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物陷入空前危机 熬过千年岁月如何熬过洪涝侵袭（图）

根据中国大陆官媒《新华社》于2020年7月20日的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已粗估截至7月16日为止，江西、湖南、安徽、四川、广西、广东、湖北、重庆、福建、贵州、浙江等11个省份，因近日连续强降雨与洪灾的缘故，已有五百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受损，其中涵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7处，损失委实不可谓轻。

譬如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的安徽黄山市镇海桥，于7月7日遭冲毁，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因而心痛地宣告“不让一块镇海桥石去‘流浪’”，表态定会原样修复；翌日，则是建于南宋的江西婺源彩虹桥也被冲毁桥面。还有湖北襄阳古城的城墙亦有局部坍塌。至于时代较近的文物，如四川阿坝州红军长征遗迹的达维会师桥、广西桂林李宗仁故居等亦未能幸免，都先后遭遇被冲毁与垮塌的噩运。

某些文物早在修筑前便已预先考虑过洪灾的威胁，譬如北京紫禁城，五百多年来几乎没有暴雨成灾、积水成潦的记录。因为紫禁城周边开挖了宽约52米、深约6米的筒子河，既有护城功能，又兼具调蓄洪涝的作用，其蓄水容量高达118.56万立方米。此外，紫禁城具备完善的沟渠网络，地面明沟暗渠的所有水流全都会汇聚至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河，最后再从东华门南隅流出与外金水河汇通，这使得全城几无排水迟滞的问题发生。如此科学的精确设计，至今依然眷顾着紫禁城，使其在多回暴雨的淋打下始终安然无恙。

还有这回受损的襄阳古城，其在历史上其实也已多次因洪水或淹或毁，如唐代“襄州汉水暴溢，坏州郭”；后唐时“襄州江水大涨，水入州城，坏民舍”；明代“襄阳大水，汉水溢，啮新城及堤，溃者数十丈”；清末亦有“暴雨，山洪冲毁城墙”的记载。因此历代王朝，在城池外泰半还会多兴建一道护城堤以防洪，襄阳自然也不例外，另外还修建许多堤防。然而由于战乱或疏于修护的因素，使得襄阳古城的堤堰未必能时时发挥作用。再加上岁月已久，流速极快的洪涝会对古建筑形成极强劲水压，如此一来便无法保证古建筑能全身而退。

至于更古老、结构更脆弱的遗址，比方约建于公元前3300—前2000年新石器时期、于2019年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浙江杭州良渚古城，便更需要现代科技的修护才能免于洪水威胁。尽管良渚人曾修筑不少防水坝，不过已不适用于当前，因此多年前中国官方便针对古城核心区围圩电排以排除积水，周边的东苕溪、前山港、良渚港亦盖有防洪堤，北侧的西险大塘更多次加固，肩负保护古城与整个杭州免于水患的重责大任。

但古文物若不幸因洪水受损，又该如何修复？若是书画等纸类文物的话，光是清洗除污便是极大考验，水温几何、水压多快、次数多寡，都会影响墨迹与颜料的保存。而如何订制与文物质料近似的纸加以修补，使文物达到“修旧如旧”的面貌，亦是十分困难的事。

至于无法移动的古建筑，首先得尽量寻回散落的材料，比如黄山镇海桥，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黄山市水利局等多个单位已联合发布打捞公告，将尽力寻回被大水冲落的构件与石料，待材料齐备后便可动手修复。不过若是更易受潮变形的木结构建筑、甚至有彩绘的部件的话，其修复将更费一番功夫。如何“嵌腻子”、如何调制颜料、如何披麻挂灰，都在在考验着文物修复者的眼力与经验。

基于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的天灾始终未间断，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于今（2020）年6月16日召开“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项目的启动与实施论证会，计划以更积极的方式保护古文物。只可惜洪涝来得又急又大，令部分古文物还等不到完善方案便遭逢浩劫。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亦坦承：“我国文物、建筑学界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研究集中在建筑格局、形制、结构等方面，对文物自身具有的防灾抗灾功能作用关注不够，未能形成系统的文物防灾理念和技术体系”。因此日后得开展更多针对文物防灾排险的研究。毕竟即便某些古建筑具备良好的防灾防洪设计，但在沧海桑田的地理形势转变下，极端气候的形成机率愈来愈大，故难保能永远屹立不摇。唯有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再辅以古人的传统工艺，才能最大限度地延续古文物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