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移民剥削调查：隐藏在身边的阴暗秘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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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工资、剥削和现代奴役在新闻报道中往往是互无关联的丑闻，但对澳大利亚的许多新移民来说，它们是不可避免的惨痛经历。

多年来，曼迪和詹姆斯(化名)梦想着移居澳大利亚，获得公民身份，远离中国的专制和社会不公。

夫妻二人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移民中介的代理。他们说，这位移民代理表示，花10万澳元能买到工作签证的雇主担保名额，这个签证在几年后可以转为永久居民签证。

在澳大利亚，购买雇主担保名额是非法利用移民制度的行为。

但是，尽管雇主担保签证原本的目的是允许企业从海外招聘熟练的员工，雇主担保名额却被移民代理“明码标价”，为乐于参与这种欺诈行为的雇主寻找顾客。

虽然许多移民确实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永居，并最终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但以这种非法途径移民的人士面临着被精神操纵和剥削的高风险。

“我们从一个专制国家过来，从来没想到澳大利亚比专制社会更糟糕，”曼迪说。

为了筹到这10万澳元的好处费，以及让他们维持生计的存款，夫妇二人卖掉了房子和资产，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了移民澳大利亚上。

凭借在中国酒店行业逾10年的工作经验，曼迪在2019年得到了一家澳大利亚酒店的雇主担保提名，职位是酒店经理。

然而，曼迪声称在她抵达澳大利亚后，雇主以她的英语能力不足难以胜任管理职位为由，指定她在酒店从事各种其他类型的工作。

曼迪说，她几乎每天都要工作，洗碗、打扫房间、帮助打理厨房、在餐厅接待顾客。任何一天，哪里有需要，她就要完成这些任务。

她很快就出现过劳状态。她说，由于有时候太累而无法起床，她的丈夫詹姆斯开始帮她干活——虽然他从未正式受雇于这家酒店。

由于夫妻二人在这家酒店里租了一个房间居住，所以他们被要求24小时待命，而且二人都没有薪水。

虽然麦迪的银行账户里确实有工资进账，但夫妻二人坚称这些工资是雇主要求他们提前把现金交给雇主，然后再转账至麦迪的户头。这是雇主担保协议的一部分，目的是在表面上显示麦迪收到了工资。

虽然他们解释道这项雇主担保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免费为雇主工作六个月，但曼迪说，她为雇主免费工作了将近两年。

“他们在脑控[精神上操控]我们，”曼迪说。

“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目标，而且[中介和雇主]一直跟我们说，再忍忍，不要说出去，这样我们就能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起初，她认为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像她这样工作，过度加班而且没有报酬。

曼迪说，当她提出对这项协议的顾虑时，移民代理或雇主会做出一些小的让步，比如让她每周放两天假，暂时做出了一些改善。

但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糟——雇主曾威胁要曝光他们的协议，从而让他们失去签证甚至被驱逐出境。

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雇主担保工作签证是非法获得的，夫妻二人担心受到制裁或被驱逐出境，因此他们不敢联系有关部门或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任何人。

曼迪经常在晚上流着泪入睡，她觉得无路可走，内心满满的羞愧和尴尬令她不好意思把经历告诉家乡的亲人朋友。

“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澳大利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我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麦迪说。

夫妻俩期盼着至少能在几年内获得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身份，于是他们继续靠自己的存款生活，互相之间给予情感上的支撑。

“你投入得越多，就越不想失败，”她说。

“所以我们忍了下来，不敢说出来，[就是希望]能实现在澳大利亚定居的梦想。

“没人知道我们在免费打工，掌握我们命运决定权的是雇主，而不是澳大利亚政府。”

两年来，在整个新冠疫情期间，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曼迪和詹姆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失去了健康、金钱，还有希望，我们甚至不能回中国了，”她说。

“家人都觉得我们在澳大利亚活得很滋润。”

然而，在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的例行检查中，夫妻二人说他们被告知他们的雇主正在接受调查，而他们的情况也正在接受调查。

在损失了几十万澳元，并且终于认清自己永远不会获得永居签证之后，他们逃离了酒店。

由于不确定该怎么办，他们联系了公平工作委员会和一名律师寻求建议。在他们的帮助下，夫妻二人和雇主之间的劳资争议案件将于明年在一个仲裁法庭开庭审理。

曼迪的雇主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表示已经支付了工资，雇主还否认了麦迪的丈夫詹姆斯是其公司的员工。

不过，一位代表这位雇主发言的律师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由于仲裁法庭正在受理这一案件，他们无法直接回答与诉讼相关的更多具体问题。

ABC亦曾多次尝试与夫妻二人的移民代理取得联系，但该移民代理在记者发稿前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曼迪和詹姆斯目前持旅游签证在澳大利亚等候庭审结果。

不过，尽管存在所宣称的剥削行为，曼迪和詹姆斯坚持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的案件能够得到执法部门的关注。

统计数据显示，在澳大利亚受到严重剥削或现代奴役的受害者中，每五人中只有一人能被执法部门获知，尽管目前全国估计有1.5万名受害者。而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受害者约有4000万人。

如果曼迪和詹姆斯最终获得了永居身份和澳大利亚国籍，或者在此过程中被驱逐出境，他们的经历就永远不会得到报道，他们只不过会被纳入另一组统计数字。

“隐性犯罪”

虽然驱使曼迪和詹姆斯发声的情况特殊，但他们的经历却不是个例。

每年，一些新移民通过移民系统的漏洞来到澳大利亚，在被剥削中生活和工作，结果是获得永居或被遣返回国。

我们无法统计类似案例的人数，因为成功获得永居的新移民一直保持沉默。

“政府知道这个系统有问题，但如果不进行调查，就会任由这些犯罪分子滋生，” 前中医按摩师小敏 (化名)告诉ABC。

2016年，小敏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当时的她与曼迪和詹姆斯的境况相似——她也希望通过假的雇主担保协议获得永居。

但在维州的一家按摩店被雇主剥削了几年后，小敏说，她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在澳大利亚的生计，于是在2019年底返回中国。

“民主国家所谓的平等、公正、人权…… 这些[在我的经历中]都一无用处，”小敏说。

ABC曾在过去两年间多次联系小敏的前雇主并请其置评。虽然他们曾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更详细的回应。

像7-11这样的大公司少付工人薪资的新闻报道已经登上了头条，但研究显示，剥削、少付薪资和其它非法操作已成为常态。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大多数被剥削的人是自愿的。

记者在过去三年就本报道进行调查的过程中，ABC定期访问和接触了超过100名临时签证持有者，他们在工作场所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削，其经历随着跟踪访问的进行亦逐渐展开。

大多数人都不想公开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危及自己的未来或就业前景。因此，为了保护隐私，我们更改了受访者的姓名。

在ABC采访的对象中，既有背包客，也有每小时工资不到12澳元的留学生，这一时薪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甚至还有遭到严重剥削和现代奴役的极端案例。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遍布澳大利亚繁华的城市中心和枢纽地带的场所工作，而这些场所正是数百万澳大利亚人每天驱车经过或常去的地方。

即使在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之后，许多新移民由于语言障碍、不了解自己的权利或如何获得帮助，他们数十年来仍在受剥削的条件下工作。

今年8月，ABC向社会公开征集在工作场合受到剥削的案例，一位回应者在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总结了人们对这件事情的普遍看法：

 “要是提供不剥削移民工人的生意当例子，那就容易多了。”

鉴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利益存在一致性——用廉价劳动力换取永久居住权或额外的现金收入用于逃税，专家们表示，工资过低和少付工资的现象已经非常正常，以致于基本上“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内，成为了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

“至于有多少人在澳大利亚是现代奴役的受害者，很难给出一个数字，”艾琳·奥布莱恩博士说。她是昆士兰科技大学现代奴役课题的研究人员。

“部分原因是这是一种‘隐性犯罪’，我们往往看不到它，也无法尽可能轻而易举地识别出来。

“最常见的这类案例是，有人确实是自愿来到澳大利亚的——他们是来学习、旅游、工作的，或者是想成为社区的一员，而当他们来到澳大利亚时，往往遭到肆无忌惮的雇主的剥削。

“我们看到很多案例都被警方视为非法移民或违反签证规定的人，但实际上这些人是人口贩运的幸存者。”

低标准的工作条件和工人报酬过低与“现代奴役”不同，后者是指采取胁迫、威胁或欺骗的手段来剥削受害者或侵害其人身自由的极端情况。

然而，研究人员说，像少付工资和低于正常标准的工作条件这样的犯罪，往往是一些人可能或接近于遭到现代奴役的前兆和指标。

2017年，一项对来自107个国家的4300多名临时签证持有者的调查发现，“澳大利亚有一大批沉默的底层移民工人，他们在至少12个行业中的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就在我们的身边，在餐厅、酒店、美容院、生果店、烘培店、出租车等候区、超市和外卖商店，工人都可能在遭受剥削。

“为什么唐人街的水饺这么便宜？”一位受访者开玩笑地说道。

奥布赖恩博士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人在享受廉价商品和服务时要意识到幕后可能存在剥削。

“很多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剥削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中，”她说。

据估计，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薪酬的“黑色经济”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至15%。这意味着全国每年有数百亿澳元的薪水没有纳税，并且从非正式的就业市场中蒸发。

然而在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把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非正规劳动力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划清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移民部副部长阿布·里兹维（Abul Rizvi）目前在迈克尔逊·亚历山大咨询公司（Michelson Alexander）担任移民政策和临时签证方面的特别顾问。他说，付费获得雇主担保提名的移民至少拥有正式的全职就业权利。

“和所有其他临时居民相比，得到担保的工作签证持有者拥有更多的法律保护，”他说。

里兹维先生所指的“其他人”包括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打工度假签证和季节性工作签证持有者，季节性工作签证持有者包括持新推出的农业签证工作的太平洋岛民。

“最底层的是来寻求庇护的人，”他说。

“他们是最脆弱的人群，他们完全不会报案，也不会向任何人抱怨，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后果]。”

这种现象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质疑，也让人们怀疑，这一现象在许多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商品和服务上随处可见。

ABC采访的大多数被剥削工人都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鉴于此，找出并填补剥削漏洞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Fair Work Ombudsman）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由于对澳大利亚工作场所权利和待遇的了解有限，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因素，移民工人在（我们的）调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过高。”

“2019年至2020年，我们提交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中，有44%涉及持有签证的工 人。”

这名发言人表示，这一数字在2020年至2021年间略下降至32%，原因是澳大利亚因新冠疫情而封城。

如今，随着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尝试全面重开，接受ABC采访的几家企业承认，他们的员工数量根本不足以达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一些老板甚至承认，他们的经营模式依赖于向移民员工支付过低的报酬，而移民员工往往也会加班。

“是时候回家了，”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去年在澳大利亚关闭国际边境时对临时签证持有人和国际学生说。此举将数十万有望来澳的移民阻挡在国门之外。

经历了近两年的封锁之后，如今我们需要他们重返澳大利亚，帮助重振经济。而具有剥削性质的行为和协议也将卷土重来，成为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基本。其规模预计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填补漏洞

尽管零星报道显示澳大利亚政府打击了一些涉及剥削和现代奴役的个例，但专家表示，当局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毫无疑问，移民工人对澳大利亚非常重要，”奥布赖恩博士说。

“他们对我们的经济很重要，他们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如果我们不公平地对待这些工人，那么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就无法为我们的社区做出如此杰出的贡献。

“因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真正地解决。现在。”

ABC采访了多个澳大利亚执法机构，请他们对打击剥削的举措发表评论，并为当前的受害者提供建议，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AFP）和内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后者是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ABF）和移民代理人登记局（OMARA）的所属部门。

“人口贩运、奴役和类似于奴役的做法正在澳大利亚这里发生，”一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的发言人说。。

“大多数非澳大利亚籍的受害者主要来自南亚、中东，最近也有人来自太平洋地区，[最常见的现象]是劳动剥削和强迫婚姻。”

澳大利亚当局鼓励吹哨人和犯罪受害者通过以下渠道和链接发声和检举自己的经历，不用担心受到当局的制裁，其中包括对移民代理违反规定的可疑行为进行举报。

“政府定期调整移民和临时入境政策，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并确保移民拥有必要的技能，以促进和融入澳大利亚社区，”一名内政部发言人说。

移民代理人登记局 OMARA的一名发言人补充说，该机构定期与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接触，“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调查涉及注册移民代理人和非法移民援助提供者的犯罪和移民欺诈的行为。”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一位发言人向ABC表示：“雇主不能取消你的签证，即便你已经违反了签证条件，只有澳大利亚内政部可以发放、拒绝或取消签证。”

“[我们]与内政部达成了一项保证协议（Assurance Protocol），据此协议，拥有工作权利的签证持有者可以向我们寻求帮助，不必担心他们的签证被取消。”

里兹维先生表示，尽管澳大利亚有现行法律和执法途径来监督和堵住这些漏洞，但剥削现象的比例、规模和范围远远超出了当局的资源和能力范畴。

“我认为，参与其中的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说。

联邦警察局的新闻发言人告诉ABC，“公众在反对现代奴隶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传统上，人口贩运是一种未被充分举报的犯罪，但在过去七年中，澳大利亚联邦警方接到的举报和进行的调查在稳步上升，”这名发言人说。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从而保护那些容易受到这类剥削性犯罪伤害的人群。”

2019年，联邦政府推出了《反现代奴役法》，其中规定企业必须查明和报告供应链中的剥削风险，确保其运作合乎道德规范并保持透明。

但这项规定只适用于澳大利亚市场中年综合收入至少一亿澳元的大企业和实体，这意味着许多非法担保新移民的小企业不受这项法律的限制。

协助制定该法案的御用大律师弗利茨蒂·洁睿（Felicity Gerry QC）表示，这项法案相当重视全球供应链中的剥削问题，但没有恰当地解决澳大利亚眼下存在剥削和现代奴役的事实。

“大多数人认为奴隶制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而遭到废除，但这本质上只是意味着对一个人拥有所有权不再合法，”她说。

“在过去，拥有一个人是合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一夜之间就停止了。

“所以现在的分类包括在一系列不同的就业情况中的所有权奴役、奴役，以及强迫劳役。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也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存在，其中包括澳大利亚。”

洁睿博士表示，澳大利亚拥有一项国家行动计划和一些可行的立法，但其中存在“漏洞”，例如，都依赖于受害者公开自己的经历并走司法流程。

同时，少付工资和故意拖欠员工工资实际上并不是一项联邦犯罪。这种行为目前只在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属于刑事犯罪，而这两个州也只是在去年将这些行为纳入刑法。

此外， ABC在调查时了解到，许多遭受严重剥削的受害者在获得永久居留权或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后，反过来又开公司继续剥削后来的移民工人，甚至如出一辙地为移民工人提供非法雇主担保。

“当他们来到澳大利亚，他们为一个严重剥削他们的雇主工作，”移民权利倡导者兼联合工人工会（United Workers Union）的成员组织者杰奇·陈（Jacky Chen）告诉ABC。

“而当他们获得永久居留签证，创建自己的企业后，他们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陈先生补充说，他移民到澳大利亚时也受到剥削。

“我见过许多雇主在被追究剥削工人的责任时伪造工资单或证据，”他说。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总能逃过处罚，而处罚力度太弱，吓不倒他们。”

一些接受ABC采访的雇主认为，未与雇员达成正式雇佣关系的后果只是支付一笔小额罚款，他们对此不屑一顾。

专家表示，打击性质严重的剥削并非不可能，但要打击那些没那么明目张胆却更具普遍性的案件难度则大得多，比如给留学生支付的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里兹维表示，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保障执行移民法规的结果是，与移民工人竞争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被拉低。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意识不到虐待和剥削行为正在发生，”他说。

“可悲的是，在澳大利亚，我们会越来越像北美和欧洲的情况——移民工人受到极端的剥削，其极端程度在澳大利亚是无法想象的。

“但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们可能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奥布赖恩博士强调了“道德消费主义运动”在打击剥削方面的作用，认为这是消费者通过自我教育来主导自己的选择，“了解他们正在使用的产品和服务，辨识在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时的生产条件”。

“也许这意味着有些东西要更贵，”她说，因为低成本是由剥削带来的。

“这是一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文化转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曼迪和詹姆斯将会等待劳务仲裁庭的判决，等待他们遭受剥削的经历得到承认，但他们的命运和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仍然没有着落。

但无论结果如何，专家认为，今后还会有成千上万的类似案例。随着明年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和留学生的返回，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剥削将继续猖獗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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