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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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表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必然选择，它将带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性变化。

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外需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内市场增速明显，消费增长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内挤外压之下，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然选择。

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着行政管制、各自为政的竞争发展格局，以省域为界的发展思路引发了诸多问题，各地之间发展不均衡更是引发全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张明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将带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性变化、重组生产资源和资本要素，释放新增长潜能。

张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张明及其研究团队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尤其是在新型国际形势下的风险、机遇等，做出了多次有前瞻性的分析和预判。

2021年，张明与团队出版《五大增长极》一书。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张明和团队就开始就新时代中国区域一体化进行深度研究，尤其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西三角是当前中国最富增长潜力的五个经济区域，出版了多部在市场上引发关注和影响的报告。

中国五大增长极的优势与不足

FT中文网：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五大增长极》？

张明：你看我这本书的封面，用“弯弓搭箭”这个比喻就把五个区域联系起来。

弓背是三个城市群组成，由北到南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中间的那只箭自西向东则是西三角、中三角，以及与弓背交汇的长三角。这五个城市群构成了中国经济最具增长潜力的五个区域。

区域先行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策略之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很可能就是代表这五个核心区域的五个城市三角形。无论增长动力还是投资领域，市场与投资者都应该集中关注这五个城市三角形。

FT中文网：五大发展区域，您最看好哪一个？

张明：我最看好的是粤港澳大湾区。该区域有三大优势。

首先，这个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有异议。市场化程度高、服务型政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优势，这就意味着市场效率高，这是商业繁荣的基础。

第二，经过几十年发展，粤港澳区域已经把科技和金融这两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充分融合协调，两者之间可以形成市场合力。在这里有你能想到的一大批中国的优秀高科技企业，还有深交所，由此建立的多层次融资市场，帮助不同程度的企业发展，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

第三，这也是其他几个区域没有的优势，香港和澳门的加入使得这个区域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拥有一个完善的离岸金融市场，亦是吸引国际资本进入的最佳跳板。同时，香港拥有亚洲最好的教育资源之一，众多高校培育了大批高水准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深圳的一个短板，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到的教育。

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明显，但也有几个方面需要提升。

首先就是我刚提到的教育资源，以及医疗资源等公共产品。虽然这些年深圳引入了很多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但源自深圳的的顶级高校尚未出现。我把粤港澳大湾区跟硅谷湾区对标，两者有很多相似性，但其中一个明显差别就在于高校资源，后者的繁荣与斯坦福大学等顶级研究型高校的成功、以及围绕斯坦福生长出来的风险投资生态密不可分。

这个地区另外一个情况是核心区域发展很好，但是外围区域发展层次较弱。相较于长三角均衡发展，广东的粤北和粤西等地区现在仍是欠发达地区。从卫星上看夜晚的中国，只有长三角地区夜晚灯光分布均匀，整个区域都是明亮的，珠三角则是沿着珠江和沿着海岸线的方向灯光明亮。京津冀对比更明显，只有北京和天津两个区域格外突出。

如果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能够得到改善，粤港澳大湾区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三，我认为是潜在隐患，就是深圳的房价。过高的房价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能够在这里发展的企业只有两类：第一是金融企业，第二是发展到巨头的科技企业。房价过高，影响最大的就是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

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深圳的城中村其实是深圳的资产，而不是负债。它为很多来深圳的年轻人提供了立足之地，同时也降低了很多中小型公司的成本。

对于深圳而言，某些热点区域高房价不可避免，少数人的确有这个购买力。同时，深圳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更多人提供价格适中的住房，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深圳的竞争力，帮助粤港澳大湾区获得更大发展。

FT中文网：怎么看长三角发展？

张明：长三角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我之前提到的区域发展均衡，而且浙江的均衡程度、一体化程度又高于江苏，所以中央把共同富裕示范区给了浙江，也是颇有深意。

一方面，未来15年，共同富裕将是未来中国的一个核心词汇。另一方面，长三角是中国唯一一个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旗鼓相当的区域。江苏和上海是国有经济更胜一筹，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势头更好，综合一下两者都不错。

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是民营经济的天下，而京津冀则是国有企业优势明显。

另外一个特点，也是长三角的短板，那就是这里孕育出了一大批民营企业，但是却没有像粤港澳大湾区一样，成批地生长出很多世界级的公司，阿里巴巴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代表。

这里有很多原因，我想特别提到一点：那就是省际竞争。你看粤港澳大湾区，除了港澳之外，剩下其他的城市都在广东地区。这里没有省际竞争，其他几个区域都是横跨几个不同的行政省市。现在我们考核省委书记的KPI很重要一点就是当地GDP，那么每个省当然会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跨省融合并不容易。

但它的优势是发展均衡，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齐头并进，为接下来融合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另外，长三角是中国产业配套最完整、产业链最密集的区域，所以这里是中国推动内外循环的示范区。

接下来为推动共同富裕，在这个区域将出台一系列政策，这些都让人非常期待。

FT中文网：怎么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张明：京津冀的问题在于，北京优势太明显了，虹吸效应导致河北发展相对落后，而国有企业优势明显导致民营经济发展不足。

但这里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优势，

第一是政策优势明显，资源调配能力强；

第二是学校、医院等公共资源丰富。全国最好的高校1/3集中在这里，三甲医院的数量也是全国前列。但可惜的是北京的公共资源优势并没有向外扩展。

雄安可能是未来京津冀一体化的新突破口。雄安的功能之一就是疏解北京的大城市病，把一些非首都功能搬迁过去。随着更多的国企、学校和医院疏解到雄安，进而带动河北的发展，只有河北发展起来了，京津冀的未来才能更有吸引力。

FT中文网：怎么定义中三角？为什么选择了郑州、武汉和合肥三个城市？

张明：这三个城市都因为高铁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郑州和武汉曾经是中国交通大枢纽，但航空时代使他们的优势下降。合肥过去的交通枢纽角色不突出，没有占据任何交通要道，靠不上京九线也离长江很远。但这三座城市因为高铁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它们是为数不多拥有米字型高铁的城市，是高铁最密集的城市，它们之间距离也不远。

更重要的是，通过它们可以链接其他几个城市群。中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大通道，也是生产网络当中重要一环。

对民众而言，这里房价适中、教育和医疗资源丰富。除了郑州稍微差一些之外，武汉和合肥都是教育重镇。武汉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相当于武汉十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大学生；合肥的实力也很强，中国第三个国家科技城市，它现在也是网红城市，新能源汽车的重镇，在这里产研一体化是趋势。

怎么样留住年轻人，吸引更多人才来到这里，是这个区域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

FT中文网：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入选的区域，怎么看西三角的发展？

张明：长期以来，成都和重庆都是西部地区的核心城市。对于第三座城市，我们在西安和贵阳之间考虑了很久，最终选择了西安。因为西安拥有非常优质的教育科研资源。

西三角三大优势：第一是可以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第二是这里的教育、科研水平都很高，它们完全可以排进全国前十，总体比较强；第三就是人力成本相较于其他几个区域要低很多，可以很好对接从粤港澳和长三角溢出的产业；同时，人的幸福感也很高。

但整个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差异大，尤其是落后地区不少，西三角在探索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地辐射这些地区，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如何避免不同区域之间差距过大？

FT中文网：五大城市群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这些城市之外的地区呢？是否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张明：我们有三个纬度来分析中国。

第一个是瑷珲-腾冲线。这样五大城市群都在东南部，西北一个都没有；另外一个是几何中心线。沿着中国地图中心线拦腰一切，占据中国50%版图的西部就只有西三角一个亮点。第三个是秦岭淮河分界，只有京津冀在北边，再加上郑州和西安的一部分。

现在摆在政府面前有两个难题：第一是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让经济要素按照需求向五大区域积聚，那么未来中国的不同区域差距会很大，也许十五年后我们看到的中国就跟今天不一样；

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出手干预，让资源要素都留在当地，不能自由流动，那么中国继续成为割裂的大市场，各地都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从而变成了“低水平均衡”。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还是会倾向于让资源要素更加市场化的流动。另一方面重点改善中国农村的发展。

中国目前贫富分化最重要的一块还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民生差距大，那么农村问题怎么解决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五大城市群的发展。究竟是希望这些人都留在农村，大力振兴乡村，还是说鼓励这些人往五大城市群聚集？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人都是趋利的动物，他总愿意去对他更有利的地方。与其花大力气把人都留在农村，不如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进行城市化，农村人口少了，自然生产效率和科技水平就会提升，具备了现代化生产的基础。

当然，想要让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农地改革，推动农地流转等配套改革，使他们具有财产性收入，从而推动这部分人口收入增加，会缓解贫富差距。

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同时，对于高收入阶层，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政策。对财产性收入增收税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包括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都可能相继提上日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要想带动更多人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转移支付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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