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女记者自述遭家暴 舆论为何失焦（组图）

充满文学性的语言，描述出一个有文化、隐忍、博爱、坚强的女性受害者，而其丈夫则是粗暴、凶恶、花心、极端不负责任的“大反派”。

然而舆论声浪在短暂探讨家暴、女权等常规话题之后，很快显现出与此前的拉姆事件不一样的走向，原因有两点：

一是马金瑜过往在中国大陆媒体上被塑造出的另一种形象被翻了出来。马金瑜的自述文章中关于家暴的时间线集中在2011年至2017年，但就在这段时间内，多家大陆媒体曾报道了马金瑜与她“英武的康巴汉子”丈夫的爱情故事，以及这对“神仙眷侣”的创业经历，并上升到“把心嫁给青海”这样的带动当地藏民收入水平的高度，特别是还登上过央视第七频道的《致富经》节目。马金瑜自己还曾在某大学演讲时高谈“相信爱情”，“哪怕下一步是悬崖，不要怕，跳”。在重叠的时间线内，媒体上的另一个马金瑜丝毫看不出有遭受家暴的痕迹，反而带有“为爱升华”的传奇色彩。

二是家暴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有大陆媒体联系到马金瑜的丈夫，其对马金瑜文章中家暴、出轨、独自支撑农产品电商销售等陈述通盘否定，并表示很想让马金瑜对几年前带着孩子不辞而别给出解释，自己看到文章后都“懵了”，“她是想火一把还是怎么的”。

在官方已经表示介入调查的背景下，事实真相或许不久能揭开。但此时网友对于女性权益保护的讨论，很快让位于唏嘘叹惋：为什么这样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没能免于家暴的迫害？为什么这样一名有胆有识的女性在数次家暴之后还要回到丈夫身边？

一些网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些人则直接将马金瑜的遭遇归结到其“恋爱脑”、“不理性”上，甚至骂她“蠢”“有受虐倾向”。

对此，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试图引导一波舆情，表示对家暴问题不应去考虑“为什么挨打”，而应将“决不能打”做为共识：“舆论的关注点，更应聚焦于如何在法治的框架内严惩施暴者，如何更好的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

但舆论失焦的板子未必应该全部打在大众身上。微信公众号“三表龙门阵”认为，马金瑜将一些情节浪漫化，将个人的情怀与理念注入自述中，把一个“事故”讲成“故事”，削弱了事件本身的残忍性，也削弱了“理性读者对文本的采信度”。

特别是，马金瑜的自述文“写到最后都没有提出哪怕一个清晰的诉求”。“三表龙门阵”认为对家暴行为最好的呈现是把伤口展示出来，把暴行说出来；对家暴行为最好的处理是让施暴者接受应有的惩罚，让施暴者遭受应有的社会评议。马金瑜可以选择只将自己蒙眼狂奔、跌跌撞撞遭遇生活狰狞一面的故事单纯地呈现出来，但“很多被施暴者，真的是向世界发出求救信”，需要“围观的力量来将施暴者绳之以法”。

而随后新出现的情节，则让很多人倾向于认为马金瑜爆料家暴的目的并不单纯：多名马金瑜的朋友经马金瑜同意，在2月7日晚间发《声明》称，马金瑜个人财力和精神都濒临崩溃，现启动个人债务的登记和偿还工作，也欢迎热心人士参与救助。

马金瑜爆料的时机，以及她和她丈夫对于婚内创业经营情况完全相反的说辞，都不可避免地让网友产生了更多的联想。不少人甚至猜测，马金瑜自曝被家暴，并不是为了求助，而是通过消费大众感情诉诸金钱利益。

2月8日下午，马金瑜本人在其微信朋友圈发表声明，《另一个“拉姆”》一文本来是以便签的形式给同事、朋友发的一封长信，“被传播到网络上，在网络平台持续发酵，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她表示，离婚事宜她已委托律师代理。“我的代理律师已经主动联系了中国妇联、贵德县公安局等有关机构，我也会同律师一起，配合调查，我已经收集整理了有关证据，将在律师的帮助下提交给有关部门。”

对于债务引起的相关质疑，马金瑜在文中称，“对于之前因经营不善形成的债务，我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扶贫项目夭折，以及造成的债务，与我自身不善经营有很大关系。”

截止本文发稿前，马金瑜除了两篇自述，尚未接受媒体采访。事情至此，真相更多依赖的是官方的调查结果，否则一切判断与评论都无从谈起。

不过马金瑜至少再一次把家暴的话题推至公众面前，无论她的自述是否掺杂了演绎甚至不实的成分，但在一些评论者看来，现实中真的发生类似情况并非不可能。

比如不少网友认为，马金瑜选择与认识不久、背景悬殊的丈夫闪婚，就已经预示了往后的不幸。中国学者梁鸿对此在社交媒体上评论，马金瑜或许有相信爱情的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活该如此。“追求爱河纯净没有错，错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没有给它们空间。”

同时梁鸿还特别指出，目前大部分的讨论都着眼于爱情，但千万不该忽视马金瑜在面对家暴时对孩子、周边妇女以及公益创业的顾虑。

中国媒体人郭玉洁曾是马金瑜的编辑，她同样认为金瑜难以离开，和她这么多年对藏区投入的感情有关，包括她倾注在藏区公平贸易中的心血。马金瑜到青海后开了一家名为“草原珍珠”的微店，她招聘了藏族女工，教她们把自家的农牧产品放到网上去卖，这给当地人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郭玉洁回忆，无论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言，还是在私下聊天，马金瑜说得最多的还是藏族文化和人情，离婚、离开青海的这个小县城，对马金瑜来说就等于再度放弃自己的事业和社区，“许多质疑马金瑜为何不坚决离开的人很少想到过这些。”

除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那些外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家暴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有自媒体指出，不论从法制还是社会的层面看，中国都缺少真正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支持的网络，保证他们在离开施害者后能处于安全自主的状态，回归正常生活。

多维新闻曾在《拉姆悲剧背后 中国亟须一场观念变革》一文中指出，尽管《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民法典》等法律构筑了一整套对于婚姻中个体权益的保护网，但在实际执行中，基层警察接到家暴报警后大多以“家庭纠纷”论处，警告“不要太过分，别动手”，在此之外“能做的很少”，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基层公权力的执法思路又被普遍看作是理所当然，只要受害者与施暴者存在婚姻关系，或只要有过婚姻关系，一律都被按照家事处理。

2020年，在第21个“国际反家庭暴力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妇联和中国女法官协会首次联合发布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本被给予厚望，为家暴受害者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但就像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讲师刘永廷所言，中国现在的庇护所没有明确界定申请庇护的标准和日常管理细则，无法提供有效保护。

而中国反家暴社会组织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据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编著的《2018反家暴社会组织现状和需求报告》，全中国只有73家反家暴社会组织，且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只有23.3%的组织能为农村地区提供服务。从地理上来看，这些组织的分布密度有东南沿海向西北地区递减，这与中国各地区女性遭家暴比例恰好相反。

除了制度的有效性，观念上的“现代化”或许是斩断家暴的另一重障碍。根据中国妇联2018年的数据，中国每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平均遭受35次后才会报警。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曹子燕也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处理家暴案件时共通的感受是，调查、取证、公权力的执行等方面其实并无阻碍，家暴受害者与正义得到伸张之间的距离，往往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常见的理由是“为了孩子”、“家丑不可外扬”。受害者自身的心理机制亦是家暴成为难题的重要因素。

更有评论者指出，虽然总体上看中国农村地区的家暴情况比城市地区更为严重，但这并不代表教育程度高、经济状况良好的女性不会受到家暴。从“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前妻Kim到网络红人宇芽，她们的遭遇都说明“女性即使获取了一定的资源，也依旧可能成为男性暴力的受害者。”

隐忍只会助长野蛮与嚣张。无论马金瑜事件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真相，在家暴的问题上，“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的文章中强调对家暴零容忍应该是社会共识，更是政法机关的态度，“法律是保护被家暴者最可靠的盾牌”，这番宣讲自有其重要的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