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峙下 对跨境贸易和投资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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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对峙的背景下，中西方“新冷战”和全球供应链与中国“脱钩”成为西方智库频繁讨论的话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8日在夏威夷会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日程更是受到各界关注。

中美关系紧张对跨境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如何？中西方是否有脱钩的风险？中资企业将面临怎样的国际环境？它们又将如何应对？

伦敦时间6月17日，沪伦通一周年之际， 第二单全球存托凭证（GDR）——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GDR在伦交所沪伦通板块正式挂牌，开始附条件交易， 6月22日正式在伦交所上市。 中太保成为中国首家A+H+G三地上市的保险企业。沪伦通的中国“第二单”是否给跨境交易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

笔者就上述问题，分别采访了常驻伦敦、北京、新加坡的四位财经界专业人士，了解他们在中西经贸关系变化中感受的冷暖以及由此产生的见解，并以实录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张黎来：美国对中概股严查，或促成沪伦通的新一波热潮，需要政策性的驱导。

张黎来，欧美金融专业人士，毕业于牛津大学统计系，持有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及英国注册会计师牌照。曾担任欧洲骑士基金高级分析师，现任知名中国国企，投资机构海外战略及投资顾问，长居伦敦。

“自从瑞幸咖啡造假，加上中美对峙，对中概股是沉重打击，赴美上市会受很大的影响，对跨境投资的影响也不小。美国对中概股严查，却有可能促成沪伦通的新一波热潮。中国太保这种三地融资的模式，为中资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范例。对于中国公司海外上市或者融资可以考虑沪伦通，但政策性的支持还需要加强。沪伦通是中英黄金十年的重要成果，在经贸关系非常友好时促成的，两国关系遇冷则会影响这个产物的蓬勃发展。到目前为止沪伦通最大的一笔仍是华泰证券，沪伦通的通道已经在那里，需要进一步政策性的驱动和引导”。 

“ 今年2 月 13 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外国投资审查法案最终规则正式生效，目的在于强化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的审查，人工智能、敏感个人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等 14 项新兴及基础技术成为重要影响领域。往年审批通过率都很低，将来会更加困难”。

“当然这样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遇，美国行不通可以考虑欧洲，比如英法德以及北欧国家。英国投资环境好，历任首相都比较务实。德国的机械制造业很强，北欧几国的优质资产也比较多。 但中国公司往往喜欢收购高质量的资产，而这些公司往往在美国设有子公司，仍然需要经过美国政府的审批，从而发生本来收购的是一家欧洲公司，最后却在美国被拒掉的情形。目前欧洲因为疫情，很多不错的企业可能出现现金流危机，欧洲各国政府也担心在当前的困难时期这些企业被外国投资者廉价收购，而加强了监管。所以我建议客户选择收购标的的时候，选择不是那么敏感的板块，但同时国内又有需求的，比如教育文化类的标的”。

“对于未来欧美政策的走向，我认为，英国的外交政策会在夹缝中求生存，不会偏向哪一边，两边都不得罪。 约翰逊特别务实，他不会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直接站在美国那边。 一定会选择中美两方面子上都能过得去的方式。 他知道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都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才能保证英国脱欧后的平稳发展。在中英之间的经贸关系上，一些敏感领域可能会有所回收， 比如5G建设。 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和华为有合约让华为参加5G建设的。实际上，英国承担很大压力，到2023年逐步降低华为5G的参与度，这其实给了很大的缓冲时间。 中英经贸问题会在敏感领域有所收缩，但相应的，在其他的领域放开，达到一个平衡”。

“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强硬态度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时逢大选年，大选年一般候选人都会对华强硬，这是传统伎俩。 去中国化没有那么简单，中美关系不会长时间维持在互相对峙，在一定时候会回暖。到时候英国更不会让华为退出，所以英国是先行缓兵之计”。

孔令洲： 中国企业的未来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孔令洲，资深对冲基金经理，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拥有15年以上对冲基金管理的国际和中国国内工作经验，在国外先后供职于多家全球顶级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2015年开始进行中国市场的投资交易，累计总管理规模超过10亿人民币，现居北京。

“我认为由于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中美争霸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的状况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按中国增长势头，中国大概率要取代美国，第一名一定会给第二名制造很多麻烦。这个趋势并不因为中国的退让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美国政策的暂时缓和而消失。中美关系在现有环境下不确定性很强，争端会越来越多，这会导致中美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加，双方投资可能因为某些突发政策而受影响或取消，所以我不是很看好未来中美企业的合作”。

“除了中美争霸外，其他国家并不在乎谁第一，这些国家更多的是持实用的态度，只要是可以给自己国家能带来技术发展和更多就业机会，这些国家就愿意合作，至于是和中国还是美国合作，这个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并不重要。中国的很多技术已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非常有吸引力，所以中国企业的未来应该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东边不亮西边亮。包括从5G来看，美国非常抵制，在欧洲和非洲国家却非常欢迎”。

“我们二三十年前说的是中国企业走出中国，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吸收本地化后产生更大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很多技术已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企业现在是时候考虑如何把中国现有的好技术推广到中国之外的世界。中国的技术性价比高，在国外非常有竞争力”。

“中概股之所以去美国上市，因为美国资本市场是全世界最大和金融服务最发达。但中美对峙和最近的瑞幸造假的恶劣影响，使得去美国上市已不能成为中国企业的首选。伦敦资本市场虽然只有美国规模的一半，但是人才储备和配套金融服务都很健全，并且伦敦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衍生品市场之一，伦敦作为对美国市场的上市替代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技术上说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对中国企业的教育和认同上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对于美国资本市场，中国企业比较熟悉，但对伦敦资本市场并不太熟悉，比如相对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伦敦市场对应是哪个板块，应该在哪个交易所，中国企业也许不清楚，但随着对中国企业教育的深入，这些问题都将会被克服。随着中国企业来伦敦上市越来越多，针对中国企业的配套人才和服务机构会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善”。

“中美关系恶化对于实体经济和贸易影响很大，但对于金融市场交易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有些交易策略在这种大幅波动的市场环境下反而会表现很好，不论什么时候风险控制都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国内对冲基金的投资人很大一部分是高净值客户，这些客户的投资资金来自实体经济，他们对今年的经济形势比较悲观，表示‘今年实体经济业务不亏损就算很好了’”。

“对于一直在讨论经济双循环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光靠内循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的个人债务已经很高。以前我们觉得中国人有存钱的习惯，储蓄率高，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负债率高，很多人不存钱，信贷很多，已经过度消费，所以本身进一步消费的能力是有限的，靠这一代人拉动内需的空间不大”。

“如果外贸因为外部环境遇阻，那么拉动国内经济是否能够靠房市和股市呢？ 我认为房地产市场应该会继续保持稳中震荡的态势。 但未来股市可能还会有一波增长， 因为国家会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满足企业寻求发展融资的需要，使用股市保持蓄水效应”。 

“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一些行业受到打击，也有一些行业得到快速发展。 比如在现有疫情影响下，餐饮业、影视业受到了打击，但是线上教育、远程视频等行业得到了发展。风险总是与机遇同在，如果我们能适应这些变化，顺应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增长点，但这些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对短期的经济发展相对悲观，但是对长期的经济发是保持乐观的”。

“关于香港，香港的优势和根基在于两点，第一是自由贸易，第二是相对成熟的法律和人才。如果香港失去独立关税地位将会动摇自由贸易港的地位，非常尴尬。而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正失去欧美对香港法律地位的认同，并造成一定人才的流失。这些影响加剧，正动摇上面提到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两大优势和根基。所以我个人并不看好香港作为金融桥头堡的定位。长期来看，中国内地上海和国外新加坡，都有可能因为香港的不稳定而受益，发挥更多的金融功能”。

吕晓飞：中国投资者不会去大肆收购欧洲资产，而会继续秉承战略理性原则。

吕晓飞：英格兰和威尔士执业律师，全球顶尖律所伦敦分所合伙人并担任该分所中国业务主席，协助客户跨国并购，战略诉讼和危机管理。吕律师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业硕士校外导师, 同时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跨国并购，并担任英国董事协会（金融城分会）董事，现居伦敦。

“我现在正在做许多交易，有些交易照常进行，有些交易需要根据新冠疫情进行重组。同样，正如任何一位优秀的律师所知道的那样，危机管理通常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我还一直在帮助客户处理疫情的影响以及可能出现的诉讼和信誉问题。因此，还有很多类似的工作”。

“英国处于十字路口，必须考虑其与中国的未来。特朗普政府与中美贸易战有关“脱钩”的言论不利于中英关系的发展。中英伙伴关系以前也曾遭受过相同的影响，但始终可以恢复，即使有时所需的时间更长。这种关系之所以持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业务是互补的：英国是服务驱动型经济体，而中国拥有以庞大消费者为基础的世界制造业。因此，未来两国关系不仅要看英国政策制定者怎么说，而且要看他们怎么做， 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投资审查，与中国脱钩以及审查华为决定的讨论很多，但最终英国的主要决策者可能并不认为这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特别是考虑到英国希望维护开放经济体的声誉。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则可能适得其反”。 

“对于英国来说，考虑中国的5亿中产阶级以及他们如何进入这个强大的市场也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开放，例如开放多个行业的市场准入。我们现在看到第二轮的中国开放。第一轮是加入世贸组织，第二轮是这种市场准入的自由化。从2020年4月开始，西方金融机构可以拥有全资子公司, 以前这是不可能的。目前已经有许多西方公司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成立这样的公司，以进入利润丰厚的市场。通过敌对行动疏远中国不符合英国商业利益”。

“英中关系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影响将取决于英国最终决定加强还是缩减与中国的关系。 关于“脱钩”，当前有很多大声疾呼和强烈的意见，但我很想知道这是否转化为相应的行动。我希望不是; 这将不利于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也不利于英国吸引中国消费者（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世界没有第二个中国）”。

“我认为中资企业在英国和欧洲进行收购时将继续采取审慎周全的方式。这是因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两个关键战略。首先，中国渴望在2025年成为包括分析人工智能（AI）和量子计算机等尖端技术的10个关键领域的世界领先者，这一愿望正日益影响着并购活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标的会保持真正的兴趣。第二，中国企业日益渴望获得可以成功服务中国5亿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资产”。

“然而，中国投资者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些保护主义措施的发展，例如在英国和欧洲进行的投资审查。在这种背景下，没有投资者愿意涉足市场并进行任意或激进的收购。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接受国是否视中国投资为朋友而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自2000年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获得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70％左右。这种持续的投资不仅表明了对可能产生的创新和商业利益的信念，而且也象征着中国对彼此关系的信任”。 

“中国投资者将不会去大肆收购欧洲资产，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们不会仅仅因为欧洲资产待价而沽，就轻易购买。 相反，他们的投资会继续秉承战略理性的指导原则，并选择在那些将自己定位为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牢固商业伙伴关系的国家”。

蔡楚汉：全球价值链收缩，中国会在亚太地区扮演更重要角色。

蔡楚汉（Brandon Chye），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 亚太区经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专注全球投资者关切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社会、政府治理、投资前景等领域。 布兰登曾在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以及世界银行城市发展与基础设施中心工作，现居新加坡。

“今年中国两会首次不设置GDP的目标，一是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反映出中国从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转化。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也反映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目前中国的消费恢复比较疲弱。但是我认为中国再平衡的过程运转良好，从2013年以来，服务业占比逐年提高。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以及新冠疫情带来影响，会加速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保证就业放在当前政府的优先日程上，个人消费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在中美冲突中间，英国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政治上和西方盟友一样，对中国的担忧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需要优先考虑和中国的合作， 短期内美国影响了英国，英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就像对华为，英国曾经允许华为有限度参建5G, 不久前又大转弯，表示将大幅减少华为参与度，直至零， 就是受到美国的影响。但英国需要完成脱欧的目标，会审慎考量以及平衡计算和中国的关系”。

“香港问题对中英关系也是一种考验。虽然香港GDP占全中国GDP的比重逐渐下降，重要性也随之下降，但是香港仍然是连接中国和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融资和贸易枢纽，如果美国对香港政治制裁，对香港必然造成极大的伤害。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承认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虽然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曾表示香港不再享有特殊经济待遇，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政策方向之后并没有下文，香港问题的解决仍有空间存在。我个人认为美国的仍然对此留有余地，包括移民控制、投资限制、关税加增、审查金融交易等措施，都还没有出台。美元仍是国际主要的储备货币，我认为美和俄罗斯那样制裁香港，也会伤及美元，目前美国对香港的制裁只是口头上的”。

“香港政治环境不稳定，新加坡会不会因此得利而取代香港？有不少人这样问我，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新加坡和香港彼此独立，新加坡侧重于服务东南亚地区，香港仍然是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很难一夜复制。不久前MSCI（明晟）宣布将与港交所合作，初步将推出37支期货及期权合约，将分别追踪多个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 就说明，市场对香港还是有信心的。 在一个多极世界里，新加坡和香港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绝不是零和博弈”。

“我们也看到，美国禁止部分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入境，特别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领域，但对于跨境技术转移的限制，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购买一家正在研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德国企业CureVac的‘专用权’，虽然该企业否认美国提出提案，但是德国政府表态会阻止外国“买断”疫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政府对技术转移的态度，都是从本国的国家安全出发。在技术领域，中国也会转变发展模式，变得不那么依赖美国。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我们会看到全球价值链收缩，中国会在亚太区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阿里巴巴斥资12亿美元收购新加坡安盛保险大厦，还有很多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分支，其实就是辐射东南亚地区，寻找新的机会”。

近期，蔡楚汉在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官网刊文表示：

“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开始向国外探索。东南亚的金融科技和移动支付领域可能会成为中国科技巨头与本地公司之间的战场。毗邻中国的地理位置，大量的中国游客，广泛的移动连接以及大量没有银行账户和银行账户不足的人口，使东南亚将成为中国支付服务提供商丰厚的机会之地。仅在印度尼西亚，据估计，2020年移动支付的价值将超过1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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