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 欧、美、中的三种反思（组图）

截至3月3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70万，现存病例逾50万人，死亡人数逾33,000例。很明显，疫情将对人类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其中，欧美疫情之严重，乃至远甚于中国的情况，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值此时，人们已有太多“欧美何以至此”的讨论，其中包括盲目自信与无知，认为发达国家已然可以管控烈性传染病，新冠肺炎只是“穷国”的问题；包括政府作壁上观，浪费了1月2月的宝贵防疫时间，认为日本与韩国的疫情爆发是基于“钻石公主号”邮轮和“新天地教会”这等不可控的“意外”，而中国与伊朗的疫情爆发则是因为“非民主国家的政制问题”；包括面临自身的选举政制、个人主义文化，以及经济萧条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认定“病毒无法消灭”，遂诉诸于“群体免疫”这种投降主义概念；包括各国间客观存在的国界隔阂，令各欧盟成员国无法像中国各省一样，驰援意大利这个“欧洲的湖北”；更包括政客们一方面过于追求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害怕民意反弹丢选票，不敢落实强力社会管制措施。

残酷的事实表明，病毒眼中不仅无国界，病毒来临时也没有“发达”与“发展中”之分，瞒报、轻敌与管治不力更非“非民主国家”所独有。各国国内及跨国治理机制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值此时，疫情最严重的欧洲、美国和中国，也正形成三种迥然不同的反思。

▼疫情下的英国

过往数十年来，自由主义在全球多国大行其道，在“让市场的回归市场”这种信仰的加持下，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尤其是对短期利益的追逐，使得各国政府一步步撂下了自己原有的职责。当卫生医疗这种直接关乎国民安康和社会公义的产业也沦为私有，一旦危机来袭，一系列诸如资源调配难、患者就医难、重要物资供应方奇货可居的情况，便将立刻成为关键的负面因素——其实，疫情只是一面，当马克龙能说出“发展模式”、“制度缺陷”这种措辞时，便说明他已经明白，若无改变，是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便会一再发生。

欧洲如是，美国呢？医保问题首当其冲。借着这次疫情，人们进一步看清的是，美国一方面有全球最优秀的医疗防疫专家，最尖端的技术及研发能力，最顶级的器械设备，可是另一方面，其分配又如此不均。昂贵的费用面前，竟有多达2,750万人、即8.5%人口缺乏任何形态的医保；而部分美国人一窝蜂买枪自保，又反映民众对社会稳定在突变形势之下的担忧。如果现有体制足以回应民众应对新冠疫情的需要，又怎会发生如此荒诞的事？

而当美国人望向国际，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Twitter）上“病毒可能由美军带入武汉”的无端指控愤而抗议时，却也赫然反应到，自己的政府官员不也时时在网上针对其他国家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煽动性舆论吗？假设赵立坚的发言是中共授意，那么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也令美国人深刻意识到“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马太福音》所言非虚。

中国呢？恰如前文所述，中国大陆的舆情可谓经历了180度的转折。一方面，人们依旧意识到个人卫生、饮食习惯的重要性，意识到中国公共医疗的不足，意识到应对公共紧急事态时有待改进的缺陷，也意识到政府各层级的官僚主义问题；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原来非中国所独有，原来瞒报、官僚主义等并非制度问题，而是政治治理能力的问题，世人皆在面对。

更有甚者，中国还在上演一场对国际局势认知的反思。中美方面，当中国国民走过疫情最黑暗的时刻，却看到美国在疫情之下的窘状，看到华府借着疫情针对中国大做文章，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便因此发生变化。那些原来敬仰美国制度，敬仰美国价值观的国民，赫然发现原来美国在疫情这柄“照妖镜”之下，也是一般窘迫的模样，其政界更是颇有狰狞之相。而随着中国政府大幅加大对各国的援助，与世卫组织展开密切的配合，中国国民看到的是自己的祖国愈发担起大国责任，看到的是中国坚韧而充沛的物资保障及工业生产能力。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多年来中共一直尝试建立的这“四个自信”，竟然在一场国家劫难中得到长足建立。这种福兮祸之所伏的情形，已然成为中国国民最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