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vs社会正义：美国“取消文化”在帮助特朗普（图）

在因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引爆的种族示威活动中，美国自由派对争取政治理想与守护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分歧：人们是否应该因为不遵从社会正义而受到惩罚，即使这只是在言论上？当言论自由与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发生冲突时，人们该怎么办？

距离大选还有不到一百天的时间，特朗普利用最近自由派的分裂，加倍打击政敌，将“激进左”作为其竞选策略的主要内容。

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群示威者在马克·哈特菲尔德美国法院举行BLM的抗议活动。在波特兰市的街道上，一场奇怪的武装冲突夜接夜地展开。(美联社图片/马西奥・何塞・桑切斯)

言论自由太多还是社会正义太多？

虽然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弗洛伊德抗议活动的突然和力量使其在美国社会更加激烈。这两个月来，一系列在媒体上的高调纠纷就证明了争议的加深。

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题为《派遣军队》（Send in the Troops）的评论文章。这一声明激怒了《纽时》的一部分员工，他们声称这危及到了抗议者，尤其是黑人抗议者，并向该《纽时》公司施压，要求收回文章。《纽时》不仅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还宣布评论版主编贝内特（James Bennet）辞职。

一个月后，另一个编辑部的决定遭到了争议。7月7日，包括《哈利波特》作家J.K.罗琳（J. K. Rowling），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鲁西迪（Salman Rushdie）在内的150名知名知识分子在《哈珀》（Harper’s）杂志上发表了一封题为《关于正义和公开辩论的信》的联署信。信中赞同当前的社会运动，但感叹它也“削弱我们公开辩论的准则和对差异的容忍，而且加强意识形态的顺从”。作者担心，如今在美国，“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自由社会的命脉，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受限”。

在此三天后，新闻和评论网站The Objective发表了一封题为《关于正义和公开辩论的更具体的信》的联名回信，对第一封信进行反驳，揶揄作者大多是“白人、富人和拥有庞大平台的人”，并称他们的论点不是问题的重点：据回信的作者，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有权有势的知识分子可能偶尔面临的言论自由限制，而是“几代人的边缘化声音如何在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被压制”的系统性问题。

此后仅仅过了四天，7月14日，曾在贝内特手下工作的《纽时》舆论版编辑魏斯（Bari Weiss）辞职，她称写非政治正确的观点该公司越来越困难，自己在公司受到了很多员工的欺负。魏斯在辞职信中指责《纽时》没有记住2016年主流媒体预测特朗普当选失败的教训，而是根据社交媒体Twitter上流行的观点迎合“少数开明人士”。魏斯写道，“Twitter并不在《纽约时报》的报头上。但Twitter已经成为它最终的编辑”。

虽然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站在魏斯和贝内特一边，认为在自由的媒体上各种政治色彩的观点文章都应能发表，但也有人庆祝贝内特和魏斯离开《纽时》。这是美国一些人所谓的“取消文化”的表现。

美国的“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在美国当前的社会运动中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议，但什么是“取消文化”呢？

简单来说，它是一种文化杯葛：它描述了因冒犯性言论而惩罚公众人物的行为，这种惩罚是通过“取消”公众人物来惩罚他们，即无视他们的作品，不读他们的书，不看他们的电影等，从而剥夺他们的生计。“取消文化”与类似的概念“call-out culture”有关。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J.K.罗琳因发表被视为仇视变性人的言论而引起的愤怒；因此事，她的许多粉丝决定不再购买她的书，也不听她的讲座，总而言之，就是“取消”她。

这个词似乎来自2014年的一档电视真人骚节目，后来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来，特别是在美国黑人社区中，譬如在“Black Twitter”上——这是一个由美国黑人用户组成、定义松散却庞大的群体，经常在Twitter上掀起热门话题。

虽然有些人认为“取消文化”是民权运动的遗产，也是边缘化社区的一种表达方式，但今天人们常常用它来嘲讽地表示过度的道德主义和不容忍的政治正确。

许多美国人在读到魏斯的辞职信中说，在《纽约时报》“只要是针对适当的目标，网上的毒舌是可以原谅的”，或者《哈珀》信的作者担忧“异见的不容忍，公开羞辱和排斥的时尚，以及把复杂的政策问题消解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中的倾向”时，可能都会想到“取消文化”这个词。

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公众人物都表达了对取消文化的担忧，甚至包括奥巴马前总统。如今，鉴于弗洛伊德抗议活动和特朗普对这一问题的煽动性处理，“取消文化”再次是政治讨论的中心。

然而，当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取消文化 ”是否太过分而激烈争论时，他们却在无意中为“某人”提供了竞选策略，那就是通常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仇恨的唯一人物——特朗普。

特朗普跳进左翼的辩论

在7月3日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的国庆演讲中，特朗普在攻击“极左”时，使用了与《哈珀》信的作者或魏斯类似的语言。

“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新闻室，甚至在我们的公司董事会，有一种新的极左法西斯主义，要求绝对效忠。如果你不讲它的语言，不执行它的仪式，不背诵它的咒语，不遵守它的戒律，那么你就会被审查、被放逐、被列入黑名单、被迫害和被惩罚。”

特朗普如何定义这个“新极左”？他就用上“取消文化”这个词，他更解释指这个文化会“把人们从工作岗位上赶走，羞辱持不同意见的人，并要求任何不同意的人完全屈服。”

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利用自由派之间的争论来获得政治分数。在参议员科顿评论文章引起争议之后，特朗普兴高采烈地在Twitter上发推文，支持科顿，并称《纽时》为假新闻。而在拉什莫尔山演讲后，他继续利用社会正义和言论自由的冲突作为对主流媒体的攻击。一条关于《纽时》的Twitter文写道：“人们都在逃亡，完全是一团糟！”

当你像魏斯一样，还记得美国媒体机构在2016年预测特朗普获胜的失败时，特朗普利用自由派媒体的辩论做竞选策略的讽刺意味就很明显了。

距离2020年大选还有3个月的今天，那些在2016年写了数千篇评论文章分析支持特朗普的农村选民被剥夺权利和忽略的媒体，只对Twitter用户的道德愤怒感兴趣。他们这样做，是给特朗普选民另一个对传统精英感到不满的理由。而在美国疫情危机中，这种理由，特朗普迫切需要。

随着弗洛伊德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地持续进行，尤其是在吸引了全国关注的波特兰，言论自由与社会正义诉求之间的争论可能只会愈演愈烈。而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可以预期这场自由派的辩论将助长特朗普自己的言论，甚至可能会使媒体与半个国家的选民失去联系，重演与2016年相同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