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中国已是全球玩家 不排除美国自愿放弃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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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正袭扰全球，各国乱象频出，欧盟同样遭到冲击。7月1日，德国将接棒克罗地亚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值此之际，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6月26日接受了英国《卫报》、德国《南德意志报》、法国《世界报》、西班牙《先锋报》、意大利《新闻报》和波兰《政治报》六家媒体的采访，谈及德国如何与欧盟应对疫情、如何应对中美、如何应对英国脱欧、如何应对俄罗斯等热点话题。

默克尔在不少问题上的判断和表态是值得关注的。比如她认为当下这个时代有两大破坏性现象——气候变化和数字革命。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全球，数字革命同样如此。尤其是数字革命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德国提出“工业4.0”、中国推进“中国制造2025”、美国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华为、中兴等都凸显了这场革命的重要性。默克尔的表态说明了她对这场科技革命的重视。

欧洲一度是新冠肺炎的“震中”，欧盟委员会5月预计欧盟27个成员国2020年的GDP将萎缩7.4%，欧元区的GDP将萎缩7.7%。面对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冲击”，5月27日，欧盟委员会提议设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1欧元约合1.12 美元）的“恢复基金”用来帮助各成员国恢复经济。

德国对欧盟援助计划的态度比较微妙。此前，默克尔坚持对重灾区的援助应该采取贷款的形式，之后，德国和法国5月底提出的方案是100%直接资助。在采访中，默克尔也回应了这一问题，称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对欧洲有利的也对德国有利。德国在危机面前寻求与欧盟诸国的“共患难”，与当下不少国家只寻求本国优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6月18日，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会就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所做的政府宣言中强调，对华关系是德国在轮值主席任内的核心任务。在此次采访中，默克尔定位中国为“全球玩家”，既是经济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又是有着不同政治体制的竞争对手。6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视频会晤时提到，”中国是伙伴不是对手，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很显然，中欧在如何定位彼此问题上存在分歧。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两国的博弈也愈发白热化。舆论大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是确保自己的全球领导力不受到挑战。默克尔在采访中称“如果美国现在希望自愿退出这一角色”，欧洲将深刻反思。她提出的这个问题提供了另外一个看待美国的视角：当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全球优势是因为中国抢占而丢失的时候，不要忘了这种可能——美国主动放弃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以上是默克尔采访中摘出的部分“亮点”。以下是采访的全文译文，供读者参考：

问：德国出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正值前所未有危机之时。压力很大，德国有望解决这些问题。你有多紧张呢?

答：我第一次担任主席是在2007年。当时，欧洲宪法条约刚刚在法国和荷兰遭到否决，我们给自己设定了制定新条约的任务。我们成功了。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欧元动荡和难民问题。困难时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一再表明，欧洲对危机的抵抗力仍不够强。在欧元危机中，我们缺乏适当应对的工具。2015年的难民潮暴露了欧盟庇护体系的不足。

如今，新冠肺炎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就这样毫无差别地打击了我们所有人。一方面，它使得欧盟所有成员国远离了经济正面增长期。另一方面，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两大破坏性现象——气候变化和数字革命——同时发生。即便没有这场疫情，气候变化和数字革命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经济。我非常关注这一切。

问：鉴于如此之多的危机，欧盟是否岌岌可危?

答：我们应该做好每天的工作，而不是过于频繁地问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维持强大的欧洲内部市场、在世界舞台上团结一致，这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依赖于那些对可以团结我们的事情感兴趣的成员国。

问：此次危机不仅打击了欧洲，全球都在抗击疫情，抗击政治恶魔。

答：确实如此，当下国际主题的基调是非常简单粗暴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边主义成为当时的主流。从那时起，二十国集团开始举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各国做出了非常一致的反应。如今的情况并非如此。如今，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阻止自己陷入保护主义。如果欧洲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那么它需要树立一个好榜样。我对此寄予厚望——尽管我对谈判的艰难程度不抱任何幻想。

问：你关于恢复基金的提议是对南欧国家的重大让步。作为回报，你期望得到什么样的改革努力?

答：我觉得谈论北欧国家、南欧国家和东欧国家没有什么帮助。那是用非白即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问：被称为“节俭四国”（指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瑞典）的集团正在采取防卫性策略。为什么德国要离开谨慎阵营?

答：例如，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来说，新冠肺炎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医疗负担，当然，由于很多人因此丧生，还有情感方面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仅应该为自己着想，而且应该准备好采取一项非同寻常的团结行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和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提出了我们的建议。

问：对德国来说，提高债务水平是一个180度大转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您这是怎么了?

答：在这种规模的危机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做需要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是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德国的负债率很低，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德国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债务。对我们来说，使该方案处在欧洲条约的范围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

当然，这一切也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拥有一个强大的内部市场，让欧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分崩离析，符合德国的利益。一如既往，对欧洲有利的，对我们也有利。

问：恢复基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和谐。这些钱是否掩盖了正在萌芽的民族主义和潜在的民粹主义的真正问题?

答：复苏基金不能解决欧洲的所有问题。但如果没有它，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变得更糟。欧洲的经济健康可以影响很多事情。一个国家的高失业率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影响力，从而加大对民主的威胁。欧洲要生存下去，其经济就必须生存下去。

问：恢复基金会不会引发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运动？

答：我认为恢复基金只是对特殊情况的特殊回应。如果我们希望改变欧盟预算管理方式的根本方面，或者赋予它增税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必须修改条约。这将改变能力和监督之间的静态平衡。我相信，今后几年将讨论这个问题，但应该谨慎行事。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不能坐等条约的修改。我们必须对这一疫情迅速作出反应。

问：你认为（西班牙经济部长）卡尔维诺（Nadia Calvino）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欧元集团主席吗?

答：财政部长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卡尔维诺在德国政府中获得支持已不是秘密。但最终决定权在欧元集团手中。当女性担任政治领袖时，我总是很高兴，而欧元集团从未由女性领导过。但这不是我的决定。这要由欧元集团来决定。

问：意大利应该利用欧洲稳定机制提供的东西吗?

答：这是意大利必须做出的决定。我们通过欧洲投资银行创建了这些工具：具有预防性信贷额度的欧洲稳定机制和“确保缩短工作时间”的计划。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们。我们并不是为了让它们闲置而让它们可用。

问：你是1989年那一代人中最后一位离开的政府首脑。你经历了东欧集团和欧洲的统一。尽管采取了与疫情相关的努力，但欧洲不是正在疏远彼此吗?年轻的政府首脑们还能找到共同的语言吗?

答：匈牙利总理维克托（Orban Viktor）早在1989年就已经在政治上很活跃了。当时，自由民主秩序最初战胜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冲突在西巴尔干半岛和后来的伊斯兰世界爆发。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事实上，中国的例子表明，即使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这对我们的自由民主是一个重大挑战。然后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挑战，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还有“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失望情绪。简而言之，我们还不能提供绝对的证据，证明自由主义制度将赢得胜利。这让我担心。

问：欧洲没有从这场革命中获益吗?

答：获益了也没有获益。一方面，自1989年以来，我们享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但在狂喜中，我们未能充分认识到，二战结束后的40年里，独裁统治留下了哪些长期的痕迹。国家社会主义和二战结束后，东欧许多国家直接进入第二个独裁时期。东欧集团的国家只有几年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国家认同。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经历了在西方国家早已成为正常生活一部分的过程。

许多年轻的加入欧盟的国家同我们一样，一方面对欧洲联盟的和平工作充满热情，但另一方面对欧洲表现出怀疑。我们需要逐步理解这一点。我认为，我的工作是为一个以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自主自由的欧洲而工作。

问：在尊重历史经验差异的前提下，您如何界定违反法治的界限?

答：当然，我们会讨论有关法治的问题。民主的标志是任何反对派都必须有重返政府的公平机会。反对派必须得到一套明确的权利保障——首先是在议会中适当的发言时间，以及至少同等数量的公共广播电台的播放时间，然后是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对民主规则的遵守。

问：欧洲的立法现在是否违反了国家立法，或者反之？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难道欧洲法律体系最终不需要比国家法律体系更有分量吗?

答：在联邦宪法法院对欧洲央行做出判决之前，这个话题也被提及过。毫无疑问，欧洲法律优先于国家法律，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欧洲法律领域的起点和终点。欧盟的本质在于成员国权力的转移。在国家法和欧洲法管辖范围的边界上，如果欧洲层面对其限制的定义比德国议会更广泛，就可能发生冲突。这就是我们在欧洲央行所看到的情况。

如果宪法法院发现有人越界，就会去欧洲法院要求复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分歧都得到了解决。现在我们有了冲突。这是野兽的本性，因为一个民族国家总是能够宣称自己拥有某些权力，除非所有权力都移交给欧洲机构，而这肯定不会发生。

问：欧盟主席希望找到一个与中国打交道的联合策略。这还现实吗?

答：因为疫情，我们无法如期在9月与中国举行峰会。但我们打算以后再举行。峰会的目标是推进中欧关系。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比如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我们已经就投资协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谈判，但并没有真正取得进展。我们应该讨论我们在非洲的发展政策，在那里，中国在一些领域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与此同时，此次峰会正使我们形成欧洲对中国的共同立场。这并非易事。我们应该制定一项反映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毕竟，尊重人权、法治和我们对香港未来的关切是中国和我们之间的问题，我们会公开讨论。

问：中国是否在质疑欧洲的西方民主大厦?

答：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更有韧性。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站在一起，否则我们只会削弱自己。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玩家（China has become a global player）。这使我们成为经济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但也使我们成为有着不同政治体制的竞争对手（competitors with very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彼此不说话肯定是个坏主意。

问：一场无协议的脱欧将在年底来临。这对你个人来说是一次失败吗?

答：不。当然，实现有序脱欧符合英国和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利益。但这只有在双方都想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换句话说，首先是英国想要什么。有了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英国政府想要自己定义英国离开后，英国与我们的关系。当然，到那时，它将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经济之间的联系变得不那么紧密了。如果英国不想在环境、劳动力市场或社会标准方面制定与欧盟相比的规则，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不那么紧密。这意味着它不希望标准沿着平行线发展。

我们需要放弃由我们来定义英国应该想要什么的想法。这要由英国来定义——而我们——欧盟27国——将做出恰当的回应。

问：美国也在急于放松与欧洲的联系。特朗普批评德国并希望撤军。这种威胁触动你了吗?

答：我们认为，联盟对其每一个成员都很有价值。我们德国人知道我们必须增加国防开支；近年来，我们已经大幅增加了这一开支，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加强我们的军事能力。驻扎在德国的美国军队不仅保护了德国和北约的欧洲部分，也保护了美国的利益。

问：欧盟获得战略自治和实际主权的时机到了吗?

答：看看这个世界；看看中国或印度吧。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继续致力于建立一个跨大西洋防御共同体和我们共同的核保护伞。但欧洲当然需要承担比冷战时期更多的负担。我们从小就知道美国想成为世界强国。如果美国现在希望自愿退出这一角色，我们将不得不对此进行非常深刻的反思。

问：特别是在东欧，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感觉非常强烈。德国是否低估了这种威胁?

答：我们认识到错误信息运动。所谓的混合战争武器是俄罗斯军火库的一部分。……甚至是谋杀，显然……柏林蒂尔加滕公园的谋杀案（指2019年8月23日，在柏林市中心的小蒂尔加滕公园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此案被认为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对车臣叛乱分子的一次追杀）显然是一起严重的事件，目前法庭上确定其罪责。无论如何，我们承认混合战争、破坏稳定的手段是俄罗斯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理由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建设性对话。在叙利亚、利比亚等欧洲近邻国家，俄罗斯的战略影响力巨大。因此，我将继续努力争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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