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6年招收残疾员工，女老板：相比破产，更怕他们失业

车间里隆隆作响。操作台上几名员工面色平静，各自进行机器运作。看到老板郑雷伟经过，他们举起手和她打招呼。员工们偶尔抬起头来，彼此用手语比划着交流。

他们都是聋哑人。

顺义区牛栏山镇的这家公司里，最多的时候，45名员工中有28名是残疾人，他们有的肢体残缺，有的智力发育迟缓，被安置在不同岗位上。

2014年，郑雷伟招收第一位残疾员工，是一名智障女孩。初期，女孩可以进行零件分拣的工作，但无法跟人沟通。一年后，她的病情在工作中好转，开始主动和同事交流，也可以自己吃饭，独自做公交车回家。

此后6年，顺义其他村镇的残疾人也慕名而来，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也会定期推荐学生。

为了更好地跟这些员工沟通，郑雷伟学了手语，也摸索出残疾员工的“用人之道”，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找对合适的岗位，她举例，比如自闭症员工，他们做事更专注，可以负责零件分拣。

公司也曾面临困境，郑雷伟说，她当时想的是，必须咬牙坚持，“相比自己破产，我更怕他们失业，他们比我更难。”

老板郑雷伟（右二）在车间里指导工作。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摄

智障女孩工作时间的“监护人”

最初招收残疾员工时，郑雷伟是有私心的，“按照当时的政策，雇佣残疾员工可以减轻税务压力。”

2014年，郑雷伟招收了第一个残疾员工童谣。她是一个智障女孩，刚从顺义特殊教育学校毕业。

此前两年，正是公司初建时期，郑雷伟把一些可以在家手工制件的工作外包给附近的“温馨家园”，由那里的残疾人完成。她发现一些类似的难度技术不大的活，残疾人完全可以胜任。童谣的工作，就是将车间里已经基本制作好的磁芯零件组合分装。

但她低估了童谣的残疾情况。

“她无法与人沟通，也很难安静坐下来，工作做多做少是其次，就怕出安全问题。”郑雷伟也很担心，刚雇佣一个月时间，她就想放弃辞退。在和童谣的母亲王英（化名）沟通时，对方恳求她，让女儿“再坚持坚持”。

郑雷伟心软了。她告诉记者，因为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家里又是村里的贫困户，自小受到很多白眼和欺负。“有一次夜里下暴雨，一群孩子用石头把我家的窗户全部都砸碎，印象太深了，特别害怕。”

正是有过这段经历，郑雷伟说，她知道家里有一个残疾人员意味着什么，也知道童谣能有一份工作，能独立加入社会群体，对这个家庭来说有多重要。

她最终决定留下童谣。为了确保安全，郑雷伟同时担当起童谣在工作时间的“监护人”。公司园区有食堂，她带着童谣一起打饭吃饭；安顿身边同事在工作中多留意童谣的举动，发现异常随时帮忙；下班后她会多绕路十几公里，开车把童谣送回家。

公司其他员工也对这个特别的同事加以关照。郑雷伟回想起，童谣刚入职时一次去卫生间，公司一个女员工小跑着紧跟其后，“后来员工告诉我，她是担心童谣走丢了，不想让童谣离开她的视线。”

童谣的病情在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开始好转。在她工作快满一年后，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到公司探望童谣，惊讶于她的进步。老师们认为，童谣的生活能力和认知水平都明显提高，愿意和别人交流，在公司自己吃饭、休息都可以正常进行，上下班也可以独自坐公交车回家 。

王英也察觉到女儿的变化。每天不用去刻意去打听，她就能从女儿的描述中大概知道她这一天的状态。下班回家后，女儿也愿意主动聊起上班的情况，“这个姐姐如何对她，那个老师怎么教她。”

童谣工作中，母亲为她涂上的红色指甲油。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摄

四处碰壁的残疾求职者慕名而来

童谣打开了公司招募员工的新窗口。到2019年底，郑雷伟公司45名员工里，有28名是残疾人员。

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每年都会推荐几个毕业生过来，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的老师也登门拜访，在对工作场所和内容进行评估后，推荐一些有工作能力的心智障碍者应聘。

20岁的宇航在去年年初入职。

他在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即孤独症。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康复训练和陪伴求学后，中专毕业的宇航需要一份工作。为此，父亲韩玉宝带着他离开大连，通过公益组织找到郑雷伟。

公司周边村镇的残疾人也慕名而来。他们大多是聋哑人，年龄不一，但都有过屡次求职失败的经历。

王英也曾带着童谣四处碰壁。在找到郑雷伟之前，她带着童谣到一家有粉尘污染的企业上过班，童谣不愿戴口罩，这才作罢。

入京之前，韩玉宝在大连帮宇航找了四年的工作，但没有地方愿意接受一个自闭症青年，哪怕是体力活。 “人家根本不敢接收他。”韩玉宝说，面对这样的现状，家里人也不敢贸然将宇航一个人“扔”到社会上，“怕他吃亏”。

公司决定录用宇航之后，和他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并交纳“五险”，每月工资3000元。韩玉宝高兴坏了，父子二人放下在大连优渥的生活，在附近村子租下一套房，开始北漂。这份工作对于他们全家来说弥足珍贵。

越来越多的残疾员工给郑雷伟带来不小的压力。公司规模最大时有员工超过100人，后来生产规模缩减，公司维持在50人以下，即便这样，郑雷伟没有辞退一个残疾员工。

“他们比我更不容易，”郑雷伟总是这么说。

午休时间，聋哑员工们休息聊天。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摄

摸索出和残疾员工的相处模式

同行之间交流时，时常表达对郑雷伟此举的不理解，觉得会得不偿失，“做企业又不是做公益。”

郑雷伟也曾遭遇困难。她回想起，有次几名患有轻度精神疾病的员工，在工作时间里突然一起商量着要离开公司回家，且情绪激动。郑雷伟说，当时不知道原因，更担心他们在路上出事，于是上前阻拦，对方却执拗地把她推开，“平时相处挺好，这次不知怎么道理也讲不通，我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办？”

丈夫张成（化名）得知此事后，劝说郑雷伟不要再招募残疾员工，他认为这不但无法提高公司效益，还得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这不是一个企业老板应该操心的事儿，她本来就够忙的了。”

郑雷伟没有听劝，反而瞒着张成继续坚持。

经过三四年的相处，她逐渐找到一套和残疾人员的相处模式，岗位和员工的契合度越来越高。郑雷伟说，“针对不同情况残疾人的特点，考虑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他们，怎么样的相处更有利于我们双方。”

郑雷伟还和公司管理岗人员学会了简单的手语，和聋哑员工的工作交接已经没有障碍。她总和其他员工说，“不要总暗示自己他们是残疾人、他们不行，其实他们大多数人的效率不比我们差。”

公司库管王炳旭，也是一名聋哑人。他在2019年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毕业，目前是公司少有的本科毕业生。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王炳旭入职后对公司仓库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纯靠人工盘点的仓库转变为“智能化”仓库。

如今，郑雷伟尝试让王炳旭把公司的智能计算系统做起来，这是她过去无暇顾及的事。

疫情期间，公司的消毒检查工作频繁，王炳旭又担任起公司出入人员的登记检查工作。尽管不能说话，但他关注每个来访者，通过手语比划，提醒大家戴好口罩，遮挡口鼻。

聋哑人王炳旭通过手机打字与同事交流。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摄

“相比自己破产我更怕他们失业”

张成心中始终有顾虑。“毕竟是残疾人，万一在公司磕了碰了怎么办，突发疾病怎么办？”

2020年元旦过后，张成辞掉工作协助郑雷伟一起打理公司，和这些残疾员工接触以后，他发现自己多虑了，“我有什么想法，只要比划一下，简单描述，他们就都懂，没有那么困难。车间里也没啥大型机器，环境比较安全。”

受疫情影响，很多员工春节后无法正常上班，郑雷伟开车将一些手工活零件送到残疾员工家里，等对方完成后再上门取回。在一名轻度智力障碍员工家里，她看到患有精神疾病的一家三口生活“一片狼藉”，在第二次到访时，她带了食物和水，还额外多支付了1000元的工资。

“接触一个残疾员工，就会接触到一个这样的家庭，就算是陌生人，也想伸手去拉一把吧。”郑雷伟说。

到了3月，北京全面复工时，有人因疫情未回京，有人觉得公司效益受影响而辞职。张成没想到，这时候最稳定的是这些残疾员工，有20人都在复工的第一时间到岗，出勤率达到80%以上。

有人在，生产得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转。郑雷伟说，她才有底气去找业务、谈合作。

郑雷伟有时也会把经验分享给合作伙伴和同行，在她看来，既然处在同一行业，其他公司也可以尝试雇佣残疾员工。

多数同行对她的做法给予肯定，却没有人真正去尝试。郑雷伟觉得，因为大家对残疾人太陌生，由陌生引发偏见和隔阂。“但是他们有顾虑很正常，雇佣残疾员工，前期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风险。”

公司也曾面临困境，郑雷伟说，她当时想的是，必须咬牙坚持，“相比自己破产，我更怕他们失业，他们比我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