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拜登中国和新自由主义的衰落（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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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上任的头一百天里，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的经济政策——提出超过5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打破了美国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原则，蔑视了正统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和债务的担忧。而为了捍卫这些雄心勃勃的政策，拜登一再使用的关键论点是：要与中国竞争。

许多评论家将此描述为一种政治沟通策略，但这真的就是全部吗？不断提及“与中国竞争”是否可能与拜登转变期其经济思维有关？

美国经济决定者最近正经历着一个很特别的时期。疫情及其在国内所带来的危机，促使政府经济学家做出与长期以来的经济政策相矛盾的决定，并颠覆了既定的经济思路。

自上任以来，尽管正统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劝说要限制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但新任美国总统颁布了直接联邦收入支持和失业保险，总额占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另有相等于GDP的18%的基础设施计划提交给国会。

这使通常甚有影响力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困境。这一次，美国政府的总体经济范式似乎并不顾他们的核心原则。尽管拜登是否能在国会推行他的计划还有待观察，但美国领导层之中已明显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思维。

拜登不仅摒弃了昔日的预算审慎，提出了两个2万亿的长期刺激法案，即“美国就业”和“美国家庭”计划。他还无视新自由主义的低监管和低税收信条，恢复了对《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和全球企业税的兴趣。至少5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公开推动工会的作用和“劳工优先”改革。此外，与特朗普一样的是，拜登不再积极支持经济全球化，而是强调“美国就业”（American Jobs）和“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

拜登的经济团队的组成也反映了这种新的经济思维，该团队聚集了明确拒绝滴漏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拜登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经济学家，如劳斯（Cecilia Rouse）或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长期以来一直是扩大社会福利计划来改善整体经济的支持者，并公开倡导通常被正统新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政策：如财富税、就业保障和强制性带薪病假。

诚然，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允许他们的规则可能有例外。在（像新冠疫情一样的）大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者接受采用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强有力的刺激计划。然而，拜登的刺激计划的总额和时间框架远远超出了教科书的建议。

其实，其实，拜登的政策比近代历史上的任何尝试都更进一步：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而言，已被批准的支出达到了2009年奥巴马刺激计划的两倍，而且根据比较的方法，拜登的最新计划也可能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著名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New Deal）相形见绌。经济史学家图泽（Adam Tooze）甚至认为“拜登的刺激政策是新时代的曙光”，而纽约市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梅森（J.W. Mason）称其为“与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决裂”。

显然，美国新政府经济策略的变化很激进，甚至对拜登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作为参议员，拜登在40年前热情地投票支持列根（Ronald Reagan）时代的减税政策，并拥护自由贸易和谨慎财政责任，而作为副总统，他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主持了奥巴马的亲企业救助计划。那么，为什么他的经济思维会突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而这变化与近数十年最为人注目的经济成长故事主角中国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80年代主导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方向，提倡放任市场和缩减公共开支的政策。（Getty Images）

亚洲带领的全球经济变化

拜登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卫生和经济危机中上台。新冠疫情突显了美国结构性不平等，使失业、种族关系、家庭债务和医疗保障不足等长期酝酿的社会问题成为紧迫的挑战。数以百万计的服务行业和办公室工作消失了。许多行业的投资，包括建造业和能源生产，都崩溃了。2020年，美国人一觉醒来，发现他们的房租、抵押贷款、学生和医疗保健债务都无法偿还。

与此同时，民主党正经历着由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领导的历史性左转，为拜登的政策选择打开了更大的空间。此外，民主党出乎意料地赢得参议院微弱多数，也助长了他的改革野心。

这些都是解释政府改变经济战略的重要国内原因。然而，尽管拜登的非正统经济对策无疑是由国内危机引发的，但世界经济更广泛的变化——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其思想的根本转变提供了动力。

正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在4月初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像他这样的老一辈美国经济学家被教导把美国视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closed economy）。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会认为美国边境以外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

桑德斯作为民主党“左转”的大旗手，被不少进步派视为左翼正朔，不容取代。（美联社）

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今天“如果不掌握全球环境，特别是（但不限于）中国的作用，就不可能明智地处理美国的经济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与40年前不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唯一选择。

亚洲制造业及其最成功的化身中国的崛起，深深地质疑了“华盛顿共识”——认为全球经济变化框架已定，问题只在于全球的发展中国家能有多快地采用该共识的十条经济处方。

从日本和韩国到中国和越南，亚洲国家没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世界银行等机构直接应用美式的配方，而是采取了市场改革和国家主导的发展的混合模式。就中国而言，这种混合模式不仅带来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还使这个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最强劲竞争对手”（most serious competitor，拜登语）。

诚然，中国的经济策略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绝对拒绝——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支柱之一，而今天，微信和支付宝等个人流动支付技术的创新或华为的5G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证明了中国私营部门企业家的成就——但中国的经济策略也不是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无条件拥护。

中国的决策者没有迷信市场力量，而是积极利用国家的治理能力来改善生产实践。他们没有等私人投资来决定，而是花费国家大量的资源来获得新的技术和工程技能。即使投资回报只能在几十年内实现，他们还是建造了新的城市和世界最大的交通系统。尽管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说法，但他们从未忽视过扶贫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使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并且除了美国以外，是唯一一个可以认真宣称接近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

而且，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策略并不局限于新自由主义原则，新自由主义并不可能提供知识工具来理解世界经济的这一特大变化是为何发生的，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

如今，中国正在铺设他自己的路轨，而且正在召募众多发展中国家上车，原本坐在新自由主义车上的乘客开始想转乘这卡新车。（Getty Images）

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全球经济

这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对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挑战使美国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处境。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使美国过去能够在全球保持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优势，如其强大的企业和强大的资本流动，开始暴露出令人担忧的一面。

经济学家们开始怀疑，通过推动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他们是否却同时让美国大型企业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将劳动力外包，将核心生产链转移到国外，或与外国竞争者分享其技术？通过将对债务的担心置于研发支出之上，他们是否让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慢慢被削弱？通过担心通货膨胀而不是贫困，他们是否允许一个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毒瘤生长？

今天，美国不再是一个强大的中档消费品制造商，而亚洲的竞争对手在信息技术等更先进的领域迅速追赶。它的社会已经越来越依赖“零工经济”（gig economy），也就是服务部门的一大部分，来为其人民提供工作和收入。去年，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对美国先进产品行业，譬如飞机或油田服务，已经下滑，并经济衰退进一步增加了对往往不稳定的服务部门工作的依赖。

2020年的美国一觉醒来发现，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它“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拥有全球金融部门、臃肿的军队和对服务部门严重依赖的寻租国（rentier state）”。

难道不是这个激进的挑战——一种需要发展新经济思维的挑战——解释了拜登为何如此执着于“与中国竞争”？在特朗普咄咄逼人的保护主义下，经过四年的紧张中美关系，人们可能期望拜登会采取更温和的语气。但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特朗普的中国策略，无论它多么的误导，都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真正发生变化的反应。与奥巴马不同，拜登不能再依赖与过去的“接触”（engagement）策略：这种政策在华盛顿几乎失去了所有支持，而美国决策者们不仅决定了美国的接触策略在政治上是无效的，他们还意识到中国模式在经济上是非常有效的。

拜登将“中国牌”用于推进国内政策的情况，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沟通方式，更深层次的是一种经济实用主义的表现。美国新政府已经意识到，如果想在全球经济中保持主导地位，它将不得不放弃以前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并就像中国在过去40年里所做的那样，尝试新的经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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