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已成舆论战前线，北京派秦刚出使的核心考量（图）

到7、８月之交，曾与中国外长王毅、副外长谢锋一同于天津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的前副部长秦刚已正式开始了他驻美特命全权大使的使命。虽然秦刚抵达之后即发表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等热情洋溢的讲话，但华盛顿方面似乎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亲善：中国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回国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团队没有送行。秦刚到任后，美方也没有派员出面迎接。

考虑到秦刚在此前中美舆论战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中美目前在舆论战中瞠目相见的客观环境，加上拜登（Joe Biden）政府大量启用政界耆宿的局面，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熟人过招的局面，秦刚的出使，让彭博社等权威媒体判定“北京正面临着同华盛顿方面的长期紧张关系”之际，令中国驻美使馆成了中美舆论战的前线重要据点。

专业技术官僚的下一步

的确，秦刚没有出使经历，但他曾三度派驻英国。此外，在2005年至2010年，秦刚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礼宾司司长等职，至2018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这一履历展示了秦刚作为中国外交部技术官僚身经百战的一面。

此外，秦刚在中美舆论战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尤为突出，其“强硬且直接，不像过去答非所问或遮遮掩掩”的发言风格，使之在中国外交部展现了脱颖而出的攻击性。加之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他对细节尤为谨慎，又长于临场应变，这使得他因此成了担任对美舆论战的理想角色。在北京于6月后开始于加拿大原住民、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等问题上发难之际，跳出美国的“话语陷阱”、从美国手中争夺话语权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一改传统的儒雅、温良恭让的传统公共外交，转向激进的舆论战，这种变化让很多观察家有点难以接受。

尤其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2017年末造出“战狼外交”这个概念，并把它贴到以秦刚、赵立坚为代表的一批敢言的中国外交官僚身上后。随着这些行事以针锋相对著称的官员们逐渐代表北京的声音，这让西方大国开始怀念老一代北京外交官员的“儒雅”、“平和”。譬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即指出，刚刚离任的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外交风格“更为传统，稳健温和，有别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一代外交官”云云。

但总的来说，外界总应该发现北京的舆论战主要是在这两年以反击态势展开的。即便是西方观察家口中“稳健温和”的崔天凯，他在2020年也专门在《纽约时报》撰文反击新冠之后美国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恶意指责，只不过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一般外事活动及传统媒体领域，才让目光聚焦新媒体、社交媒体的西方世界认为其与中国新生代外交官有所不同。

重构关系下的新对策

崔天凯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在中美关系需要“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击之间作出选择”之际，华盛顿在2021年3月时安克雷奇对话呈现的态度就足以说明些问题：其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一番说教，不仅让当时的中方代表团基本没有任何回旋空间，也让北京明确了“美国的老毛病要改一改了”的新基调。

此后，美国在新疆棉花、新冠溯源等问题上掀起的中国威胁、中国挑战、制裁中国等务虚风潮，以及在同期派遣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副国务卿舍曼前往中国，希望中国在气候危机、禁毒、防核扩散以及包括朝鲜、伊朗、阿富汗和缅甸在内的地区问题上提供“帮助”的做法更显出了美方一面“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一面以实际行为打压中国的做法。

有分析认为，自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美国发动的宣传战正在将中美之争渲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淡化中国取得的现代治理成就，一方面争取美国内民众的支持，一方面拉拢其他相似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中国造成围堵态势。

北京因此有必要加大在宣传战上的力度，不仅应宣传其对民生福祉的重视、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国际社会的治理改善所作出的贡献。还应该针对西方世界，采取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以赵立坚代表的立足社交媒体，与近20万推特用户互动，有近百万关注者的意见领袖（KOL）型外交官已经成为北京舆论战转型的重要标志。

目前，美国仍继续在各个领域不断制造议题，对中国展开舆论战。譬如近期的新一轮新冠溯源正是如此。中国如果仅仅是消极防御很容易陷入被动，对此，北京也在调整议题，譬如赵立坚就抛出了“美国是病毒扩散国”的新信号。

此前谢锋作为主管中美关系的外交部副部长，驳斥了美方“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这一发言近乎于昭示了中方将在国际舆论中进一步加大对美国这类做法的反制。考虑到当时身为准驻美大使的秦刚也参与了会晤，此举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他未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