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孙力军傅政华式人物重现 中国公安改革要找准病根（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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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2018年落马的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近两三年中国公安部已有三位副部级高官被查。同时，2020年重庆公安局局长邓恢林、上海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被查，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投案自首；2021年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中国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孟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杨福林等多人被查落马，这凸显了中共净化、改革“公检法系统”的决心。

2016年4月25日至26日，中国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17年后中国再次召开同类会议。它表明中共开始关注“政法队伍建设”。2019年5月8日至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距离2003年11月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的第二十次会议，已经过去16年，这次会议可谓吹响了公安改革的集结号。2020年7月中共启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计划至2022年一季度（3月）前，完成教育整顿任务。

从一系列政法领域工作部署和最近一众落马的政法系老虎看，习近平开始重点推动“刀把子”的现代化变革，在政法系统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法系统特别是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它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惩治社会犯罪的重大责任，与广大老百姓的生活联系紧密，习近平“加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十分必要。

刮骨疗伤，去除存量腐败是深化政法领域改革的必要步骤，只有把政法领域的害群之马，特别是占据关键位置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才能为中国政法领域走向治理的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吏治基础。不过，清理存量腐败只是治标，要保障以后中国政法领域的风清气正、廉洁奉公，关键还是要建立预防腐败的现代监督制度。

以前，中国公安政法系统腐败问题多发，就是因为其手握重权，但同时又缺少应有的监督机制。作为“刀把子”部门，公安机关多涉事敏感，经常封闭办案，甚少接受社会监督、媒体监督，这就为秘密的利益输送创造了条件。而犯事者多想花钱免灾，向办案人员行贿难免经常发生。面对重重利益诱惑，周边又没有监督的眼睛，手握执法权的关键人物很可能被各种物质利益攻陷。

特别是在查处集团经济犯罪，如在扫黄、扫黑办案时，公安机关将面临巨额的物质资产处置，必然会被各种利益集团围猎，其中的利益多以百万千万计，相关意志不坚定的公安领导层往往很难抵御金钱的诱惑。而有些地方，公安部门还有创收任务，他们需要对处在灰色地带经营的企业，动辄采取巨额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等措施，这必然也让“权钱交易”更加自然地在暗地进行。

因此，针对以上种种问题，中国公安政法领域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改革，加强对执法机关的多重监督，并尽量杜绝公安机关与利益挂钩，实现公安改革的去利益化。如何监督公安等执法机关？在加强内部督察、社会举报的同时，让媒体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仍是可以加强的地方。除此之外，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改变以往的“侦查中心主义”，让法院有更多的独立性，来判断对公安的侦查取证是否依法采用，这不仅可以降低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也可以对公安机关的办案形成某种制约机制。公安失去了定谁有罪的权力，原来那些试图围猎权力的利益也会随之消散。

在去利益化方面，中国应坚决放弃让公安机关创收的思维和做法，减少公安执法人员与利益挂钩，保证他们执法时心无杂念，依法执法。同时在查处涉及重大利益案件时，公安内部可形成独立的监察系统介入办案，办案、督察同时进行，也可以减少利益集团对执法人员的围猎。总之，中国完成公安机关的去利益化改革，从制度层面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孙力军、傅政华这样的堕落、腐败官员，才能够更少的在公安政法领域滋生、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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