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考上北大的衡水中学状元：“分数给不了我安全感了，但钱可以”（组图）

离开衡水中学六年了，刘嘉森几乎每天都要重复讲述自己当年的辉煌——这已经成为他的工作。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他似乎从未毕业。

刘嘉森常常恍惚自己身处何处，六百多场演讲下来，每场的场面都太过相似：

几百名高中学生穿着差不多的校服；学校修建成差不多的样子；校长同一套说辞；演讲结束后的交流中，学生们也会提差不多的问题，“语文怎么学？数学怎么学？英语怎么学？”

在他身后的巨幅红底立牌上，印着“衡中状元、北大才子刘嘉森走进XX大型公益巡讲”、“相信榜样的力量”。XX是中学的名字，有时候还会加上两个字：“逆袭”。

立牌前的刘嘉森显得格外渺小，面前摆着一只话筒，脑袋遮不住牌子上任何一个字。

“华版文化首席状元公益巡讲师”是刘嘉森此时的身份。

“我不是衡水人，而是来自河北保定下面的一个小城市涿州。”话筒前，刘嘉森微微顿首，念出这句熟悉的开场白。几百场巡演下来，他已经不需要低头看稿。

台下一片寂静——这也是刘嘉森熟悉的。

单调、重复、沉默，和刘嘉森走出的那所高中一模一样。但不同的是，在这种场合，他拥有另外两个醒目，且让他更自在的名号：北大学霸、衡中状元。这两个闪闪发亮的标签将他的每一周都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四天在大学上学，三天在全国各地的高中赶场。

离开衡水中学六年了，刘嘉森几乎每天都要重复讲述自己当年的辉煌——这已经成为他的工作。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他似乎从未毕业。

“状元”的身份是加注在刘嘉森身上最重要的标签。2015年夏天，他以673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年全国高考衡水中学文科状元，河北省第二。

这个成绩意味着，他可以进入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同样意味着，他可以逃离那所高中。

高考结束不久，刘嘉森做了个梦——梦里有台电视机，正在播放晚间新闻。蓝色背景板，女播音员端坐画面一侧，屏幕下方滚动着新闻消息。这是刘嘉森看过近千遍的场景。

高中前两年他在衡水中学就读，高三来到衡水一中，两所学校在不同的地方，但共享同一批教师，高中每天都会组织学生观看由学校剪辑完成的晚间新闻节目。这几乎是衡中学生接触外界的唯一方式。

梦里，一句话从屏幕右侧滑入，“2015年高考成绩作废，所有应届毕业生需返回原学校复读”。

一个冷战，刘嘉森惊醒过来。他给几个高中好友发去消息，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做过类似的梦。

而随着9月份大学开学，新鲜感冲散了梦魇。更何况，刘嘉森还是一名状元。在衡中三年，他对未来道路的展望是“考上清华北大，和主席总理做校友”。踏进北大校门时，刘嘉森骄傲地想着，“我刘状元先生应该当驸马”。

现实全不是这样。

高考后，很多同学去学车，但刘嘉森不学，他想着，自己会成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国家会给我配司机”。社团迎新会上，每个人要做自我介绍。他站起来就说，“我叫刘嘉森，是衡水中学文科状元。”教室里沉默片刻，有人带头鼓掌，四周传来一些欢呼声。

反响并没有他想象中热烈。几场迎新会后，刘嘉森自觉没趣，没再提过“状元”二字。他意识到，那些欢呼和起哄的声音，不过是因为有的人“情商高”罢了。

对于大学里的爱情，状元同样抱有憧憬。按照衡中规定，刘嘉森在18岁前没有恋爱过。刚上大学，他天真地认为，“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我不喜欢她们，她们也应该喜欢我”。那时，他还穿着自己初中时候的衣服，不爱洗头。他把这样定义为“不装”。

他惊讶于居然会有女生追星，这在衡中是从来没见过的。刘嘉森大一时的女友是吴亦凡的粉丝，他曾当面质问女友：“吴亦凡高考比我低几百分，你竟然喜欢他？”

专业也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情形。上课讲的是古代汉语和文学史，而不是刘嘉森所期待的写作。他有点失望，这哪是自己心目中中文系的样子。顶着“宇宙第一中文系”的名头，但事实上，毕业后的方向选择并不多。

刘嘉森曾找到班级辅导员，问自己“毕业后能不能年薪百万”，对方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能”。

很长时间，他依然沉浸于衡中那个世界的评价体系，在那里，分数是一切的标准。

在衡中时，刘嘉森刷过十几万道练习题；为考试特意练习过“右倾15度”的英语字体；每天早上要齐声喊着“为国家奋斗，为民族奋斗，为自己奋斗，我能行我一定行”给自己打鸡血。

而这些似乎都随着高考交卷的那一刻统统作废。作为衡水中学最优秀的产品之一，他所擅长的能力是考试。曾经被刘嘉森视作噩梦的衡中，于他而言反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作为近几年中国最著名的应试教育机器，衡中被很多人认为是“小镇做题家”的制造机。

但刘嘉森认为自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他来自双薪家庭，父亲是当地科级公务员，因此“不太会受到欺负”。根据他的观察，基本上只有小城市中的“小中产”，例如个体户、公务员，或双薪家庭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衡中的淬炼。为了进入衡中，刘嘉森一家还需要缴纳2万元的“择校费”。

初中毕业，刘嘉森的中考成绩加上初中三年成绩的综合评估，在涿州市综合排名第四。凭借这一身位，他拿到了衡中面试的入场券。面试在一辆轿车上进行。负责面试的老师告诉刘嘉森的母亲，面试的一部分目的是筛选掉那些“成绩不错，但心理偏激”的学生。

刘嘉森还记得面试时的场景。当时他坐在轿车的副驾驶位，主考官在他左侧。一位母亲站在车外，反复拍打着车窗，求考官再给孩子一次机会。一名少年则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反复折弯的腰，表情木然。

在衡中，学生们会积极挤压自己少有的课余时间用来学习。每三周的周六，学校会放假半天，学生可以离开学校，转天早上再回来。刘嘉森的父母每到这时会来到衡水，陪儿子到当地宾馆住一晚。而这一晚，刘嘉森会选择通宵——因为在学校，老师们会在宿舍熄灯后巡查，防止学生私自学习。刘嘉森称，自己为节约时间，尝试过21天不换衣服、直到患上甲沟炎才不得不中止。学校每星期给学生一小时用来洗衣服和洗澡，而刘嘉森也选择把这些定量的时间用来做40道小题加上8道大题——这些，都成为他日后演讲内容中的励志故事。

衡中是学校，但也像是一家企业。学生们投入时间，消耗知识，生产成绩；分数则成为老师们的绩效考核标准。在课堂上，有老师会直接说，“你考出好成绩，我也能换辆汽车”。

清晰的利益关系让“师生情”很难存在。刘嘉森班上的一位老师在毕业后删除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微信，以免学生们发来的消息“影响工作”。刘嘉森对自己上学期间老师的情感则仅限于“理解”。在这个“车间”里，学生与老师被极致的理性困在一起。

由于尚未踏入社会，加之学校封闭的环境，学生们所接受的理念，基本来自于他人的灌输。而在这个世界里，刘嘉森称，学生们面对的是两种价值观的“割裂”。

在衡水中学，用以精神激励的标语随处可见。例如，“我傲立九天之上，恨不能万世为王”、“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等等。集体讲话上，常常会听到“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世界”。每个班级还要设置一首班歌，刘嘉森所在班的班歌是张杰的《逆战》。

“那是种梦想式的价值观”，刘嘉森形容。

相比于那些“宏大叙事”，老师为学生们讲述的价值观会现实许多。高三时，刘嘉森的班主任曾把他叫到办公室单独聊天，教育他“要想有钱，还是要多学知识”。

在两种价值观的夹击下，刘嘉森体会到一种“荒谬感”。大二那年，他构思过一本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国家，国民们不会说话、行动缓慢；他们像《美丽新世界》里一样被划分为几个种类，每个种类有自己专属的颜色，所有人在睡觉之外的唯一行动就是不停地数豆子，只有数得最多的人才能获得奖励。故事的结局是，所有人都疯了。

刘嘉森期待着能把这部小说完成并发表，这样就能“引起社会注意”，“促进衡中改革，甚至让它直接消失”。但现实没有留给他将想法付诸行动的机会。他能做的，只有在这个系统里尽可能爬到最高，争取一点点的自由。

高中三年，他从第一次月考的586名一路冲到年级前几名，这是他每次演讲都必说到的“逆袭”故事。做题、考试，作为尖子生的刘嘉森在这个试炼场里一路晋级，成为“王者”。那时的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成为“改变历史的人”。

直到他踏足衡中以外的世界。

高考结束后，父母带刘嘉森去商场买手机。此前三年，刘嘉森完全没接触过电脑和网络，在他的想象里，手机都必须拥有一个键盘。而看到玻璃柜台中的大屏智能机，让他“恍如隔世”。随后在2018年8月的一条知乎回答里，他写下，“世界变了，我，也变了。”

更大的震动在其后，衡中与后来刘嘉森所进入的根本是两个世界。

填报志愿时，刘嘉森没有和许多状元一样，选择与经济和管理有关的专业。由于“当时对金钱没有太多的认知和追求”以及“对文学的美好想象”，最终他选择了中文系。进来后他发现，这里和自己期待的完全不同。

几乎每个中文系学生，最先被告知的一件事就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接受自己的平凡”也早已成为中文系里的文化。一次和学长的交流中刘嘉森得知，学界泰斗季羡林最大的成就原来是“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季羡林是“写散文的”。

看到图书馆古籍阅览室里埋头于文献的学生，刘嘉森困惑而又羡慕。他不明白将毕生精力用于钻研一个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学术问题，意义究竟在哪儿。他希望能理解那些人，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在明知道这样做无名无利的情况下，感觉到安定且幸福。

“慌了。”若干年后，他用这两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

最多的焦虑还是来自于物质，直接点说，就是“钱”。

刘嘉森告诉我，他从小就对物质较为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幼年时搬家到涿州城区时的场景——房子并不小，有120平米，但像样的家具只有亲戚们送的显像管电视机和一套春秋椅，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白色涂漆更让他徒生出“家徒四壁”的感觉。

在那座小城，肯德基都算是“沐浴更衣后才能吃”的“大餐”。一直到高中毕业，他都坚信，如果“不读书就没饭吃”。

初中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了阶层的差异。当时班上有一些“富二代”同学，因为成绩好，刘嘉森常被带着一起玩。在教育竞争格外激烈的河北省，有位“有文化”的朋友是件“有面子”的事。刘嘉森和这些富家子弟们混在一起，吃饭唱K都不用自己花钱。

但他的排名也因此从年级100名以内下滑到800多名。看到排名，刘嘉森懵了。他突然意识到，“人家再怎么玩，还有家里兜底。但我是没底的”。他需要努力像上爬，爬得越高，自己就越安全。

更直观的冲击发生在上大学后。刚用上智能手机时，刘嘉森注册了微信，把签名改为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那时候，学生群体正流行用知乎，上面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成为刘嘉森接触真实世界的主要消息来源。在他的时间线上，经常能刷到和房价有关的消息。一次，他查了查北大附近的房屋售价，才发现原来在北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里，一间房一平米能卖到十万元。

他的老家涿州距离北京市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高铁二十余分钟，但北京的房价是那里的十几倍。

幻想着功成名就的刘嘉森意识到，不光“和主席总理并肩”是个梦，按照这个房价，就连留在北京都成问题。他想赶快挣到钱，多少都行。

大一结束后，他遇见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机会”。

2015年高考放榜后，一名已经离职正在准备做教辅图书出版的高中老教师联系上刘嘉森，购买了他的高中笔记进行图书策划。2016年中，这位老师已经成了华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老板，他再次找到刘嘉森，说自己根据衡中状元笔记制作的教辅产品“成了”，请刘嘉森帮忙到各地演讲，报酬是“可以覆盖学费和生活费”的数万元。刘嘉森答应下来，从那个暑假开始，大一新生刘嘉森回到中学，成为了预备考生们的“嘉森学长”。

第一次演讲是2016年夏天，在江西上饶德兴县（现已改为德兴市）的一所中学。为了这场演讲，刘嘉森提前准备了一个月，他写了两万字的讲稿，每日在家模拟，练习着各种手势、语气，演讲时的抑扬顿挫。

但坐到讲台上，刘嘉森还是慌了。校长叫来了整个高二年级的学生，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坐满了整间礼堂。讲稿有两万多字，刘嘉森全程没有抬头，把稿子一字不差念了下来。第一场结束后，校长说他讲得不错，屁股都没让他挪，直接在上午和当天下午又为另外两个年级安排了两场。

独自坐在台上，头顶挂着欢迎他的横幅——“刘嘉森”这三个字第一次被印得那么大，挂得那么高。三场演讲结束，刘嘉森早已口干舌燥，但更多的是开心，“没想到这个事居然挺受欢迎”，这种演讲原来“有市场”。在短视频平台上随意一搜，就能找到数十个自称有名校背景的创作者。和刘嘉森的演讲内容类似，他们会讲述自己一路的“逆袭”经历，分享自己父母成功的教育方式，告诉受众，称“学习会改变命运，你也可以”。

衡中状元刘嘉森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巡讲生涯。华版文化与他签下了一年合约，而他要做的，就是每周按照公司安排，前往全国各地的中学演讲，并在其中提到一句公司制作和销售的教辅书籍。

虽然一年的收入还买不到学校周围一平米的房产，但相比其他普通学生来讲，刘嘉森已经滋润了许多，也有了更多余裕修饰自己。他到商场花三千块钱买了件杰克琼斯的大衣，往身上一套，从宿舍走到外面，努力用严肃的表情掩饰自己内心的骄傲，“还不快来看看朕的龙袍！”

现在，刘嘉森每周至少一半的时间都会穿着初中时的那件格子衬衫，但回顾刚开始巡讲时，他觉得是自己物欲急速膨胀的状态。当时，他会一口气网购下十件衣服，不合适的就放在柜子里，懒得退换。

那时的他还会按照男士穿搭教学公众号里的攻略，为自己搭配一身正装。文章说，西服套装中，口袋巾与衬衫的颜色、腰带和皮鞋的颜色必须一致。刘嘉森就按照攻略小心穿好，烫了头发，自信地出门，“特烧包，看上去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商人”。确实也有不少女生为之侧目，但刘嘉森和她们一对眼神，看到的是对方一脸“对灵长类动物温和的笑容”。

大二、大三两年，刘嘉森像是又回到了在衡中时挤压时间、把效率拉满的状态。最多一周要演讲四天，去八个不同的学校，从早讲到晚。刘嘉森也真的变了，高中毕业时他“话都说不利索”，而现在，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回答学生的一个提问，可以不停歇地讲上四五分钟。

请客吃饭、给室友买礼物的次数也多起来，同寝的朋友笑称他为“刘总”。相对于“刘状元”，他更喜欢这个称呼。

他开始琢磨如何实现“从十万到一百万”的跨越。合约满一年后，他主动向公司提出，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够与图书销售额挂钩。如今加入公司将近五年，刘嘉森称自己已经赚到了近两百万元。

大四那年，刘嘉森暂停了演讲。这一年，他经一名正在做教育类创业的中文系学长介绍，进入一家投资机构。刘嘉森透露，这家机构共有约三十名有着清华北大背景、且有创业想法的学生。机构每月为他们发放五千元工资，要求是每周来公司开一次会，交流自己最新的经历与想法。

刘嘉森心里清楚，演讲只是“贩卖光环”，难听点就是“恰烂钱”。他想找个机会，让自己转变方向，“站着把钱挣了”。

但刘嘉森后来发现，要想在那家机构待下去，并获得投资人的投资，就必须让自己绝对服从。他告诉全现在，每周例会都会有一个环节，叫做“批斗会”，主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这个环节，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内心全部剥露出来。他记得，一位常年“律政精英”打扮的学生会干部，在投资人的施压下被迫在会上双膝跪地并痛哭流涕，公开承认自己男同性恋的身份。另外，每个进入机构的学生都必须要学习打高尔夫球，投资人还会制定比赛，让两人“赌球”。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他所期待的另一个世界。这些人里，有跨国企业老板的儿子，有海淀鸡娃出身的创业者，也有经手千万资金但因非法集资入狱的“前辈”。但他们的焦虑与煎熬，比刘嘉森还要深上几层。刘嘉森曾随口问过其中一名学长“你平时喝什么茶叶”，对方愣了一下，迟疑两秒答道：“我平时都喝很贵的茶叶”。

五个月后，刘嘉森离开了这里，回到华版文化继续做演讲。

很快，刘嘉森就要踏上下一次为期近一个月的巡讲之旅。演讲前，他总会陷入纠结——对于那些仍在封闭着，为高考而奋斗的孩子们来说，究竟是否要让他们从幻想中脱离出来，接受这世界的真相：“对于他们来讲，一个核心的困境就是，他还没有经历过之后的人生，就要为之后的人生负责，因此他只能通过其他人的话来了解将来的人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而刘嘉森认为，他所能做到最多也是最现实的，就是在学生提问时提醒他们，“小镇做题家”们不一定适合基础学科。否则，他们可能会面临梦想的幻灭，以及尴尬的就业前景。

刘穗（化名）听过刘嘉森的一次演讲。那是2018年3月18日，她正在云南省某县级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三。校园规模不大，演讲在围着250米跑道的操场上举行，台下坐满了人，台上还有为了迎接刘嘉森而特意拉的横幅。

刘穗坐在后排。对她来说，这是个高中生涯里极为平常的日子。离着远，台上的人看不真切，关于演讲的内容她印象不深，只记得这位状元还挺风趣幽默，讲了许多自己在衡中的生活故事。她也还记得整场演讲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刘嘉森郑重地说：“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