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一场虐童案的审判，被告人杀死了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不敢生小孩了（组图）

2019年底，日本生育率创下百年新低，结婚生子已不是日本女性的首要目标，因为一旦做了妈妈，女性在职场都将面临减分的人生，

日本作家角田光代把这一代女性面临的困境写成小说《坡道上的家》，2019年改编成剧集播出后，豆瓣评分9.0，观后感中最大的共鸣是：不敢生小孩了。

作家角田光代接受专访

《坡道上的家》以一场虐童案的审判为开头，被告杀死了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女主角是育有一名3岁小孩的家庭主妇，她被选为这件案子的陪审员，原本她极力谴责被告残忍、没资格当妈妈，结果在一次次的庭讯中，听了被告的丈夫、婆婆、生母等人的说法后，她渐渐把被告的遭遇和自己的生活重叠，想起自己也曾有过想打孩子甚至杀孩子的念头……在育儿的过程中，每个女性几乎遇到过相同的困境：

为什么我无法符合社会和身边的人的期待？

为什么女人有孩子就得舍弃工作？

为什么婆婆总是插手孩子的教育？

“我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打破这个框架，

真正地去做自己。”

自述  角田光代  撰文  白汶平

《坡道上的家》的作者日本作家角田光代是当今日本三大女作家之一，小说围绕着一名家庭主妇里沙子展开。她是很典型的日本女性，婚后辞职把重心放在家庭，平时煮饭打扫等家务一手包办，还要耐心教导3岁正值小恶魔时期的女儿，虽然丈夫下班偶尔会帮忙，但育儿的疲倦和旁人的意见，还是让里沙子陷入焦虑，开始失去信心。

里沙子被选为候补陪审员参与虐童致死案的审判有一天里沙子被日本陪审团选上，成为一名候补陪审员，参与一场虐童案的审判。被告是一名和里沙子年纪相仿的妈妈安藤水穗，她亲手把自己的女儿丢进浴缸溺毙。一开始里沙子不能容忍被告的行为，但渐渐地，里沙子听着被告的丈夫、婆婆、妈妈等人证词后开始改观，甚至开始同情被告，因为里沙子好像在被告身上看见自己的人生。

 “工作和孩子你无法都兼顾吧” 

被告安藤水穗本来是职场的女强人，职业和公司都比丈夫好，但婚后因为婆家催生和被社会价值观束缚，她只好“跟别人一样”，生了孩子后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她周围的人都觉得，女性为了照顾孩子所牺牲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里沙子自从成为候补陪审员，每天都要出席庭讯，早上把3岁女儿送到婆家，结束后再急忙地去接孩子，赶在丈夫回家前做好一桌菜，她的丈夫表面上体谅，让里沙子晚饭简单做或是买外食也可以，嘴上总挂着“不要太勉强”，其实就是在贬低里沙子“你不行”、“工作和孩子你无法都兼顾”，贴心的话语里藏着轻视和傲慢。

 “照顾小孩就是女人的责任 

 撑过去就好了” 被告安藤水穗的婆婆是很传统的日本妇女，把老公服侍得妥帖也很宠儿子，认为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打理好一切就是责任，无权抱怨。“一开始会很辛苦没错，但我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大家都是这样熬过来的，要努力成为男人的后盾”。婆婆甚至叫儿子下班后就住酒店，免得半夜被孩子的哭声吵到睡不好，隔天上班没精神。

对于育儿的方式，婆婆也颇有微词，孩子刚出生时，就看着体型说太瘦小、容易生病，质疑媳妇奶水不够；孩子经常哭闹就怪媳妇不懂得带孩子，哭了抱一抱就好了，若是还哭就是媳妇有问题；偶尔还会跟别人家的孩子攀比，质疑自家孩子发育迟缓……而这一切的因素，婆婆只会归咎给媳妇，而不是儿子。里沙子的婆婆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每天庭讯结束她去接女儿时，婆婆总是提醒她要把丈夫照顾好，要是没时间做饭，可以学一些简单快速的料理，还整理菜谱要里沙子学着做，让丈夫能专于工作。

 “认真管教的妈妈变成坏人” 里沙子3岁的女儿文香，正值小恶魔时期，动不动就发脾气、任性、爱哭闹，有一天里沙子去接女儿回家的路上，顺便去超市买食材，手上提着东西，女儿又哭闹要抱抱赖在地上不肯走，里沙子就逗弄女儿说“不走的话，妈妈先回家咯”，接着假装离开躲在角落看着女儿，希望女儿能赶快跟上，没想到这时丈夫回家刚好看到这一幕，以为里沙子故意把小孩丢着路上，自认受了委屈的女儿立刻装可怜，让里沙子瞬间两面不是人。

平日几乎把育儿责任丢给里沙子的丈夫，假日偶尔面对女儿耍无赖，总是立刻去哄，让平日认真管教的妈妈变成坏人，不需天天面对小孩无理取闹场面的父亲，反而成了慈父。

 “被生母否定的人生” 被告安藤水穗的生母庭讯时说，自己女儿要结婚时也没告知自己，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反对两人交往，原因是觉得女婿职业不够体面，以后女儿会需要娘家帮忙等等。同样的情况也落在里沙子身上，她从小被母亲否定，考上大学、就业、结婚，母亲无一不挑剔，她和先生在东京外围的横滨共组家庭，她的母亲都要嫌弃房子不够大、离市区不够近，就连要离婚，母亲都不允许，好像里沙子的人生，从小就被支配。

种种因素之下，里沙子觉得自己在水穗的遭遇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她认为会造成悲剧的原因，绝不是水穗对孩子有杀意，而是真的被逼到绝境了，才会失手杀了女儿。里沙子在陪审的过程中很少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她觉得也不会有人听，直到宣判前一刻，她才勇敢说出想法：“安藤水穗是如此的普通，她生活的困境与我们又是如此的类似，我们与她之间似乎只有一条窄窄的红线，一旦崩溃，便会似安藤水穗一样直直地坠入深渊。”

在中国，明明是双亲组成的家庭，但爸爸却常因为工作或其他因素不见人影，认为自己已经扛下经济重担，偶尔“帮忙”带孩子，就是分担，反而还会转过来数落妈妈做得不够好......让很多家庭主妇哭笑不得：到底要老公干什么？而造成丧偶式育儿的现象恐怕不只是爸爸的责任。

 两地分居，迫于现实压力 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下，很多夫妻都是异地分居，或是为了给孩子好的生活，父母其中一方在异地工作，一年回家的次数非常少，希望能够省下交通费，给孩子多买点衣服、必需品，也因此不能参与太多孩子的成长过程，虽然遗憾，但迫于现实压力也只能如此。

 丈夫不愿参与育儿 很多男人心里是这样想的“养孩子本来就是女人的事”，孩子半夜哭闹让老婆去哄、孩子饿了让老婆去张罗，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少关心，扮演可有可无的角色。

 妻子全都自己扛 有些全能妈妈，可以同时把家事和孩子打理得非常好，也很宠孩子，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处理好，帮孩子想得多，却忘了也要给丈夫一点责任，可能原本丈夫也想做点什么事，但还来不及做或做得不够好，妈妈干脆都自己完成，渐渐地丈夫会越来越没有责任感，想着“反正有老婆在也不需要我”，从生活里渐渐淡出“爸爸”的角色。

角田光代出席2019年上海书展

去年，角田光代出席了上海书展，一条对她做了专访。角田光代个子不高，脸上总是挂着少女般的笑容，她有过两段婚姻，没有孩子，和她笔下的女主角身份和遭遇相差非常大，她笑说透过“审判”的开场来描写女性生存现状，更有评判的力道，读者也能从各方不同的意见中去思考。

她告诉我们，在书展座谈会时有位男性读者向她提问：“看完坡道上的家，我觉得好像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苦衷，但同时也被自己的立场斩断了出路，我不想要事情发展成这样，身为男性，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位读者发问完，全场为他拍手，角田光代兴奋地说虽然这位读者没有分享看完的感想，但能够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遭遇，并思考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就是小说给人的启发了吧。

以下为角田光代自述。

我从1990年，23岁时以作家的身份出道，我的小说大多围绕在20、30岁的女性身上，在我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太美好的人吧。因为我所选择的题目，都不是描写女性去追求自己目标或梦想的故事，几乎都是写女性遇到了某种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如何与他人协调，如何打破自己框架走出去的过程，至于走出去后是飞向更好的未来，还是遭遇了其他情况，我就不会再写了。

刚开始写《坡道上的家》是因为收到委托，在构思的时候，首先想到了关于审判的故事，因为审判是个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事情，可是整个过程就只是言语的交锋不是吗？检察官、律师、法官以及被告，所有人都只是用言语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各自表述立场，最后定下判决并进行法律的制裁，这让我觉得有点兴趣，所以开始想要把审判写成小说。

我在那之后又想，其实夫妻间也很容易发生言语表达不清而产生误会的情况，即使是彼此很了解对方的夫妻、或是男女之间也会这样。例如，男人对另一个非常亲密的女性朋友说“你真是笨蛋耶”的时候，会让对方感觉到恋爱中的暧昧，但也会有人因为被说是笨蛋而生气。

任何人都会因为关系的不同，而改变说话方式，甚至去解读其中的含义，我想不只是审判，在我们的生活中、两性的关系中也会发生，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我笔下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社会存在的真实现况。大概30年前，日本要是30岁以上不结婚，就会被人认为是奇怪的人或是说闲话“怎么会还没结婚”、“是不是个性有问题”，所以结婚生子对女性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加上男性地位比女性高，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状况还是存在。

在现代社会急速变化后，女性确实比以前更自由了。即使不结婚也不是这么特殊了，不婚不育也渐渐开始被认可，女性希望尊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也被赋予更多的责任，要如何取得平衡也让很多女性感到疑惑。甚至有些人认为结婚对女性来说是扣分的，明明在工作上很能干，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收入，但是却因为结婚了，像是家事、煮饭、丈夫的事、丈夫有时还带朋友回家、婆婆的事等等，一些别人的事现在全落到自己身上。

经济压力和女性地位提升也是一个现象，比起以前孩子出生以后，女性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比例已经越来越低，但女性有孩子后想继续工作的确不是这么容易，比如说女性在生产后，虽然可以放育儿假，但是在小孩成长到1岁2岁，她希望能够回到工作岗位的时，有可能找不到人帮忙带孩子或是合适的托儿所，我觉得还是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家人还是社会。

我的母亲是旧时代的人，有很多旧时代的观念，而我一直在跟旧观念对抗。我其实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真的非常不想结婚，觉得若是不结婚也没关系的话就不结婚了，但是我的母亲一直催婚，而我则是一直想证明女性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我用实际的生活去对抗，直到37岁，我想说“好吧，就结婚吧”。我结过一次婚，然后40多岁的时候离婚，不过当时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若是母亲还活着，我想她大概会说像离婚不好之类的吧。41岁的时候，我再婚了，41岁算是非常晚婚，但是社会风气已经不太会说这种闲话了，而且不生孩子也没什么，我认为经过一定的年纪以后，这个社会好像变得比较容易生存了。

我家是我跟丈夫两人和一只猫所组成的，我们的根源就是将彼此的工作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绝对不做干涉对方工作的行为。我的丈夫是摇滚乐手，他有时为了音乐一进入工作室，我们就可能两三个月没见面，而我自己也是，如果写作或是需要专注时，我会把猫带着到别的地方去，一个月也都没回来。就是因为这样，即使几个月没见到彼此，对我们夫妻来讲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只要知道对方在为了很喜爱、很棒的工作努力，就是一件最开心的事了，这样生活的夫妻真的很罕见，像我说我3个月都没有见到我丈夫，别人也不会相信，但就真的没有。我对我丈夫唯一的要求，是每天和我联络一次，告诉我他还“活着”，就够了。

虽然看着其他的夫妻或是家庭，休息日可以一起出门玩，或是听到别人的丈夫有多贴心，我心里也会觉得“啊～我老公3个月都没回来呢”，但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要冷静。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家的样子，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什么方式，才是对自己最幸福的，想过一遍后就会忠于自己，然后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