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能够靠学习得来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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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聘请的快乐教练是金莫灵（Lydia Kimmerling），她在伦敦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快乐探险家”（Happiness Explorer）。

金莫灵表示，“新冠疫情的确让人们开始自省，思考自己究竟是谁，到底要追求什么？很多人们都这样告诉我。”

37岁的金莫灵过去也挣扎于追求快乐，后来决定当起快乐教练，并在2010年创办自己的公司。

“我自己以前也不快乐，那个时候我常告诉自己‘瘦身后就会快乐’，‘赚更多钱就会快乐’，‘谈恋爱就会变得快乐’。”

“但是我后来了解到，我自己并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我把快乐寄托于未来的希望上面。”

金莫灵从事快乐教练之前，先完成了一个由国际教练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aching Federation）认证的三年的课程，该组织是一个全球性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专业化教练。

“我和人们合作帮助他们达到目标，创造他们想要的人生价值，先让他们了解自己是谁，想要改变什么。”

“快乐教练就像是一个人生导师，但是他们更注重人们在生命中找到快乐，而不仅仅是更大的满足感。”

金莫灵表示，2020年3月以来，她的快乐教练业绩增加了三倍，现在她的团队有10名教练，在全世界各地一共有3000位客户。

她公司的客户中，70%的是私人客户，30%的是企业客户。由于新冠疫情让企业更注重员工需求，因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聘请快乐教练。

根据职场生涯社交媒体领英（LinkedIn）的资料，过去一年来人生导师、快乐教练或商业教练的需求增加了一倍。

领英的英国经理钱柏林（Janine Chamberlin）也有同感，“新冠疫情促成了一波技术革命，许多人利用在家的时间投资自己学习发展，求职或转换生涯跑道，或在原有工作求取晋升，或寻求个人发展和养生。”

领英网站上登记为人生导师的就有将近20万，其中1.5万在英国，登记为快乐教练的全球有1600人，116人在英国。

批评声音

然而，快乐教练也不乏批评者，包括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社会学教授伊罗兹（Eva Illouz）和西班牙马德里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学（Camilo Jose Cela University）的研究学者卡巴纳斯（Edgar Cabanas）。

他们两人合著了一本书《制造快乐公民》（Manufacturing Happy Citizens），书中论述快乐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条件，但是快乐教练产业却对此视而不见。

他们举例说，如果你失业找不到工作，患有疾病，或者情场失意找不到意中人，那么你很可能根本快乐不起来。

“如果快乐真的有钥匙的话，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找到快乐了吗？快乐教练产业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不贩卖快乐，但他们卖的是那个你必须持续消费他们产品才能达到越来越高层次的快乐。”

“我们不否认有些人的确只需要转变心态就能找到快乐，但是快乐教练这个产业，就好像是用止痛药来治疗流血不止的严重外伤。”

“也许它能短时间之内减轻痛苦，但伤口并不会痊愈，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另外一些人对快乐教练的价格不敢恭维。快乐教练通常要价每小时60至120英镑，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与此同时，合格心理学家杜夫（Stuart Duff）担心，快乐教练这个产业缺乏管理规范。

“在对付抑郁、不快乐或精神健康等问题上，合格的专业人士非常重要。这些都是有可能会改变人生的问题，如果让不合格的人来处理可能会造成伤害，发生情况恶化或出现错误评估。”

但是在伊维萨岛的米尔斯表示，她很感激快乐教练给她的帮助：“她教给我很棒的工具，帮助我正向思考，我现在感觉很好，每天提醒自己，我能够选择自己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