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口之家挤在两卧公寓，低收入打工人被迫“蜗居”，疫情在住房拥挤的社区传播更快，租金压力正让悉尼人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

被迫“蜗居”

悉尼住房危机严重

租金和房价上涨正迫使悉尼的一些家庭不得不共享狭小的空间，甚至有八口之家住在两居室公寓里。

那些在封锁期间让悉尼维持运转的必要工作者同样面临巨大的租金压力，他们只能在位置和质量方面做出妥协。

而住房过度拥挤，竟成了难以消除疫情的一个关键原因。

八口之家挤在两卧公寓

悉尼的住房危机，正迫使一些大家庭将生活空间压缩到极致。

社区团体警告说，“过度拥挤”的生活状况正在缓慢但长期地增长，经常有报告说，八口之家住在两居室公寓里。

“过度拥挤”指的是，每间卧室居住两人以上，5岁以上不同性别的儿童不得不共享一个房间，以及任何18岁以上的单身家庭成员不得不共享房间。

居住在Greenfield Park的Asman一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四居室的独立屋中，六个孩子中有三个挤在一间单人卧室里，全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Asman希望能买得起更大的房子，但他说：“即使是现在这小房子，我们也找了一年多才找到。我们也申请了其他房子，但没有通过审核。”

201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在之前的15年里，“过度拥挤”的情况增加了74%。包括 Canterbury、Fairfield、Merrylands、Guildford、Strathfield 、Burwood和Ashfield在内的地区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面临着高度或严重的拥挤。

在这些地区，新州租户联盟（Tenants Union NSW）提供的四居室以上房屋租金中位数为每周580至960澳元不等。内城区的价格更高，CBD的价格甚至达到2050澳元。

悉尼必要工作者工人面临租金压力

除了大家庭之外，悉尼的必要工作者——那些在封锁期间让悉尼继续运转的人——同样面临巨大的租金压力。所谓的租金压力，是指低收入家庭将收入的30%以上用于住房。Domain的租金数据与澳大利亚税务局最新的工资中位数的比较显示，悉尼没有一个区是养老护士、超市经理和工厂工人等必要工作者担得起的。

而对于工资较低的双收入家庭来说，找到负担得起的房子也是一个挑战。

比如，一名商业清洁工和一名儿童保育员的年收入总和约为62,950澳元。他们的选择将主要限于西部、西南和中央海岸的单位，像 Tempe（350澳元/周）和Croydon Park（360澳元/周）这样的郊区只能说是勉强够得到。

如今市场上最便宜的房子，一个没有停车位的工作室，每周租金也要220澳元，仍然会让收银员、商业清洁工、送货司机和儿童保育员面临租金压力。

即使是收入中位数略高于98,700澳元的护理人员，如果在市中心15公里范围内寻找房子，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住房拥挤是疫情难消的关键原因之一

Grattan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Brendan Coates表示，日益恶化的负担能力使许多主要城市的必要工作者更难获得住房，迫使更多的人前往郊区和住在过度拥挤的房子中。

Patterson Ross和Coates都认为，住房过度拥挤是悉尼西部以及墨尔本北部和西部郊区难以消除疫情的一个关键原因。

新冠病毒在家庭较多、住房更拥挤的社区中传播更快，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家中隔离。而这些家庭中，可能有更多的人从事需要他们离开家的重要工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富裕社区的人更有可能在家工作。更少的人口住在更大的房子里意味着更容易被隔离。

结语

拜租金压力所赐，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得不在同一间卧室，争夺茁壮成长所需的空间；而在封锁期间让悉尼继续运转的必要工作者，只能在住房的位置和质量方面做出妥协，以维持生存。更令人叹息的是，住房拥挤使他们成了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终究难逃贫穷带来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