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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反垄断、全球化与内卷化(图)

2020-12-30 来源: FT中文网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反垄断监管海外实践表明显然具有动态变化和历史阶段性特征,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化对反垄断监管实践的影响;中国某些平台的资本无序扩张,将带来新“内卷化”。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资本扩张,并不会被认为是无序的。

FT:反垄断、全球化与内卷化(图) - 1

1.经全球化影响反垄断实践

垄断对创新和可持续增长潜力的危害,经济学上早已有共识和完善分析:垄断造成的消费者福利损失大于生产者福利增加,因而全社会的福利总和是下降的;垄断状态下生产者不思进取,倾向于维护市场地位获得剩余收益。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以及社会长期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能够促进生产边界外推的创新增长方式,是唯一最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因此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反垄断。

垄断地位的形成,自然来自于资本的集中,按照当前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资本的无序扩张”。按笔者理解,资本无序扩张是指资本集中超过了一定度——资本适当集中当然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资本集中效应,但不能太集中,太集中就会形成垄断。因此,资本是需要有序集中以形成适当集中度的,然而这个适当的集中度标准却很难把握!

有某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垄断监管是落后的,至少在相关监管可操作性方面存在不足,西方对垄断地位的界定通常是有明确界定的——比如美国相关法律根据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来对垄断行为的界定。然而,西方的垄断监管实践和经济学分析均表明,随着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的改变,垄断并不存在固定的市场地位标准。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反垄断就很少被严格施行,或者说,反垄断监管是被选择性施行的,选择标准是基于是否有利于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比较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在不同年代的实施实践,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这意味着,垄断的社会福利和垄断监管的适当性,也是因时因势而变的。这其中,显然全球化因素是影响垄断效应和监管变化的重要方面。垄断增强资本实力,在面临海外竞争时,社会对垄断的容忍程度,以及垄断自身给国内社会带来的效应,自然就会相应提高;但当商业只是局限在局部范围,只是在国内经营、且带有较高区域属性时;垄断的福利损失就会放大,因而通常也需要较严格的垄断监管标准。当某种产业经营具有较高的全球属性时,为促进国内经营者之间的竞争、维护国内消费者利益的反垄断措施,或因抑制了国内经营单位的规模和实力,使得本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竞争力不足,或国内市场面临国际巨头的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当全球化发展使得主要产业的开放度提高,全球经营成为主导产业经营属性时,各国的反垄断监管严厉程度通常会下降。因此,垄断监管必然是因时因势而变的,对于主要是国内经营的产业,反垄断监管相对严厉;对于全球化程度较高、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的产业,则鼓励国内的整合和规模提升,对垄断监管通常采用模糊化处理,以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上竞争力。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电信行业主要是国内经营的,因此严格的反垄断监管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进步和社会效益基础;然而世纪之交的电信行业新发展——TMT,则是一个具有高度全球化属性的行业,无论是设备、运营,还是内容提供,国际化运营是公司实力提升和成长发展到高级阶段后的必然方向。市场因此看到,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不再面临严厉的反垄断拆解压力,公司规模也越做越大,从而也使得美国股市形成了科技股决定市场趋势的局面——标普500指数集中于最大五档个股--微软、苹果、亚马逊、Alphabet与Facebook—占比22%。

2.资本无序扩张的新“内卷化”影响

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目的,是防止形成垄断,并非限制企业规模和实力提升;对全球经营和国际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反垄断监管标准降低的目的,则是为了提升国内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以提高本国经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全球化程度和产业的国际化状况,显然是垄断监管实践的重要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众矢之的社区团购平台,其经营显然是属地化和区域性,更谈不上国际化,因此形成垄断后对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相当大。由于是中间商垄断,因而生产者的福利也会受到损害;同时给予资本规模、而非科技创新,所形成的垄断地位,对全行业总福利边界的扩张作用,又较为有限,甚至是下降的。垄断提高了市场价格,生产和消费均会减少,社会总福利必然下降——除非中间商垄断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效应。显然,传统商业领域无论采用传统线下经营,还是线上电商经营模式,其国际化属性都是较低的,因为针对的消费者群体不会改变;从而某些平台依靠“烧钱”烧出来的资本垄断,最终必然滑向挤压两头(上游供应者和下游消费者)的境地。

放纵非全球导向产业领域资本的无序扩张,形成垄断后必然导致经济的新“内卷化”。海外学者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明清之际开始落后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人则更加勤劳了,但是“内卷化”勤劳革命,实际上经济发展停滞下的痛苦选择——长期无外在军事压力导致财产权保护落后,文化传统和政治僵化导致内在资源要素约束,人口多,食品、燃料、纤维或建材全面短缺,没有对外贸易弥补,资本和劳动间的禀赋优势差异,导致资本无法积聚,最后导致了“内卷化”的勤劳革命,节约资源的技术和多用劳动的精工细作得到发展。

当某种产业资本扩张并不以对外贸易为目的,而是单纯追求市场地位以提高收益时——这与全球经营下规模扩张为增强国际竞争力明显不同,在垄断夹缝中生存的广大中小企业和社会大众,只有更加努力工作才能挣得微薄收益,更无能力完成资本积累和进行创新,或转而接受现状、放弃进取,或转而投身社会运动要求增加社会福利,形成类似西方社会的“福利陷阱”,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内卷化”。明清之际导致中外经济、社会发展大分流的“内卷化”,对个体而言的直接原因是资源不足,即“贫穷”,导致了中国的勤劳革命,这是一种流传至今的优秀品质。当今资本垄断推动的“内卷化”,个体感受到的直接原因,是缺失公平,这不一定会导致勤劳革命!

3.反垄断非反对资本集中

显然,反垄断并非反对资本集中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通常情况下,企业规模提升带来的实力提升,有助于企业开展有组织的创新;现代经济体系中,创新更多地表现为有组织的创新,而非如古代时依赖个体的偶然性发现,或个体的主动性探索,例如医学研发、人工智能(AI)、新型信息技术等,无一例外需要有组织的大规模投入,这需要组织单位具有较高实力,因而企业规模也成为了一个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市场中经常会听到主导部门组织联合攻关,或政府主导联合研发等,实际上就是当代创新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表现。当代社会的这种技术创新发展趋势,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后重大反垄断事件不再出现的重要原因。

然而,资本集中仅带来垄断地位,行业内经营单位对市场优势地位的运用,并非科技创新,而是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等非规范竞争行为,甚至出现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违背商业道德、监管法规行为,此时反垄断监管必然要走上前台。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资本扩张,显然不会引发反垄断行为,只有一味依赖市场地位,与创新逆向而行的资本扩张,才会被认为是无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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