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能否走出“南北对立” 取决于新总统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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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被天山从中隔开，北方属工业基地，宗教更为自由，伊斯兰教与传统萨满教彼此交融；南方则以农业为主，多为虔诚的穆斯林。在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浪潮中率先受益的北方，认为贫穷而激进的南方为“毒瘤”；未能分配到足够红利的南方，则痛斥北方“冷血”。如此高的对立情绪往往会被政客加以利用，作为权力争斗乃至暴力夺权的工具。

在此等背景下，1月10日吉尔吉斯大选和同日举行的国家政体改革公投虽仍有待1月24日最终结果的公布，不过众多中俄媒体皆已第一时间留意到此次大选的不同：根据自动计票初步统计的结果，以79.26%得票率胜出的扎帕罗夫在南北各地都获得较高支持，且有81.22%的选民倾向于总统制。

对此，各界中亚时政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南北对立”或可得到改变的契机。笔者在此前《再回归总统制　吉尔吉斯能摆脱政变泥淖吗？》一文中述明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所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将聚焦于吉尔吉斯在国内的南北对立现况，以及在国际面临的客观外在环境，进一步对吉尔吉斯前景予以评估。

南北政客轮流彼此推翻的魔咒

纵观吉尔吉斯2005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三次政变，都处处可见南北冲突的影子。

该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出身北方萨雷巴噶什部族，他1990年至2005年掌权期间推进私有化改革，原本就更富裕的北方更有实力购买被低价变卖的国企，阿卡耶夫自家更是直接控制了能源、食品工业和移动网络业。对此愤懑不已的南方政客在2005年推翻阿卡耶夫，是为“郁金香革命”。这其中既有“颜色革命”的西方干涉因素，亦源于该国固有的南北冲突。

出身南方奥什部族的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随后上台，却继续任人唯亲，并以“再分配”为由回收不少已出售的国有企业，损害北方利益。例如以北方为根据地的社会民主党党魁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的出版厂便被收归国有。最后北方反对党于2010年藉著民众不满供电、供热价格上涨的契机，掀起“二次革命”，阿坦巴耶夫随后上位。

阿坦巴耶夫以“团队精神”自诩，任内平衡术使用得当，他卸任后推选属于同党但出身南方奥什的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竞选总统也顺利完成，但两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热恩别科夫在2019年以贪污为由将阿坦巴耶夫投入大牢，并从社会民主党中出走另行成立“团结党”。但该党在2020年议会选举中涉嫌买票，连同亲政府政党一共在120席议会中占据107席，再加上热恩别科夫又任命了来自南方的总理，导致政坛从总统、总理到议会均由南方势力把持，南北比例完全失衡。吉尔吉斯因此再次爆发政变，扎帕罗夫则趁势上台，再次完成一次南北总统轮换。

不过，扎帕罗夫则似乎打破了吉尔吉斯过往总统身上的地域标签。他虽出生北方伊塞克湖州，但他要求位于家乡的全国最大金矿、加拿大拥有全权开采权的库姆托尔金矿收归国有，这给了他“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形象，打响名声。传媒报道时也多形容其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或“民粹主义者”（populist），政治网站“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还将其与特朗普类比——这些或许是扎帕罗夫上位过程中的经营手段，不过至少各界已很难以“北方政客”、“代表北方利益”来理解其人。

而无论是为了解决扎帕罗夫口中“自私自利、无视民众利益”的议员，还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及施政效率，扎帕罗夫亦推动从“议会制”转回“总统制”的修宪。此外一系列“大力发展经济”、“让因缺乏岗位不得不外出打工的逾百万吉尔吉斯人能回家工作”等承诺，朴实平常的吉尔吉斯语言，都对跨越南北的底层人民相当具有号召力。

成功的人设、成功的策略、成功的选举结果，那么，扎帕罗夫的下一步呢？

国内外环境于新总统有利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对《香港01》表示，由于吉尔吉斯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形成了目前“南农北牧”、“南宗北俗”和“南穷北富”的局面，且该局面并非部落文化所致，吉尔吉斯在经历了前苏联上世纪20年代的土地改革之后，该国早已形成了“集体农庄”文化。不过，在农耕为主的南方，政治家往往受家族利益困扰更大，为家族谋利益的现象也更明显；而靠近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北方原为游牧民族，宗教色彩不及南方浓厚，整体更加开明、富裕和发达，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全在北方开设。扎帕罗夫要成为统一南北政令的总统，还是要解决贫富差距，要改变南部几个州的贫穷落后局面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行之事。

至少，扎帕罗夫目前面临的国外局势就比以往更加有利。

周戎认为，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将吉尔吉斯当成弃子，不会再多干扰该国内政。他指出，吉尔吉斯在独立之初的亲西方倾向明显，这便是“中亚民主岛”外号的由来，但这既导致该国政治周期性混乱，又未能带给美国所期待的结果。例如，美国2005年支持巴基耶夫发动“郁金香革命”，但巴基耶夫上任后，多次以“关闭美方租借的马纳斯空军基地”为由调升租金，且外交方针表现出鲜明的“吉尔吉斯中心主义”倾向。美国的中亚战略新支点因此转向乌兹别克与哈萨克，在特朗普的任期内，两国关系更是降到冰点。

周戎还指出，扎帕罗夫也清楚该国未来发展需要依靠的还是中俄，时任代理总统的他在去年10月30日，在首都比什凯克会见中国驻吉大使杜德文时表示，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是吉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扎帕罗夫当选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向他致电祝贺，这证明了中吉关系将继续深化下去。另外，扎帕罗夫也将俄罗斯称为“战略伙伴”。扎帕罗夫能把握好亲中、亲俄、亲上合组织的大方向，再加上通过总统制加强中央权力，这便有了带领吉尔吉斯走向稳定的内外良好条件。

但周戎强调，扎帕罗夫不仅仅是得到跨越南北的底层人民支持，背后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例如他2005年初入政坛便是受到巴基耶夫的提携，在后者倒台后，他继续联合其他巴基耶夫的旧部组成“故乡党”留在议会。在扎帕罗夫当权以后，“故乡党”多人得到重用，例如与南方部族势力关系匪浅的塔什耶夫（Kamchybek Tashiev）便掌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GKNB）。扎帕罗夫上台后能否打破家族政治，能否有效地重回总统制，能否较为均匀地分配发展红利、缩小南北收入差距，这的确是个挑战，这也是他能否搞定国内政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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