幸造成院内感染，至少六名医护人员被确诊。

对此，孔特曾发表了“因医院失误导致疫情传播”的发言，并引发意大利各界强烈反弹。这使得尽管意大利在防疫的大方向上暂时仍能亡羊补牢，积极应对，但该国的抗疫斗争还是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斗争密切绑定。

内斗降低效率

当然，在这次疫情风波中最具看点的国家可能还是日本。该国专业防疫人士在行动中肉眼可见的低效率表现，更能让外界清楚地观察到政治与专业混在一处的潜在危险。

日本于防疫行动中的反常表现在此前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事件期间就很突出。在历经了十几天的船上疫区作业之后，以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桥本岳为首的一批官员竟未经检测、隔离就返回单位继续上班。与此同时，日本各地虽然无症状感染者频发，但对应的检测却跟不上来。这种局面恰恰正是日本官僚体系因特殊国情低效运转的直接表现。

近几十年以来，在东京霞关一带办公的日本“中央官厅”的公务员已经被国会问责、审议等机制带来的额外工作弄得疲于奔命。

虽然这种机制有助于体现政府透明度，也是日本战后以来所谓“民主主义”的具体表现，但此举也使得日本大批负责具体专业事务的精英公务员被迫绑在政治体系上空转，进而浪费时间做无用功。日本政府因此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有心无力，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为应付国会，于妥协之下建立了一系列低消耗、低效能，在和平时期能健康运转的模式。而这一套在非常时期显然是不管用的。

譬如在新冠肺炎的诊断上，日本就建立了一套从社区医生、地区保健机构到指定大医院的层级检查汇报治疗模式。根据该流程，疑似患者无法独自前往医院求医检查，需要走流程，即先去社区诊所接受诊疗，并在社区医生根据海外旅行史、临床症状等因素做出判断，决定是否推荐其前往保健机构进行病毒检查。

在患者前往保健机构后，保健机构会提示“阳性费用全免，阴性费用自理”，在患者决定检查后，保健机构亦无居家隔离等劝告，很多确诊患者甚至是在工作岗位上得到通知。

在接到通知后，患者才能在保健机构推荐下，前往当地的大型医院接受系统治疗。到了医院后，日本方面采取的以重症患者为主，轻症、无症状患者“有症状”再来就诊的方针又让很多人被迫居家隔离。

这样一来，外界固然可以发现，日本到目前为止全境仅有171人被感染，但这些患者其实也算是历经三重考验，终于住进医院的幸运儿。毕竟，日本的医疗体系主要用于应对老年保健与慢性病而非传染病。由于新冠肺炎的人传人特性决定了一名患者在确诊前很有可能因此与很多人密切接触，并造成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这就让日本的真实疫情变得难以想象。

弊端如何调和

日本也不是唯一一个政治裹挟专业人士的国家，在美国，这一局面也同样突出。譬如在2月24日时，面对白宫方面致信国会，要求拨款25亿美元，用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局面，朝野就引发了一番激烈争吵。

不过，美国各大利益集团与政治体系之间紧密的权力寻租关系就抵消了部分不利影响：此举会让一些熟悉政治规矩，了解专业知识的官僚与议会形成有效沟通，进而避免一些无用功。

美国卫生部现任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就是如此。他虽然不是医疗系统出身的官员，但他在入阁前不仅有为卫生部提供法务服务的经验，还在跨国药企礼来公司的美国分部担任总裁，这使得他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医药企业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内的利益代表。而这位前总裁在25日参加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会议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对答如流的局面，也让外界看到了政治与专业之间的平衡点。

但总的来说，当分析人士期待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应以大局为重，不应掣肘防疫，应让专业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时，更多现状可能终究还是像诗人彭斯（Robert Burns）和作家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名言，即“人和老鼠之间最好的计划往往落空”。这一点作为民主政治的客观弊端，可能也将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