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部队迅速脱离接触，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缓解了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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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对峙局势开始逐步降温，脱离接触始于2月10日。

2月24日，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表示，中印两军在班公湖脱离接触是“非常好的最终结果”，对两国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当晚，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的一线部队于当日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

双方的撤军速度远超预期（预留15天时间）。

2月20日，两军举行了第十轮军长级会谈，继续就解决其他地区的脱离接触进行谈判。

如果从2020年5月5日发生第一次两军肢体冲突开始算起，这次中印边境西段的对峙已经持续11个月之久。

若班公湖南北岸实现脱离接触，整个中印边境西段实现脱离接触的难度将大大降低。

在这一背景下，2021年2月19日，中国正式报道在加勒万河谷牺牲的官兵事迹，并公布了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部分原始视频，有理有据地还原了整个事情的真相——也算是为整个对峙事件部分地划上句号。

“冻结”实控线

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却减少了军队巡逻人员爆发肢体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是将两国边境的实控线之争“冻结”起来。

按照媒体的报道，第九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协议是将班公湖整个现地局势恢复至对峙前状态，班公湖南岸恢复至印军抢夺制高点前的状态。

在班公湖北岸，印军撤回至班公湖北岸第二至第三指之间的哨所，中方军队则撤回至第八指以东阵地，同时双方未来暂不对两者之间的地区进行巡逻。

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其精神是为了缓解当前边境紧张局势——双方同时撤回边境一线部队，“冻结”中印边境实控线的争议现状，双方互不继续对其主张的有争议的实控线进行巡逻。

印度的拒不接受

追溯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这一解决问题的思路最早还是中国提出来的。1959年，中印边境发生朗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冻结”现状并脱离接触的方案。只是，印度并不接受当时的边境实控现状，妄图通过“前进”政策不断改变实际控制的状况。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冻结”实控现状（1959年11月7日的状况）并脱离接触的方案，并且中方主动后撤20公里以显示诚意。

△1962年，中印战争中英勇作战的解放军

然而，印度方面仍然没有接受。不过，在实际行动上，印军并不敢大肆“前进”至实控线。20世纪70年代，印度军队又陆续回到了1962年战争前的实控线上，特别是东段边境。由此，在中印边境东段引发了1975年的土伦拉山口事件和1987年的桑多洛河谷对峙事件。印度在巩固了边境东段的实控优势以后，开始着力加强与中国在边境西段的实控线争夺。特别是2010年以来，印度大幅提升道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实控一线的军队部署，通过以“人多势众”的边境巡逻来达到修改实控状况的目的。

与之相配套的是，印度政府在边界谈判中要求先“澄清实控线”，而不是寻求通过直接谈判来划定两国边界线。

印度政客的操弄

中印边境管控机制中的一系列规则是为了防止意外冲突的发生，例如边境线上“不开枪”规则等等。但是这反倒让印军蓄意越线和破坏实控却无需付出任何风险代价，助长了印军在边境上不断“蚕食”的举动。

在印度方面的刺激下，中国同时加强了实控线一线的管控。

这样，过去形成的交叉巡逻来显示彼此边境实控主张的互动模式，就慢慢地显示出麻烦所在。

边境基础设施的改善，军队部署的增加，实控巡逻的不断加强，使得两军巡逻遭遇的几率大大提高。

再加上印度政客给媒体的“喂料”和操弄，对峙事件越来越吸引普通民众的眼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叠加影响，随时都可能让对峙演化成一场更大的冲突。

边境局势仍不确定

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上看，中印在2020年的边境对峙，是两国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再一次“遭遇”。上一次的“遭遇”导致了1962年的战争。

尼赫鲁1959年会见埃德加·斯诺时说，“中印边境争端的基本原因可能是因为双方都是‘新国家’，两国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边疆中‘遭遇’。过去，印度曾一度沦为殖民地，而中国也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基于此，过去的疆界并不十分明显，况且当时的行政也无特别需要将疆界清楚地划出来。然而现在，中印是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在喜马拉雅山上的边境相遇”。

2020年的“遭遇”是两个独立70多年的新近崛起大国的第二次“遭遇”。

在新的历史时空之下的这次“遭遇”，导致了加勒万河谷冲突这样的伤亡事件。由此可见，未来的边境局势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与第一次“遭遇”后的表现不同，此次，印度愿意接受当年它所固执拒绝的管控边境的“大智慧”——这也是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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