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中美大国竞争新工具：美国赢得冷战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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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状态之后，未来是否会演变成“新冷战”，国内外争论不一。在两国就一系列敏感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较量的背景下，了解冷战史以及美国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如何演变革新，采取一系列光鲜的与卑劣的手段赢得胜利就变得十分必要。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中美双方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清晰化敌意的今天，穿透这些情绪与表象，看清对手实力与行动策略才能有助于我们做出合理决策。

近期，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发布题为《锻造21世纪大国竞争工具》的研究报告，梳理总结美国在冷战期间应对前苏联的主要政策工具，从同盟、国防、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科技创新、经济战、政治战、内部安全等七个方面还原美国的政策得失，并将曾经的美苏冷战与今天的中美竞争做对比提出建议。作者托马斯·马肯（Thomas G. Mahnken）CSB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曾担任美国防部负责政策规划的副防长助理，目前是国防战略委员会成员。易评君翻译其核心观点，以作参考，全文共计一万字，阅读时间约10分钟：

近年来美国安全界已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经过冷战后三个十年的喘息，大国竞争以及潜在的大国冲突前景要求美国必须认真思考在和平与战争状态下，面对经济强大且技术先进的对手意味着什么。30年代表了一个专业人士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除了最资深的学者，美国安全部门和军队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冷战记忆，对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也缺乏直观感受。对他们而言，大国竞争充其量只是理论和历史素材，只有回顾过去，才能充分理解当前形势的新颖性和挑战性。

冷战结束后的30年时间里，美国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第一个十年，美国凭借精确打击和信息技术赋予的军事优势处于地缘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仅缺乏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事务上也基本没有遭遇反对声音。美军于1992年起草的国防计划指南，主旨是巩固美国从冷战结束中获得的收益并阻止新的霸权产生。在整个90年代虽然美军提出了利用信息革命推动军队转型的目标，但军事革命（RMA）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口号上，因为此次改革不是基于威胁而是由机遇推动的，它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美军从上到下无需进行痛苦改革。海湾战争让美军官员信心爆棚，即使他们后来意识到了转型的好处，但拒绝相信对手能在短时间内追赶上来。

在2000年针对1900名美军军官的一项调查中，只有9％的人认为未来对手能够使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摧毁美军固定基础设施，例如港口，机场和后勤站点，只有12%的人相信竞争对手将能够使用此类武器攻击美军航母战斗群。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美军处于独孤求败的状态，那么随后的15年里，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及其他地区从事了长期的非对称作战，这一时期美国安全界将主要精力，军费投入，理念和技术创新都集中在反恐（CT）和应对叛乱（COIN）之上。鉴于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中俄集中精力进行“反介入”甚至击败美军的能力建设，其结果是美军在战略战术层面的质量优势不断削弱，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断扩散。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岛礁建设，以及克里米亚入俄等事件无不说明这两大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并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发起挑战。

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与俄罗斯列入战略竞争对手，该报告提及利用“利用所有国家力量工具的重要性，大国之间长期的战略竞争需要无缝整合军事，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等各个要素。美国必须要在对手尚未赶超的优势窗口期抢占先机，扩大竞争空间。”以往的美国政府出于经济考量，认为中美处于正和（“双赢”）状态，不愿谈论竞争关系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导致自我语言的实现。相比之下，今天的中美竞争已被广泛接受，美国安全和经济领域的高级官员都将中美关系视为竞争与零和，承认与中国的竞争也是国会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

通过对美苏冷战时期的政策工具进行审核，发现曾经的经验可以为美国应对21世纪大国竞争提供建议。历史的经验虽不能嫁接，原因是中美竞争比美苏战略竞争更加复杂和困难，但对过去的理解可以为今天的决策者提供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美国率先研制出原子弹，在二战结束后对苏联产生极大压力

1945-1990年间，聚焦“促进美国利益，与苏联竞争”这一目标，美国发布了大量新政策，这些政策有三分之二涉及美国内部事务，三分之一涉及盟友和伙伴，为了与苏联竞争，美国出台的政策涉及领域极为广泛：18个涉及经济与发展，9个涉及外交与全球治理，8个涉及教育，7个涉及军备控制，6个涉及信息传播和媒体，5个涉及内部安全，4个涉及科技。（历届美国总统的学说不包含在内）

冷战期间，为了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美国还进行了大规模机构创新和改革，每个新总统都有机会拆除旧组织，重新调整用途并结合创建新部门。冷战初期是美国政府机构变动最活跃的时期，大多数部门都是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成立。1958年-1970年间政府机构变革相对较少，到了1980年代，卡特和里根政府再次重组美国政府机构，以应对苏联的战略扩张。有趣的是，美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都是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建立的机构，但它们的成立初衷不是为了与苏联竞争，而是汲取二战教训。美国的官僚制度具有相当大的惯性，那些在冷战期间成立的政府机构只有10%在冷战结束后被解散，而有三分之一在冷战期间被淘汰或者合并，直至今天，仍然有一半以上的机构仍然存在，即使它们的目的已经改变。

从大国竞争工具角度来看，美国主要通过同盟、国防机构、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政治战和内部安全等七个方面与苏联进行竞争。

一、同盟

美国在冷战初期就缔结了一系列同盟条约，这些条约将美国与欧亚大陆盟友绑定在一起。总体而言，与那些正式建立牢固外交关系的国家缔结的同盟比没有坚实基础发展而来的外交和安全合作要稳固的多，比如美国与西欧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的同盟关系就比中东、东南亚国家要牢固。在同盟体系里，“美洲国家组织”是美国在1948年与拉美近邻成立的区域安全合作组织。

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军事同盟，绝大多数保留至今。CSBA将美台关系视为“同盟”

1949年4月4日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宣布北约（NATO）成立，该组织将欧洲国家至于美国对抗苏联的前线。条约第五条是北约的核心条款，它保证其他国家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的攻击，进而触发美国捍卫本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机制。北约具有制度化特征，拥有总部和固定人员，驱动各成员信息情报共享，国防计划协商和行动互操作性。

1951年，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成立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ANZUS）虽然也规定了集体安全条款，但不具备北约那样的制度化特征。1984年，新西兰与美国就美军核动力舰船或搭载核武器船只能否进入新西兰港口起争执之后，新西兰就退出了这一条约。不过，它仍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和美国就太平洋地区进行安全合作的非约束性协议。

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对日政策，1951年，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签署安全保障条约，使美军在日本驻扎长期合法化。1953年10月1日，半岛停战协定签署两个月后，美国与韩国签订同盟条约，该协议允许美国在韩派驻军队。1955年美国通过相互防卫条约将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这一条约于1979年废除，但一部分功能被“与台湾关系法”所继承。

1958年，面对苏联轰炸机的威胁，美国和加拿大缔结了北美防空（NORAD）协议。

与上述同盟相比，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条约就不那么稳固。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于1955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阻止”旨在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散，随着巴基斯坦退出，法国从越南撤军和美国结束越南战争，该条约于1977年6月30日解散。还有美国与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在1955年成立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最初称为巴格达公约，旨在促进成员之间相互合作和互不干涉。它未能起到遏制作用，也没能阻止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1979年伊朗革命后解散。

美国缔结的冷战联盟，一个核心要素是扩大核威慑能力，美国通过条约向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加强核威慑的重要方式是向盟友领土永久或轮换部署核武器。冷战期间，这种部署常态化，1991年9月，乔治·H·W·布什发起核倡议，撤回了部署在海外的所有地面发射的短程核武器，并停止在水面舰艇，飞机上部署战术核武器。随后二十年里，美国保留了“战斧”巡航导弹的核打击能力，用以维系在亚洲的核威慑力，不过这种威慑被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废除。

截至目前，美国在冷战时期缔结的同盟有一部分幸存下来，而且蒸蒸日上。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条约不仅保护北美免受空中威胁和导弹袭击，而且还将防御范畴扩大到了海上。北约在冷战结束后大幅扩充成员。911事件后，澳大利亚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其他联盟却不太乐观，当成员国产生利益分歧时，整个同盟就土崩瓦解。

今天，几乎没有人赞成结成新联盟，越来越多国家的民众和精英阶层都主张加强本国独立性，另外他国与美国缔结条约还面临美国参议院批准的艰难过程。因此，美国主要通过建立新的协商和行动机制，促进与盟友和伙伴的互操作性。

上图为1949年苏联试爆首颗原子弹，下图为美军固定发射井发射的民兵导弹

二、国防

冷战如何塑造美国防部和美国军队是个广泛的研究课题，本文重点介绍美国防部为了与苏联有效竞争而进行的改革，包括成立网络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和建立竞争策略机制。

在冷战初期，许多国防机构改革都比较落后，如上所述，1947年成立的美国国防部更多地吸取了二战时期美军的机构缺陷，而不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冷战。同样，作战司令部按照全球区域划分的举措，也是基于二战期间美国的经验。五角大楼内部制定长期竞争计划的机制是美苏竞争了20多年才出现的，例如直到尼克松政府，美国防部才在国家安全局设立了网络评估办公室（ONA）。当时设立该机构一是美国终于认识到与与苏联的竞争可能是长期的，二是美国的军事优势正在缩小。

ONA相当于五角大楼的内部智库，主要服务对象为国防部长，最初针对战略核力量、北约/华约军力对比、美苏海上力量以及军事潜力对比评估，后来扩大到五角大楼其他高级官员。ONA从最初的战略问题优先级评估并提出行动方案发展到后来的规划未来20到30年军事愿景，这些评估报告会呈现给美军高级官员作参考。

如果说五角大楼成立网络评估办公室需要几年时间，那么建立竞争策略机制则需要更长时间。安德鲁·马歇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担任兰德公司分析师时就率先提出了长期竞争策略的构想，1976年他主张把长期竞争策略纳入到拉姆斯菲尔德（时任福特政府国防部长）的国防计划。不过，竞争策略直到卡特政府时期才非正式地进入国防思想研究中，迟至里根政府才以倡议形式出现。

里根政府成立三个机构来支持竞争策略计划，包括竞争策略委员会，竞争策略指导小组和竞争策略办公室。竞争策略委员会由国防部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参联会主席，副部长，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局长，以及负责国防评估的部长助理。竞争策略指导小组成员包括了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负责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以及国防情报局长等。竞争策略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管理，包括两个跨部门工作队，一个负责欧洲高强度常规战争的竞争规划，其成果是推动精确常规弹药，广域传感器和战斗网络的应用，另一个是负责远程精确打击研究。

竞争策略机制是在冷战末期才出现的，未能直接作用于美苏竞争，但它让美国防部适应了长期竞争的需要。今天，任何人主张对五角大楼进行大规模改组，都应清醒考虑上述案例。

苏联远程轰炸机的出现让美国格外紧张，上图为美国在格陵兰岛建立的雷达站，下图为保护华盛顿特区的“耐克”防空系统，不过该系统从未使用过于上世纪60年代被拆除。

三、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

军备控制代表了美苏战略竞争的第三套工具，原因是美苏利用军备控制来进一步确定彼此利益，限制军备竞赛的不良后果。冷战时期关于军控是否属于竞争工具曾有过争论，事实上它既是竞争工具又能减少竞争。有证据表明苏联曾将军备控制视为锁定己方非对称优势的手段，美国方面则喜忧参半，里根政府原本希望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但最终通过谈判消除了美苏双方的全部中程导弹。

在其他时间，美国希望通过军备控制来缓解竞争。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军控减少军备开支，原因是当时美国国防预算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有助于将对方纳入到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中，加快美国从越南撤军。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逻辑是行动-反应，用麦克纳马拉的话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任何一方与核武器相关的意图，行动，甚至是潜在行动必定会引发另一方的反应。这种行动-反应现象助长了军备竞赛。”也就是说，军备控制被认为是预防或避免某些最糟糕事件的办法。随着时间流逝，军控成为制度化，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最初的逻辑。

1961年9月，肯尼迪政府成立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ACDA），军控在美国成为一项制度延续下来。军控的实现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人们认为需要军备控制，谈判，签约批准，建立遵约与核查执法机制。美苏以及冷战后美俄签署的军控条约证明只有双方存在互信的情况下，军控谈判才可能达成。

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试图限制核试验的双边和多边条约，降低核武器发展步伐缓解对地球环境影响；二、限制超级大国核武库规模；三、试图防止核武器向新兴大国扩散；四、试图限制常规武器竞争，美苏曾试图将各自驻欧洲的常规军力减少到相同水平。

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制度正在迅速淡入历史。随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以及美俄签订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在21世纪大国竞争的时代，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军备控制需求。有些人将寻求使用军备控制作为竞争手段，例如，呼吁全球禁止中程导弹来取代INF条约，此举将要求中国放弃其庞大的陆基中程弹道和其他巡航导弹。还有观点认为新的军备控制应当把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等领域纳入进来。

客观而言，军备控制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对美国有利的引导大国竞争的工具。但冷战经验表明，军控协定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美苏签署的中导条约限制了双方中程导弹的发展，而未缔约国则不受限制，条约限制一部分武器，却促使另一部分武器的快速发展。另外，美国防部发布的十种关键技术，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存在军民两用之用途，不适合军备控制。因此，军控很难成为可行的竞争工具。

四、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是冷战竞争的第四个领域，保持对苏联技术优势是美国赢得冷战的核心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寻求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和刺激创新。尖端技术不仅带来战争方式的变革，也对提高经济活力至关重要。

在冷战初期，美苏制度对双方科技创新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苏联在核武器研发，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的发展比西方情报部门预计得更快，这种发展速度刺激到了美国。在此背景下，美国采取一系列行动，杜鲁门时期建立了国家需求导向的科技发展计划，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政府扩大了对科学事业的支持，打通政府机构、大学、行业之间的联系。冷战还见证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大学附属研究中心的发展，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APL)就脱胎于二战时期成立的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以及脱胎于联邦资助研发中心（FFRDC）的兰德公司。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的三个主要实验室建立初衷是为了支持核武器的研发、生产和维护。APL率先进行卫星导航研发，兰德公司开发了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概念，它有助于厘清核时代的政治与战略动态。

从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对涉及国防的技术进行了投资，这些投资刺激了工业发展，例如喷气式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的发展刺激了美国商业航空航天业的发展。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首颗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促使艾森豪威尔建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它后来演变成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军黑科技的诞生地）。该机构的前三个研究领域集中在太空技术，弹道导弹和固体推进剂，在1958年NASA成立后，它的任务重新回到颠覆性技术的发现和资助。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成立是科技竞赛的直接体现。由于弹道导弹和火箭技术的重叠，太空竞赛是美苏军备竞赛的重要方面。肯尼迪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呼吁美国在70年代末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美国由此加强了对阿波罗计划的投入。在70年代，美国继续将扶持科技创新制度化，美国国会于1972年成立了技术评估办公室（OTA），1975年成立了隶属于总统行政办公室的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职责类似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

时至今日，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科技机构一部分已经解散，一部分改变了目标，例如OTA已经不复存在，而曾经专注于核武器研发的能源部实验室也把精力投向了其他技术领域。曾在冷战时期率先提出卫星导航等新概念的大学附属研究中心（UARC）如今更加专注于充当美国政府独立，可信赖的代理人。

这些转变反映了两个深层次变化。首先，创新源头已经从政府转向商业部门，例如太空探索曾是各国政府的专属，如今商业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太空发射和卫星应用的最前沿。其次，科技创新和制造已经全球化，阿波罗11号飞船每个螺母和螺栓都是美国制造，而今天，即使最尖端技术也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SR-71“黑鸟”与U-2侦察机

五、经济

冷战时期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动员和对外采购，前者主要是改善国防工业基础和为工业动员做准备，后者体现在采购战略资源支持盟友战争努力。杜鲁门运用1950年9月《国防生产法》赋予他的权力，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建立了国防动员办公室（ODM），该机构包括国防生产管理局，旨在确定生产目标，监督生产操作，并与经济稳定局协调工资和物资价格。ODM共建立了19个动员机构，涵盖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不过，到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大多数工业动员计划被取消，1958年，ODM与民政部合并为民防动员办公室，办公室随后放弃了民防计划职责，然后在1968年10月变为应急准备办公室，最终在1973年7月1日解散。

国家安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根据1956年的《联邦援助公路法》和国防公路法，美国政府投资250亿美元用于建造了41000英里的州际公路系统-当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州际公路的既定目的之一是连接美国大多数空军基地以减轻供应压力。不过，总体而言经济领域不是美苏竞争的主要工具，国防工业动员仅在冷战初期起到过重要作用。到了21世纪，美国几乎没有人提及工业动员。

六、政治战

政治战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遏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传播的又一手段，旨在削弱苏联对其势力范围的控制。从1948年到1960年代中期，为了反制苏联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广泛意识形态影响，美国运用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积极进行政治战。乔治·凯南——美国务院第一位政策规划室主任，率先提出“遏制”战略，主张实施政治战反制苏联。1948年，他将政治战争定义为“克劳塞维茨学说在和平时期的逻辑应用”，宽泛定义是指一国动用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以实现其国家目标。诸如政治联盟，经济援助（例如马歇尔计划）等公开行动，以及“白色”宣传，扶持亲美派，“黑色”心理战，甚至支持反对派武装等秘密行动都属于政治战范畴。

政治战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被广泛使用，在60-70年代缓和时期相对减少，到了冷战最后十年重新被里根政府拾起。里根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将对苏政治战概述为美国战略的关键要素，要求美国政府利用“苏联双重标准，包括侵犯人权，使用化学武器以及压榨劳工待遇”采取外交和政治援助以及其他秘密行动。美国也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揭露苏联虚假信息。

具体而言，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组建了行动协调委员会进行政治战，该委员会由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外国行动管理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总统心理战特别助理等人员组成。这一时期，由于美苏争相扩大势力范围，美国大量使用政治战手段，这些旨在推翻亲苏联政府的秘密行动在伊朗和危地马拉获得成功，在印尼和古巴遭遇失败。冷战初期，中情局还直接参与暗杀外国政治家，包括古巴，刚果，多米尼加和南越领导人。

冷战催生了美苏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各个领域进行竞争，上图为上世纪60年代美军建造的首艘核航母——企业号，下图为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

到了70年代，中情局在国外的秘密行动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不满，1974年通过的休斯-瑞安修正案加强了国会对海外秘密行动的监督。例如，国会对CIA行动的调查催生了福特总统发布11905号行政命令禁止使用暗杀作为政策工具。尽管如此，美国秘密行动仍在继续。里根时期的政治战成功侵蚀了苏联的控制力，分散其注意力，致使苏联在众多紧迫事务中顾此失彼。例如，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使苏军陷入战争泥潭，近十年的战争不断消耗苏联财政资源，使其对东欧的控制力度越来越脆弱。

与秘密行动相比，外交和政治援助等公开行为被证明是政治战和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柱。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向欧洲非共产主义左翼政党提供了援助，例如援助确保了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在1948年大选期间获胜。由于国家层面的援助容易招致受援国民众的反对，美国启用了民间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应运而生。更著名的案例是美国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上世纪80年代团结工会的活动导致东欧剧变首先在波兰发生。

美国的政治战还包括使用文化影响力在第三世界营造亲美情绪。中央情报局早在1950年就秘密组织并资助了文化自由大会（CCF），该大会召集西方知识分子反对共产主义。CCF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地区设有办事处，出版了20余本著名杂志，还举办艺术展览，拥有新闻报道业务，组织国际艺术活动。公开层面，肯尼迪于1961年组建了美国和平队，派遣了美国志愿者前往第三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友谊”。

马歇尔计划也属于政治战范畴，美国在二战后向百废待兴的西欧国家提供130亿美元以振兴西欧经济，这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援助计划成功阻止了西欧国家倒向东方阵营的势头。美国还通过《对外援助法》抵消苏联在阿富汗扩大影响力。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强调利用美国不对称的经济优势，对苏联卫星国的经济进行打击，通过能源遏制，制裁苏联与西欧国家之间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贸易，给不堪重负的苏联经济制造额外压力。

在冷战后期，美国通过信息传播瓦解苏联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同盟体系，这些信息传播着重强调“透明度，揭露苏联的虚假新闻和压制言论自由”联合其他国家进行了“灰色”宣传，这种宣传有着明确目的和清晰导向。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以集中管理美国的宣传工作，该机构的职责包括“传播权利，问责制和自由观念”，美国政府还出资在国外大量设立广播电台。里根政府于1981年成立积极措施工作组（AMWG）从美国政府层面对苏联宣传活动进行打击，以增加对手的声誉成本。

七、内部安全

美国对苏联竞争的最后一项政策工具就是内部安全，这项工具远比其他对外行动更具争议性。为了抵御苏联渗透，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压制民众自由，包括臭名昭著的1950年《麦卡伦内部安全法》，1952年的《移民和国籍法》。这些法案对美国国内左派组织和移民进行防范，但事实证明美国政府小题大做了，美共即使在鼎盛时期规模也非常小。冷战初期，美国为了清除内部安全隐患所采取的行动不仅过激而且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

梳理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竞争所使用的的政策工具，可以发现它们比当前美国与中俄竞争要广泛得多。其次，在旷日持久的冷战进程中，美国也在不断适应，虽然相当数量的机构组织成立于冷战初期，但直到70年代甚至冷战后期，美国也没有停止过机构重组。第三，冷战时期美国所采取的的措施并非都是有效的，例如工业动员计划违背了美国根深蒂固的“反国家主义”信念，事实证明它只是昙花一现，那些内部安全措施也构思不当且寿命短暂。此外，经济战也存在较大争议，即使是在里根政府时期，发动经济战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与冷战时期相比，许多事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科技创新的源头日益从政府转移到私营企业。世界经济仍处在全球化进程里，所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更高，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无处不在。当然，对于美国而言，在21世纪与中俄进行大国竞争的最大困难在于缺乏共识。虽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指明了美国政府的战略，但这种理解尚未渗透至工业和金融领域，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在美国国内，有很多人拒绝承认中美竞争的现实，还有一部分民众接受大国竞争现实，但对美国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另一些民众则轻易相信美国在经济和技术创新领域优势如此强大，注定要赢得任何比赛。在冷战初期，朝鲜战争不仅说服了美国领导人，而且说服了整个美国民众阶层，但今天，让美国凝聚大国竞争的共识还缺乏这样的契机。（原文结束）

虽然历史有一定相似性，但绝无相同历史重演之可能。在美国展现愈加咄咄逼人且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料敌从宽”了解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举措不仅必要而且值得认真对待。与冷战时期美国采取的政策工具相比，美国在今天组建新的牢固战略同盟的可行性不高，发动经济战打击中国的成功概率也不高，相较之下，政治战和科技创新竞争以及金融较量更为现实。易评君想要补充的是，与二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军力对比、盟友数量以及政治影响力相比，中国还有很多课要补。如果大国竞争乃至“新冷战”无可避免，除了做好长期竞争准备提高自身活力和适应能力之外，特别注重处理好周边事务应有更高的优先级，例如台海问题。只有家宅安宁，才能后顾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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