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日本走到美国组团抗中最前沿了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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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看来更强硬，而且在联合盟友同中国展开长期全面的竞争方面更具战略性。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之前的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国首脑第一次召开了网上会谈，标志着由日本倡导和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QUAD）正式成型。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虽然没有点名，但中国显然是会谈的主要焦点。紧接着16日，日美外长加防长在东京举行了“2＋2”会谈，矛头所向直指中国，并公然论及台湾海峡有事之际的美日军事合作。

3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日“2+2”会议及其“联合声明”作出了强烈回应：“日本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这无疑是近年少有的对日本最严厉的指责。众所周知，自2014年两国达成4项共识后，中日关系融冰回暖，以至2019年的20国集团大阪会议期间，中日确立了不搞对抗，发展“永远的邻国”关系等一系列共识，中国国家主席还受邀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最近的事态是否表明了在特朗普和安倍晋三淡出政治舞台后，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两国是否将进入全面对抗的新阶段？

日本是大国竞争中的棋子还是新秩序的基石？

如何看待大国间战略性竞争中日本可能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一直是亚太地缘政治分析中见仁见智的重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世界公认的战略思想家对此的判断截然相反。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虽然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将来也有成为真正意义上大国的潜在能力，但由于其政治的闭塞和外交的无能，日本只是一朵脆弱的鲜花（The Fragile Blossom）。而正是因为日本自主选择充当美国的事实上的保护国(de facto protectorate)，所以在国际政治的大棋盘（The Grand Chessboard）上，日本充其量只是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而不会是博弈的主角。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则倾向于把日本看作是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中的一块基石（corner stone）。在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他认为在世界秩序激烈震荡的大变局中，日本正在着手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而东京的所作所为势必对亚洲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预测在评估地区和世界正在出现的新的力量布局后，日本将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身的安全。

很多事实似乎印证基辛格的判断。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退出多国机制，发动贸易战争，破坏其自身建立和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局面下，日本积极拯救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缔结了日欧经济伙伴协议，并同中国和东盟等密切合作，创立了没有美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外交方面，日本与中国相向而行，在稳定两国关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在对俄关系等方面也显示出有别于美欧的独立立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试图联合从战后世界秩序中获益的其他利益攸关者，在国际秩序的改革和重建中抱团发声，扮演积极的联结人和平衡者（active balance）的角色，并在新规则形成中(rule shaper)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何理解中美战略性竞争的性质和范围？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日本同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处于一种军事安全方面依存美国，经济方面依存中国的国际关系大格局，都有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强烈愿望。因此，中美如何定义两国间战略性竞争的性质，领域和边界，将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如果战略竞争主要是零和性质的军事竞赛，那么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而如果能够管控安全竞争，将战略竞争的主战场设定在科技，贸易，经济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则将会是长期而全面的优劣之争，在这过程中不乏通过竞争建设新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4月日本首相将访问华盛顿，这将拜登就任总统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首脑。美日基本确定了三个作业小组：即疫情防控，高科技和气候变迁。仔细观察这次首脑会谈中美国如何出题和日本如何回应，将有助于验证美国的战略和日本的姿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摩擦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到美国式资本主义规范同日本的开发主义战略之间的摩擦，以及美国式一元主义价值观同强调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日本文化的冲突。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中美战略性竞争扩大到政治经济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的层面，我们可以从容务实的加以对待，而日本加入这些领域的中美竞争，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坏事。总之，谨慎而理性的对待处理中日关系，将有利于中国增强其战略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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