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香港凭什么与“人才天堂”联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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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才：目标够高，范围够广

深圳人才战略由政府主导，政策目标够“高”，优待范畴亦够“广”，更有明确的人才标准和奖励阶梯。由2007年至今，当局至少推出五个大型人才招揽计划，涵盖海内外学士、硕士、博士、教授及院士级别的专才。当中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吸纳海外高级人才的“孔雀计划”，为回流专家提供160万元至3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另有住屋、出入境及落户深圳等特定待遇，而相关人才团队最多可获8000万元的研究资助；至于针对国内的高级人才计划，截止去年12月已经涵盖超过9000人，当中享有600万元奖励的“杰出人才”一般是院士或世界级奖项得主，博士后或升级奖项得主则可成为有160万元奖励的“后备级人才”。

对城市的产业发展而言，有了专家学者充当“大脑”，还需大量应届毕业生输入“新血”。因此，为了吸引不同学历的“新鲜人”落户深圳，当局分别为学士、硕士及博士毕业生提供1.5万元、2.5万元及3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津贴——同样截止去年底，已招揽9.37万人。

反观香港的人才政策，港府同样推出不少招揽人才计划，包括“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及“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然而，姑勿论相关计划制度和申请程序繁复，最大问题是当局仍然依赖市场驱动，期望企业提供“高薪厚职”，而政府则只放宽入境门槛、提供不再馨香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等等，明显较深圳失色。

须知道，香港生活成本非常高昂，楼价和租金更是贵绝全球，往往导致人才却步。根据国际招聘机构HAYS去年的调查，以创科人才的薪酬为例，在香港主管金融科技的总资讯主任年薪可达30万美元，而内地只有27.9万美元，但当以购买力平价换算指数计及生活成本，香港只有39.8万美元，而内地则高达52.1万美元，两者相距甚远；至于生命科学人才，就更为逊色，香港临床研究总监的年薪只有14.1万元美金，本身已低于内地的14.4万元美金，经购买力平价计算，双方差距更拉阔至18.6万元美金和26.8万元美金。

可是，特区政府并未提供更多就业优惠，相关成效自然有限，以2018年中推出1000个名额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为例，截至今年2月，创新科技署只批准了321人。

挽留人才：住得大，过得好

不“安居”难以“乐业”，内地多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住屋优惠，借此留住人才，持续发展。深圳针对人才的房屋政策可谓“点面结合”——“点”指高端人才享有房屋津贴，例如“孔雀计划”招揽的海外高级人才，可连续10年免费租住200平方米（约2153平方呎）的房屋，并获当局提供多达600万元人民币的置业补助；“面”指深圳当局大举兴建公共房屋和“人才住房”，例如于2018年注资1000亿元成立“人才安居集团”，计划提供30万个单位。

再来看看香港，著实没有太多来港深造的人才愿意留下发展。根据立法会秘书处今年6月发布《全球争夺人才》研究简报，截至2015年12月，根据“一般就业政策”来港居住人士有71986人，但当中只有1525人（2%）已经来港7年或以上；至于2003年推出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在2010年至2019年间，预计只有12%居港满7年并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每年编制“世界人才排名”，衡量各大城市的人才竞争力。从2019年发布的排名可见，香港整体位列全球第15位，落后于新加坡的第10位，当中“投资与发展人才”排在第20位，而“吸引与留住人才”则排在第18位，可见港府资源与政策力度之不足。IMD指出，香港居住成本高昂，正是吸引和挽留人才的一大阻力。

提拔人才：前途无量，政府保底

除了薪酬待遇和生活成本，人才流动时还会考虑“职业前景”。深圳被誉为“人才天堂”的关键之一，也包括人才“就业”和“创业”时都享有极好的资源，可谓“前途无量”。

人才“就业”的选择，取决于产业结构和企业分布。在产业结构方面，深圳目前的三大产业——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化服务业，都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能够提供多样而多量的就业职位，极具“职业前景”。至于企业分布，在深圳上市的“独角兽”更是“多如牛毛”，据美国《财富》杂志2020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有8间位于深圳，而“中国500强企业排名”，深圳更有34间；“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当中，深圳就有20只。这些世界知名的大型企业，可以提供多元稳定的就业机会，自然成为优秀大学生的首选——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去向为例，位于深圳的华为和腾讯，就吸纳了这两所最高等学府的最多人才。

反观香港的产业结构，仍然依赖四大支柱——金融、旅游、贸易及物流、工商专业服务，完全忽略产业升级和多元发展，难怪越来越多年轻人慨叹“前途渺茫”。例如在2008年至2016年间，四大支柱的GDP占比由56.7%轻微下降至56.6%，就业人数占比则由47.2%（166.16万人）下跌至46.9%（177.54万人），而当中大多是低技术的服务工种，但六大有待发展的新兴产业——创意及文化、医疗、教育、创新及科技、检测及认证、环保，GDP占比只由7.5%上调至8.9%，就业人数亦只由11%增加至12.7%，可见港人出路相当狭窄。

至于“创业”，深圳政府提供的资源更是首屈一指，从土地到资金一应俱全，而且投资方式相当灵活。例如，当局设有100亿元的“天使母基金”，承诺为创业投资公司承担40%的亏损，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初创企业。负责管理基金的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健日前接受央视访问时表明：“假设有亏钱，我们先按这个比例（40%），我们先赔。如果赚了钱，则一分钱不要，全部让给投资人和社会上的资金，甚至利息都不要。”

为了扶持创科公司，深圳政府可谓不遗余力，但香港政府却仍依赖市场。殊不知，尽管政府经常把“发展创科”挂在嘴边，但本土市场根本不习惯也不喜欢回报周期较长的创科行业，而是短视地沉迷于金融和地产这两块充满泡沫的“大蛋糕”。正如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以此点出创科“困局”：“今日拿一亿去买块地起楼，或者买股票。钱很快就回来了。但投资高新科技的（回报）周期需四五年。”

由此可见，无论“就业”还是“创业”环境，香港都比深圳“短了”一截，难谈吸引大量而多元的人才。至于人才战略的布局、设施和政策上来讲，香港也跟不上“深圳”，甚至连“平起平坐”都做不到，又谈何能“强强联手”？“人才争夺战”早已打响，只是特区政府后知后觉，在与深圳联手推出吸引创科人才的“联合政策包”之前，著实需要好好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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