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开三胎反思中国人口政策 几十年的“慢性病”难有特效药（组图）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发布后仅三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改变现有人口控制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子女。

然而，这次政策制定的速度，并未赢得赞誉，迎来的反而是“吐槽”。

网民吐槽“药不对症”，现在不想生是因为养不起，而不是不允许生。有人口学家认为，“三胎”政策来得太晚，力度太小，不足以解决老龄化问题。

老龄化和走低的生育率已被视为中国发展前路上的“灰犀牛”，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好的答案。

有研究者将其比作几十年来的人口政策累计导致的“慢性病”，难以简单靠一剂中药就能够治好。甚至有观点指出，中国放开生育限制，甚至走向鼓励和奖励生育，都不一定能解决这个曾经困扰发达经济体多年的难题。

放开三胎带来增量有限

“三胎”政策出台后，有观点认为，这么做是为了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防止人口短期暴涨，也让有关部门有时间改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

但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向BBC中文表示，“三胎”政策下新出生的人口非常有限，不足以有这样的顾虑。

东亚地区的台湾和韩国可以作为借鉴。2015-2019年这5年台湾的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平均为11.5%，韩国平均为9.3%。

中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的三年，即2017、2018、2019年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分别为6.8%、8.8%、10.5%。

“可见，三孩政策能让三孩占比提高2-3%就不错了，这就意味着每年多出生也就20万人，杯水车薪。”易富贤表示。

CEIC数据库显示，“单独两孩”推行第二年（2014年）多了50万左右新生儿。“全面两孩”2015年开始推行，2016新生儿多了将近100万，但2018年新增总人口急速下跌，已不及放开前的水平。两次政策的实施效果都大大低于预期。以此来看，“三胎”政策带来的实际效果则可能更弱。

“如果能提前10多年放松生育政策，中国在人口政策上不会如现在这样被动。”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表示，在放松生育政策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确是做晚了。

能否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理论上讲，放开三胎限制与全面放开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

理论上讲，放开三胎限制与全面放开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据易富贤推测，四孩、五孩占比仅为1%-1.5%，因此全面放开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比“三胎”政策更微小。

那为何不干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学者邓聿文在FT中文网撰文表示，阻碍中国全面开放生育限制的原因，包括中国脱离绝对贫困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产生育意愿虽低，贫困地区的人口反而愿意生孩子，加大脱贫难度；少数民族生育意愿更强，全面放开后（此前少数民族可生二胎或三胎），可能冲击现有民族构成等等。

易富贤则认为，“三胎”政策本身不合逻辑，但放在中国政治的程序上就讲得通了。

“在官方语境里，还是在说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还写在宪法里，如果这些都不改变，而直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等于放弃人口控制，逻辑上不能自洽。而政治局会议也没有权利修改宪法，因此‘三胎’是权宜之计。”

易富贤进一步分析，2013年决定实行单独二孩、2015年宣布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都是在党代会上决定的。而人口政策要完成大方向改变，需要在党代会、全国人大上决定。可能这次普查后发现情况太糟，等不及了，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三孩政策，预计年底的六中全会和明年的两会将有“方向性”的宣示，会有“大动作”。

应该出台奖励生育政策吗？

“中国目前还没到奖励生育那一步，以前是限制生育，现在是逐步放松限制、全面放开，然后是保障生育，最后才是奖励生育。”易富贤认为，这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普惠托育服务等政策是实实在在的保障，具体措施还有待观察，但如果做好了，对生育率的刺激比放开二胎还要大。

生育保障做好，如果出生率还上不去，中国可能就要像欧洲和日本一样，出台奖励政策了。

不过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表示，中国长期以来的生育政策以限制为主，在政策体系、政府服务、资源配套等方面，对于鼓励生育方面的准备都不足。而且从二胎政策放开的表现来看，即使中国出台政策、拿出钱来奖励生育，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是‘老时已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再加上中国的老龄人口绝对规模庞大，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压力将处于全球之最。”贺军表示。

易富贤也持相似观点，以日本为例，在充分提供保障之后还奖励生育，但效果并不好，生育率从1.26%小幅提升到1.45%，然后又快速降回去了。

以日本为镜

在老龄化压力下，中国未来面临的趋势与日本是类似的，日本目前的老龄化现状，很可能就是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前景。

如果老龄化不可避免，政策上也无解，那么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会越来越小，最终导致经济活力减弱，从而走向“日本式”的经济停滞。

易富贤将生育率低的原因分解为三个部分——“心理上不想生，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

除了放宽限制外，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或者奖励，也可能影响生育意愿。

心理指的是社会发展年轻人心态的变化，生理方面则是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推迟，造成不育症比例不断走高，改变两者的难度都很大。“中国能做的就是在‘养不起’的问题上做文章。”

“我觉得很难，几十年的慢性病，声称靠一剂中药就能够治好的，肯定是骗子。”易富贤说。

贺军还指出，大家对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可能存在误解，这是在富裕水平上的低增长，即使增长极慢甚至停滞，日本国民仍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

“但中国不同，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仍在努力爬坡，如果在中等收入阶段就遭遇老龄化较大的压力，这肯定会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理性看待低生育率

贺军认为要理性地看待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首先，随着经济繁荣、城市化程度提升、养育成本升高、人们对个人生活质量和个人价值实现等观念变化，都会带来生育率降低，生育率降低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此外，低生育率虽说是发达经济体都在面对的问题，但确实在东亚国家尤为严重。事实上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城市人口密度高；重视教育导致养育成本高、婚育年龄大；以及非婚生子比例低等。

但易富贤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些共性之上，还受到实施近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发达经济体都面临老龄化，可以说它像山顶的巨石，缓慢启动，滚下山来，势不可挡；但中国的计划生育就像是有人在悬崖边一脚把巨石踢下，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