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刃刺向谁？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背后的政治较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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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的7月1日，就已经发挥效力。在首次被禁的“七一游行”期间，亦有数千人上街游行，是日再次爆发街头冲突。当日，香港警方共拘捕约370人，而其中10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如此快速的行动让外界议论纷纭。

由一开始，“港版国安法”就普遍被视作对既行21年的“一国两制”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果说，刺伤警员的行为明显过激，无论有无国安法都属犯罪行为，那么口号、标语、旗帜，哪些又属合法？哪些又违法？

去年6月以来，香港“反修例”风波演变成街头暴力和社会失序，23条立法受阻，北京出台涉及罪行如此广泛、处罚如此严厉、且高于《基本法》的法律，态度之强硬从中尽显。此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发出了“香港独特自由的丧钟”之评述，即便人人皆知蓬佩奥信口开河的过往，皆知其政治意图，但当下情况也依旧引起港人的忧虑。

可是，这也正是北京“亮出利刃”的一大原因。至少，在北京的官方论述中，除了“极少少数”乱港分子以外，国安法所针对的对象，更是那细则全文中出现14次的“外国”。

国家安全必然是北京推行《港区安全法》的第一考量，但是要理解北京如此强硬的意图，就不得不将国家安全的概念放入国际格局之中来看。

中美竞争下的“国家安全”

毫不意外，法案生效前后，谴责态度最为强烈、也是唯一采取实质制裁措施的西方国家是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此法案破坏香港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将“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

此前，美国务院在6月29日已经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防卫产品，并将对出口香港的军民两用科技产品实施新的贸易限制，商务部部长罗斯则宣布暂时停止给予香港不同于于中国内地的经贸优惠待遇，包括出口许可豁免，并称在评估进一步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从“23条”立法引发的风波，到“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美国一直是国际社会态度最为激烈的。去年11月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正式签署生效，限制向香港警察出口防暴装备的《保护香港法案》也一起通过；今年5月美国认定香港失去“高度自治”；6月25日国会通过《香港问责法案》对支持中国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或企业、机构实施制裁；国安法通过后，美国会又提出了《香港避风港法案》。如今，香港商界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威胁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

相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洲等国家的态度更多停留在“谴责”、“遗憾”和“深度关切”等姿态上，又或是趋向于放宽港人的移民和签证政策。近年来一再卸下大国重担、推辞大国责任的美国，这次反而在香港问题上“硬气复出”，高调担当了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形象。

这当然不是巧合。香港对中国太特殊了，而它对美国也同样特殊。北京在香港推行国安法，很大程度上由于中美冲突之下，香港之于美国的特殊意义。

美国并没有“香港政策”

冷战期间，香港曾经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前沿。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和地理交通优势，加之其自由的商业以及舆论环境，独特的法治条件，香港亦是重要情报中转地。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香港的自由民主更为关切，也加强了对香港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方面的影响。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美国率先做出反应表示欢迎。此后，美国在移民法案中增加了给香港提供的配额，在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提出“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自然适用于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美国对香港的政策”，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定期向国会提交“香港民主制度进展”的情况报吿。

香港回归之后，美国以国务院和驻港总领馆为主导，通过非政府组织对香港民主活动提供培养、扶持和资金援助，各类非政府组织多年来在香港培养“普选”和“民主”意识、援助相关的机构和研究组织，举办“区议会候选人及选举经理竞选学校”，设立年度“民主奖”等等，对2014年的“占中”风波以及去年的“反修例”风波都有一定影响。

虽然美国在法律上将香港作为独立个体看待，通过多项法案来指导美国的“香港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背后的意图都更是针对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一方面的考量是善用香港的便利，为美国资本提供进入大陆市场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希望将香港塑造成“美式民主”的样本，对中国内地施加影响。如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香港民主发展问题听证会上，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将 “促进香港民主化作为对北京政策的基石”。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美国则将人权和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挂钩。

去年12月，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等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这些组织正是在香港长期施加上述影响的所谓“外部势力”。在中美冲突越来越多的今天，香港显然更加成为了美国遏制北京的一大议题。这一点从美国在国安法问题上呼吁全球盟友对抗北京的情况就可看到。

将香港国安法的设立放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来看，可知北京真正的目标是防止美国进一步把香港作为遏制中国的筹码。

北京的刀口向外

7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针对蓬佩奥对《港区国安法》的批评，做出这般回应，“在涉港国安立法问题上，蓬佩奥之流之所以跳这么高，是因为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从事破坏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活动。”此言背后的意思，已经能够说明北京强硬态度真正的对象。

因此，美国就香港问题、中港问题的高调论述，既有美国民意驱使下的“推行美式普世价值”等考量，亦更是因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中国已然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值此时，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的密切经贸联系，意味美国若直接向中国发起经济、军事方面的冲突，会带来太大代价。贸易战已经证明这并不奏效。因此，香港、台湾、西藏、新疆等议题便可以是美国可以操作的、成本极低的选项。对港人而言，这是可悲的，香港将愈发成为中美冲突的中心，承受愈来愈多美国遏制中国的压力。

美国对香港的影响力持续加大，客观上将让北京为维护主权和全局稳定付出更高代价。从这一方面看来，港版国安法最关键的目的，并非让香港的反对者“消声”，而是针对美国和西方在香港多年来的政治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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