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政治问题后，中国瞄准香港贫富差距和住房难题（图）

就北京方面而言，过去一年对香港异见人士的压制，无论是以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反对派人士还是计划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目的都是为社会和经济改革铺路。这些政治打压招致了主要来自西方国家政府的抨击，后者指责中国违反了允许香港至少在2047年之前保持高度自治的承诺。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智思(Bernard Chan)表示，北京方面最终希望在香港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深层次的问题，包括香港可负担的住房不足， 以及会导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收入差距。

陈智思表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其他高层官员曾对香港亲北京的政界人士表示，香港当局必须解决他们认为近年来引发政治动荡的根本社会问题。陈智思称，他们希望香港当局处理好此事。

反对派政界人士则认为，即使让共产党眼中的“真正的爱国者”掌权，北京方面能否克服数十年来困扰香港政界和商界精英的政策惰性和内斗仍值得怀疑。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Emily Lau)表示，这些爱国者可能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知道穷人的问题。刘慧卿曾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长达25年。

刘慧卿称，北京方面早就意识到了香港的社会不平等，但他们从来没有费心去解决这个问题。她表示，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现在会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官员已暗示，相信在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的情况下，解决香港结构性问题的难度将变小。尽管自英国1997年把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以来，历任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首都未能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田飞龙本月写道，未来对香港担任公职的所有官员，将按照是否服务好香港、服务好国家作为衡量其政绩以及决定其政治前途的唯一标准。田飞龙在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研究香港政策的智库担任理事。

香港政府对于是否正在进行政策改革讨论不予置评。

北京方面去年对香港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表达了关切。当时，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中秋节期间去家中慰问了一位失业的香港市民，并表示，看到这位市民家的居住环境，心里很不好受。

据政府数据，香港的基尼系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当中居于前列，从1996年的0.518上升到2016年的0.539。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 0代表完全平等。在总部位于美国的研究公司Demographia每年开展的国际住房可负担性研究中，自2011年首次被纳入分析范围以来，香港已连续11年蝉联全球最难负担的住房市场榜首。

香港的低税制自英国统治以来大致上没有变化，销售税、消费税、资本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一律免征。政府数据显示，香港约有一半劳动人口不缴税，最高工资税率为17%。

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法学教授Michael Littlewood说，要想让税收制度更加公平，或为更多社会福利提供资金，可以修改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方式。例如，现有的覆盖工资、企业利润和房地产的税收类别可以进行改革，以建立一个更宽泛的体系，对个人的总收入征税。Littlewood写过一本关于香港税收制度的书。

Littlewood说，如果官员们更关心加大社会开支的资金来源，可以通过征收商品和服务税来大幅提高税收，但由于低收入家庭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这种措施将是累退性的、不受欢迎的。2006年当局就因公众反对放弃了类似的征税计划。

今年2月香港宣布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为1993年来首次。香港将印花税从0.1%上调至0.13%，此举意在支撑帮助居民抵御疫情的政府支出，但却引发了当地市场抛售。

香港之所以能维持低税制度，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土地政策，这是英国统治的另一个遗留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遭人诟病，被指人为抬高了房地产价格，进而提升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开发商的利润。地产专家表示，这种制度实际上是通过极高的房价和租金向居民征收隐形税。

根据香港立法会研究办公室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2004年到2019年期间，香港的住房拥有率下降了4.5个百分点至略低于50%，远低于其他富裕经济体的水平，而同期住房价格大涨了近三倍。该报告称，年轻居民无力负担高房价而被挤出住房市场，因为他们的工作收入远远落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

据了解讨论情况的人士称，北京方面正考虑的方案包括加快政府重新规划土地和审批项目的程序。

资深银行业人士、全国政协委员李山在去年12月的一个政策论坛会表示，他已经向香港当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采用PPP方式成立全民所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建造新房屋。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香港住房危机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不是因为土地短缺。该报告称监管僵局是一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简化和加快土地重新规划进程等建议。

这种改变可能会让官员们与香港地产大亨展开较量，这些人声望颇高，对土地政策有很大影响力。

一位了解政策讨论情况的政府官员表示，香港地产大亨需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虽然他们的利益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政府也不会不留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